绣娘|贵州凯里：苗绣“出圈”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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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凯里市文产办带各村绣娘代表到杭州学习参观。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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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季刀村龙飞力（左一）和其他绣娘教来自杭州的孩子和家长苗绣。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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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季刀村陈琴教来自杭州的孩子学习苗绣。受访者供图
8月4日，吃完午饭，龙飞力照旧坐在家里朝南的窗边。
龙飞力一天的大多数时间都在这里度过，戴上老花镜，一手拿起绣片，一手捏着细针。眼前这幅20厘米长， 10厘米宽的“双鱼石榴花”图案的绣片刚刚完成一半，是她5天的劳动成果。
刺绣，是这个57岁苗族妇女目前的主要生计。通过卖绣片，她现在每年有三五千元的收入。
龙飞力鲜有走出苗寨的时候，她没想到，自己十几岁就从母亲那里学来的刺绣活儿，如今可以卖钱。
2015年，贵州省凯里市制定了苗绣扶贫计划，组织贫困村的妇女进行苗绣缝制并销售。截至2019年底，凯里市已经投入400余万元，对17个村寨的2800多名绣娘开展了苗绣培训，并帮助对接资源。有600多名贫困绣娘因此获益，参与苗绣项目的绣娘每年增收数千元。
用她们会的东西帮她们挣钱
从凯里市区乘坐小巴车，一个小时可到达市区西北部的凯棠镇，镇子位于山脚下，下辖的46个苗族寨子依山而建。
梅香村是全镇海拔最高的寨子，位于养炸山半山腰。全村152户中有55户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涉及236人，属于深度贫困村。村里可耕种土地少，分摊到户基本够自给自足，青壮年差不多都在外打工。
留在村里的多是老幼妇孺。头顶发髻的老年妇女们围坐在吊脚楼下，端着未完成的绣片，一边聊天，一边悉心地码着一针一线。完成的绣片，日后会被缝在华美的盛装或者是姑娘们的嫁衣上。针线下打磨出来的图案都来自眼前，稻田里的鱼、蛙、鸭子，田野里的蝴蝶、飞鸟，山坡上的石榴花，绣片上是苗族人眼里的生活万物、喜乐生死。
贵州黔东南地区聚集着全世界半数以上的苗族人口，而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凯里，将近65%的人都是苗族，凯里因此也被称为“苗岭明珠” 。但大山里的苗寨，被一个“穷”字困住，土地稀少，产业稀缺，交通不便，年轻人外出打工赚钱，老人孩子留守老家，这是多数苗寨的现状。
“人均年收入1000多块钱，这在10年前情况普遍。 ”刘睿2012年到凯里市文化产业办公室（以下简称文产办）时，还是个门外汉，但却明显感觉到苗寨文化的极富和经济的极贫，村民手里穷，身边可以捡起来换钱的东西不多，但他看准了，妇女们几乎人人都会的苗绣是其中之一，苗绣在2006年就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用她们会的东西帮她们挣钱，算是就地取材，应该是条好路子。 ”
2015年，凯里市启动了苗绣扶贫计划， 40岁的刘睿成了负责人之一。当时凯里市下辖的166个村里，国家标准贫困村有81个，其中深度贫困村27个，建档的贫困户有16044户，涉及61516人。选择贫困村的妇女们进行苗绣产业培训，是扶贫计划的第一步。
这里需要转变，只是困于“怎么转”
2015年，梅香村成为刘睿选定的第一批苗绣脱贫计划中的5个苗寨之一，贫困、有20到50人基础数量的绣娘，这是梅香村入选的硬标准。
刘睿找到梅香村村支书顾兰花商量这件事，顾兰花颇有自信，她13岁就和母亲学习绣花，曾绣出八套华美嫁衣，闻名四邻八寨，被老人们称为苗绣“手巧”（苗语“手巧”即为“状元”）。她在凯里打过工，做过生意，后又在卫校学习，毕业后从村医做到了村支书，有手艺、有学识、见过外面的世界，她成为梅香村苗绣脱贫的带头人。分页标题
刘睿请来老师入村，顾兰花挨家挨户说服绣娘来学，姜春花是她拉来的少有的完全没刺绣基础的绣娘。
姜春花初中毕业后就到广东打工，和大多数文化程度低、家中贫困的妇女一样，打工当时是唯一也是最好的出路。到2010年前后，她每个月挣到1000多元钱，想要多挣二三百元，她得持续地加班，上夜班。不过这个数字，已经比梅香村当时的年人均收入还要多一些。
2014年，同在外打工的丈夫患上严重的胃病，俩人在积蓄刚刚够盖房的时候回到了梅香村，结束了打工生活。但收入也在这时完全中断。姜春花家被列为贫困户。
“培训时，她们都笑我，说这你都敢来？你这是绣的什么东西啊？”如今说这话时，姜春花不觉笑出了声音，她觉得自己很大胆， 32岁的年纪才缝起了苗绣第一针。但她确实没有别的办法，种地收成少，养殖需要资金投入，文化和技术都匮乏。
能不能通过刺绣挣到钱，她当时心里没底，但顾兰花三番五次劝说， “你总得试一把，家里一分钱没有，不能靠吃低保过日子。 ”
龙飞力所在的三棵树(603737,股吧)镇季刀村，也在2015年被列入第一批培训计划，村医陈琴被选定作为了培训联络人。
相比梅香村，坐落在巴拉河畔的季刀村地理位置更便利，古朴的吊脚楼靠山依次而建。陈琴很早就有了商业头脑，她在2010年将自己家改建成一间民宿，开始接待来自外地的游客，组织村民着民族服装进行歌舞表演，摆长桌宴、做苗绣展示。
但陈琴没想到，当她真正有机会为绣娘们联络到刺绣的订单时，她们会因对方的要求“高”而拒绝， “其实真的是要求高吗？不是的，人家（企业）的要求可能只是和绣娘们日常用线的配色不同，图案的要求不同，或者针脚精湛程度要求更苛刻。 ”陈琴知道，这要求并不是高，难点在于绣娘们不愿意转变的思路和习惯。
“我们所有的刺绣都是一部史书，是我们苗族历史的记录，每个绣娘都是不同的设计师，她们的审美很抽象，有自己对生活和万物的理解。你喜欢红色，她喜欢紫色，还有人喜欢绿色，都没关系。但订单，是有标准的，统一的要求，严格遵照别人的要求来，她们难以接受。 ”陈琴可以理解与自己妈妈、祖母一般大的绣娘们的想法，但她无奈的是最终她们告诉她， “算了，我不做了，我不会。 ”
陈琴在认识刘睿之前就意识到，这里需要转变，只是困于“怎么转” 。 2015年，刘睿找到陈琴，开始对季刀村的绣娘们开展起为期3年，每年4次的培训。
“蛰伏期”
“提升技艺、与市场接轨、有订单来做。 ”刘睿说，培训目标无非是这三个，提升技艺不难，苗寨妇女的刺绣手艺来自家传，传统人家为女儿缝制衣服、制作盛装、嫁衣，手艺精湛与否一目了然，老帮幼，技艺好的绣娘教技艺差的绣娘，是世代都这么做的。
但刺绣标准因村而异，因家庭而异，因人而异，同一图案的针脚数量、用线色彩，刺绣手法各不相同，绣娘们最难接纳的是“与市场接轨，按标准做工” 。
顾兰花说，曾有企业提出了定制要求，绣娘们按照企业的要求“打样” ，但几次都不符合要求，绣娘们就急了， “我们的东西就是这样，放在这里，你要觉得不好，你就走。 ”
刘睿说，在这样的情况下， “标准化”就成为培训的重点。
“出自不同人手的图案要一致，同一个边，针脚数量要相同，购买来刺绣的丝线得是同一批次，不然就算一种颜色的线，也会出现色差。课堂上讲过的‘标准化’对于绣娘们来说生涩难懂，但转化成绣片上一样的图案，相同的配色，考究的勾边，定量的针脚，她们心里便有了数。 ”
培训课后会有“作业” ，评选优秀者给予奖励。每次培训后的两个月时间里，绣娘有足够的时间完成巴掌大一块“定制”绣片，在下一次培训时参与评奖。 500元、300元、200元和100元分别作为一二三等奖和所有参与者的鼓励奖。分页标题
“这样你算一笔账，一个绣娘如果技艺好，一年光奖金可以拿一两千元，而这一两千元，除了解决她们实际的生活困难，更是为了让大家了解，原来家用的、自娱自乐的苗绣，怎么样可以卖钱。 ”
还有思维方式的转变。
刘睿告诉采访人员， 2016年，有一家企业在一个村里定制了一批绣片，但到了合同约定的时间企业来收货时傻眼了， “一个都没有，你能想象吗？企业一张完整的绣片都没见到。 ”刘睿后来了解到，绣娘们觉得之前跟企业商量好的价格偏低，不想做，于是不声不响就不做了。
2017年，为了让绣娘们更多了解服装业的流水线工艺，刘睿和上海一家知名服装企业取得联系，挑选了20名绣娘到厂实习，合同期是一年。但干了两三个月后，有绣娘不打招呼就自己回了家，理由是， “不适应上海的生活。 ”
这两件事成了绣娘培训课上的反面案例，刘睿说，大家不懂合同，不知道什么是契约精神， “你同意的价格后来反悔不做了，你这是违约！是要给人家赔钱的！”他也反思，此前对绣娘们的培训多是“顺毛哄着” ，现在遇到问题也要批评教育， “挣钱哪有那么容易的！”
除了在村里开培训课，凯里市文产办还组织各个村的绣娘们互相学习，带大家走出凯里，到贵阳、杭州参观刺绣企业。参加杭州、北京、深圳等地的文化产业博览会，并在现场让大家展示苗绣。凯里市自己也组织了博览会，邀请外地企业和厂商来参观，刘睿觉得，前期闭门培训，都是吸引机会和订单的“蛰伏期” 。
陈琴带着季刀村的几位绣娘出去过多次，她见识了大家大开眼界的样子， “待在村子里，每个人都觉得我手艺不错，我做一件衣服就要卖很高的价钱，但其实，山外有山，人外有人。 ”
女人们靠祖传手艺撑了家
2016年底，通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牵线，刘睿接到了一家知名化妆品牌的大订单，手工绣片缝制在企业发给年会嘉宾的纪念笔记本上。几个村的绣娘通力合作，苗绣换回了钱，也换来更多关注的目光。此后，更多企业来到凯里，有国际奢侈品大牌的高端定制，也有国内服装企业的合作邀约。
2014年回到梅香村的姜春花原计划休息一年就再到深圳打工挣钱，但学会苗绣后，自2017年起，她每年都能靠此收入近万元，家里也在这年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虽然这些钱和打工收入相比并不算多，但姜春花很满足，她有更多时间来照料两个孩子和已经80多岁的公婆，种菜、养鸡，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
2017年，梅香村成立了苗乡锦绣刺绣农民专业合作社，文产办给顾兰花送来几台电动缝纫机和锁边机，教会了绣娘们如何使用，把手工绣片缝制在成品衣服、包上。
在文产办、公益基金会、地区妇联等多部门的帮助下，合作社与多家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收益的60%用于社员分红， 20%用于村里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帮扶和分红，其余20%用作提升村集体经济和合作社发展金。
有订单后，除了提出要求和提供打样的绣片外，有些企业会送来统一的原材料，村里绣娘们根据家里情况，自己干活的快慢情况领一些份额，在规定的时间内做完。 “不耽误干农活，不妨碍照料老人孩子，多劳多得。 ”
2019年，合作社总共接了40万元的社会订单， 50多位绣娘每人收入一两千到八九千元不等。 2019年底，梅香村全村55户贫困户已经全部脱贫，顾兰花说，这其中，绣娘们功不可没，过去男人们眼里走不出家门的妻子、母亲，如今靠祖传手艺撑了家。
继姜春花之后，陆续又有几位在外打工的年轻妇女返回梅香村，重拾苗绣。这是52岁的顾兰花希望看到的景象，有年轻人回来，在家门口挣钱，村寨有了生机，她也希望这些在外打过工，见过世面，接触过市场的年轻妇女成为村里绣娘和外面企业的桥梁。分页标题
刘睿介绍，目前已经有5个村寨建立了刺绣合作社，文产办还组织对合作社的负责人进行了财会、管理、市场等方面的引导和培训， “我们肯定会把精力和资源继续带到下一个即将展开培训的村子，但在走之前，一定要教会她们自己造血，找订单，签订单，做订单，提交成品，所有环节都要依靠她们自己。 ”
带苗绣“出圈”
文产办扶持的三年里，是季刀村最热闹的三年，由苗绣吸引来的海内外参观者络绎不绝，订单自然也不发愁。龙飞力在家里用针线码出的绣片，最多一年带来五六千元的收入，生活有了保障，也偶尔给在外上大学的儿子一些帮助。 2018年底，龙飞力家脱贫。
对于季刀村来说，苗绣也只是脱贫的第一步。
陈琴近几年就一直在“探路” ，怎么让绣娘们的手艺被认可，更有价值。她想到了与季刀村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结合，拉着其他几位乡亲扩大寨子接待游客的规模。每年暑假，陈琴家会迎来跟随父母出游的孩子们，住吊脚楼、抓稻田鱼、生柴火烧烤，让城市里的孩子浸入原生态的苗寨生活。她还请龙飞力和其他绣娘们现场教孩子和家长苗绣。 “那些孩子别说刺绣了，连针都没有动过。 ”陈琴觉得，这些孩子眼中的新鲜事物，是苗族世代传承的文化遗迹，她想让山外面的人把苗绣带出山，带回家，带到大城市。 “可能是一些出自绣娘手的成品，也可能是孩子们自己做的小玩意，哪怕就是让更多人知道苗绣怎么做成的，也能逐渐扩大人们对传统手工技艺的认可。 ”
陈琴回忆，早在2007年，就有外国人来季刀村，以每件几百、上千元的价格收村民们祖传下来的旧盛装。有一次一位外国客人问， “这种针法你们现在还会吗？”村里妇女不论老幼都摇了摇头。那是已近失传的“双针老线绣” ，是季刀村独有的刺绣技艺，后来，还是一位已经嫁到黔南州的70岁老婆婆回季刀村探亲时说，自己儿时见过母亲绣这种针法，试着回忆和模仿，在几个月后用“双针老线绣”复制出一个旧装图案。
此后，越来越多的季刀村绣娘开始学习这种绣法，在2015年文产办组织绣娘培训后，双针老线绣成了季刀村绣娘们学习的主流。这是刘睿得到的意外惊喜， “苗绣原本有100多种绣法，现在人们会的也就20多种，大部分都失传了，没想到培训还能把技艺抢救回来。 ”
这也给陈琴不小的触动，她琢磨着把自家的旧房改造成一间苗绣展示馆，“我们寨子不大，不需要接待太多游客，但每一个来的人，都能把苗绣带出去。 ”
新京报采访人员张静姝
（责任编辑：李显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