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董一凡:抵制美国数字霸凌的“欧洲路径”

_原题为 董一凡:抵制美国数字霸凌的“欧洲路径”
美国近年来越来越多地通过网络领域和数字产业上的技术优势对外进行数字霸凌 , 常用手段之一就是通过垄断他国市场实现对数据、渠道的深度掌握 , 进而侵蚀他国数字主权和安全 。 欧盟作为全球最发达和成熟的市场之一 , 也是美国数字霸凌的受害对象 。 但欧盟通过各种政策措施 , 逐步建立了维护自身数字主权的“欧洲路径” 。
欧洲议会议员早在2016年就提出了“数字主权”概念 , 指出欧盟应通过构建共同规则来加强自身数字市场 。 随着欧盟不断加大对“欧洲主权”和“战略自主”的强调 , 构建“数字主权”以加强对数据、产业及基础设施的保护 , 防止因数字领域的脆弱性和依赖性而受制于他国 , 成为欧盟战略界讨论的热门话题 , 也逐渐形成了相应共识 。 2020年7月 ,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 , 数字领域的地缘政治意义不断上升 , “数字主权”对欧洲而言是多年来的问题 , 也伴随着重要的机遇与挑战 。 而欧洲维护“数字主权” , 主要包括了这些路径 。
其一 , 在数据流动和使用领域不断强化规则 。 “棱镜门”事件曝光了欧盟及其相关成员国领导人长期遭受美国情报部门监听的事实 , 令欧盟骤然警醒于数据流动监管松散以及不切实际地信任美国盟友潜藏的可怕后果 , 刺激了欧盟强化数据规则的进程 。
2015年 , 欧盟终止与美国长达十余年的数据交换《安全港协议》 , 启动构建欧美“隐私盾”数据交换协议的签订 。 2018年 , 欧盟正式实施被称为“史上最严厉数据监管法令”的《一般数字保护条例》 , 大幅扩大个人及企业的数据受保护范围 , 以及企业使用、迁移个人数据的要求 , 并提出全球最严厉的处罚标准 。 不久前 , 欧洲法院判定欧美“隐私盾”协议失效 , 显示欧盟同样以司法手段对相关国际协定进行约束 , 最大限度保护欧盟企业利益 。
其二 , 制定中长期的数字经济和产业发展战略 。 维护自身“数字主权”的根本仍是做大做强自身的产业与市场 , 掌握足够资源以应对经济及安全上的挑战 。
2015年 , 欧盟委员会就提出《单一数字市场》战略 , 准备对欧盟碎片化且监管规则不一的数字经济市场进行整合 , 形成有效并统一的市场监管政策 , 为本土的数字企业提供较为完善的发育环境 。 2020年2月欧盟委员会发布《人工智能白皮书》和《欧洲数据战略》 , 提出价值观、个人权利和市场价值相结合的欧洲新“数据理念” , 打造有利于促进政府、企业、研究机构、消费者等有效安全利用数据的“欧洲数据空间” , 可以说是给数据这一21世纪最富有的矿藏规定了开采准则 , 让自身企业充分汲取其中的养料 , 最终为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经济的尖端产业发展提供合理路径 。
【数字|董一凡:抵制美国数字霸凌的“欧洲路径”】其三 , 用好税收杠杆 。 欧盟国家一向热衷于对域外数字巨头征收数据使用税 , 事实上域外数字企业在欧盟开展业务 , 是以低成本甚至零成本获取数据这一最优质的资源 , 而传统意义上的公司税等企业税种 , 远远不能满足政府分享数字企业发展红利的需要 。 2016年以来 , 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就提出收取“谷歌税”的做法 。 而2020年以来 , 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英国等国的数字税法规已经正式落地 。 同时 , 法国推动整个欧盟主导和推进经合组织建立其数字税相关国际规则 , 逐步收取数字税的议程上升到国际层面 。
欧盟这一做法顺应了数据从跨国界的肆意开发到民族国家争取管制权的发展进程 , 域外企业在欧经营也将因此付出应有的成本 。
其四 , 欧盟加强对网络信息的有效监管 。 “互联网并非法外之地”已在全球层面被越来越多地接受 , 社交网络信息传播的放任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层面上已经带来一定风险 , 欧洲过去遭遇的恐怖袭击事件背后往往有着恐怖组织利用社交网络传播极端思想的阴影 , “剑桥分析”事件暴露了社交网络信息推送对主权国家国内政治生活的影响甚至操纵效应 , 甚至近年来欧盟民粹主义抬头背后也有极端思想言论在互联网散播的影响 。
为此 , 欧盟及其成员国逐步加强网络信息监管 , 比如法国在屡遭恐袭后提出社交网络应监管极端内容 , 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多次就管控乃至删禁极端内容去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进行听证 , 欧盟对外行动署也成立专门下属机构 , 调查互联网虚假信息对欧洲内部政治的影响 , 这些做法都是强化欧盟对数据和数字空间治理 , 从信息传播出发维护政治和社会安全的重要举措 。
可以说 , 欧洲在全球技术引发的地缘政治变局中保持极强的战略敏锐性 , 并且充分发挥着其规则塑造能力 。 虽然并非创立监管规则就足以提升市场和技术实力 , 但维护数字主权的“欧洲路径”仍为世界其他国家防控数字霸凌以及对跨国数字企业进行合理和有效监管提供了启示 。 (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