聋人语言学博士曾被视为“异类” ， 直到重新选择
可不可以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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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璇在讲解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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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聋哑学校的教学楼上写着“无声也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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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璇(左)与聋哑学校老师用手语交流
郑璇是励志人生的模板 。
她两岁失去听力 ， 经过漫长的口语康复训练 ， 考入武汉大学 。硕士毕业后 ， 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 成为中国首位聋人语言学博士 ， 在大学任教 。
在聋人的世界里 ， 努力去用口语实现交流 ， 是多数人心目中最理想的状态 。相较之下 ， 手语被戴上了耻感的帽子 。看到郑璇 ， 很多家长有了信心 ， “我的孩子也许一样可以能说会道 ， 上大学 。”
但郑璇却并不想成为家长们追捧的“康复明星” 。
漫长的口语康复训练中 ， 她经历了太多孤独与艰难 。在聋人和听人(注：聋人对健全人的称呼)世界之间 ， 郑璇遭遇了身份认同危机 ， 两个群体一度都把她视作“异类” 。
成年之后 ， 一直小心翼翼使用口语 ， “躲在”正常人世界里无比压抑的郑璇 ， 重新做出了选择 ， 她开始“放下”口语 ， 学习手语 ， 也真正找回了自己 。
“手语是一种可能性 。我们的人生可以有另外的选择 ， 我们拥有选择不说话的权利 ， 哪一种选择都不是错误的 。”
努力靠近正常人
每年 ， 都有很多家长来找郑璇 ， 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复制那个“努力靠近正常人”的故事 。
郑璇一度把失聪归咎为两岁时错用了药物 ， 后来才知道 ， 自己本就携带致聋基因 ， 患有“大前庭导水管综合症” 。多年来 ， 她的听力不断下降 ， 目前已跌至100和120分贝 。但比起先天聋儿 ， 她依然是幸运的 ， 失聪时积累了一点口语基础 ， 属于语后聋 ， 这是实现更好康复训练的前提 。
家人尽最大可能让郑璇回到“正常世界” 。为了方便她跟读儿歌 ， 买了双卡收音机 ， 在上世纪80年代 ， 那是一件奢侈品；外婆为照顾她 ， 提早退休 ， 在海军服役的父亲放弃提干转业回了家；在她3岁时 ， 家里又托人到香港买了几百块的盒式助听器 。他们以郑璇为中心 ， 从“a、o、e”开始 ， 一点点把知识“吼”到了她的世界 。
坐在小板凳上 ， 无数次重复发音 ， 这是郑璇对童年最深刻的记忆 。父母口型夸张地靠近她耳边大喊 ， 她记得气流喷到脸上不舒服的感觉 。一个词一个词重复 ， 偶尔淘气一次 ， 说话声音忽大忽小逗大人玩 ， 那个词她就要读上百遍、千遍 。
“那是很烦躁的记忆 ， 感觉像在训练鹦鹉 。”Z、C、S的发音她学了大半年时间 。妈妈原本腼腆、害羞 ， 在抚养她的过程当中 ， 逐渐变成了讲话声音特别大的人 。
从小学开始 ， 郑璇一直就读于普通学校 ， 努力让自己“更像正常人” 。她尽可能依靠助听器听 ， 听不清楚就模仿 ， 她时刻睁大眼睛观察身边的人 。小学老师开玩笑说 ， 郑璇听课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自己 ， 恨不得把她吃掉 。
刚上一年级时 ， 郑璇经常不知道老师让做什么 。在数学课上 ， 看见同桌拿出一捆小棒 ， 她也默默从书包里拿出来 ， 配合老师的板书猜出来是要算数 。“当时我太小 ， 助听器没声音了 ， 听不清楚了 ， 都不知道怎么去表达 。”
音乐老师教大家唱歌 ， 她完全不明白 ， 只好学着别人乱动嘴巴 。回到家 ， 她模仿歌词的发音问爸爸：“‘抱我’到底是什么？”这才知道完整的歌词应该是国歌里的“冒着敌人的炮火” 。分页标题
很多时候 ， 她都在忍 ， 装作听懂了一样 。她尽全力消化落到自己身上的各种困难 ， 让自己看起来像其他人一样好、一样完美 。高考前最后一次模拟考试 ， 她考了全区第一 。
但“靠近正常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教室的黑板上常写着“聋子”两个字；门框上放着扫把等着她推门；助听器也被抢走过……高中的时候 ， 一个学期三个同桌要求和她分开 。她性子闷 ， 不喜欢讲话 ， 喜欢笔谈 ， 同学大多觉得靠写字交流太麻烦 。
从隐匿到接纳
现在的郑璇泰然了许多 ， 和人见面 ， 她不避讳自己聋人的身份 。第一次见面时 ， 总会提醒对方要站在她的左边 ， 因为只有左耳还残留着一点高频段的听力 。如果是在餐厅这样的公共场合 ， 嘈杂的环境影响助听器的功效 ， 她也会侧过脸示意 ， 让对方再重复一遍说过的话 。
这是一个从隐匿到接纳的过程 。
上大学之前 ， 郑璇从没接触过聋人同伴 。她按部就班地让自己躲在“正常人”的世界里 ， 总带着个随身听 ， 随时录音、纠正、重复 ， 希望自己的声音和别人没什么区别 。她的语音、语调越来越自然 ， 但直到考上了只招收25个人的武汉大学国家人文科学实验班 ， 她依然在努力融入 ， 也依旧自卑 。
室友是校电视台的主持人、辩论队的辩手 ， 郑璇羡慕人家能说会道 ， 形象好 ， 还有男朋友 。室友为她介绍了外校的男生 ， 见面时 ， 她不敢开口 。为了避免尴尬 ， 室友一直活跃气氛 ， 男生喜欢上了她的室友 。“那时候 ， 情绪特别不好 ， 极度自卑 ， 甚至会把水整个浇到自己的头上 ， 几次想过退学 。”
郑璇试着拯救自己 ， 在“聋人在线”论坛上认识了第一个聋人朋友 。他们在武汉大学门口的草地约见 ， 她跟着对方学习手语 ， 第一次不用努力开口说话 。他们用手机打字 ， 加上表情、动作 ， 依然可以拼凑出对方的意思 。学了什么她已经忘记 ， 那一个小时的快乐是之前的人生中少有的 ， 她看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 。
在这之前 ， 郑璇经常因为没听清楚别人的话感到抱歉 ， 觉得丢脸 。“认识他以后 ， 我第一次明白 ， 听不到不是我的错 。我们是聋人 ， 本来就是这样 。”
聋人朋友介绍郑璇加入了湖北省残疾人艺术团 ， 她认识了更多聋人 ， 也了解了聋人世界的“规则” ， 这是一个让郑璇亲切、好奇的圈子 ， 但被“边缘”的感觉依然跟着她 。
她曾经因为在网上的一句评论引来了非议 ， 郑璇当时写道：“只要我们聋人足够努力、足够优秀 ， 也可以找到健全人作为终身伴侣 。”她没有意识到这话的意思是在说聋人不比听人 。别人指出来 ， 她才发现成长在听人环境中的自己思维一时很难改变 。
在残疾人艺术团排练时 ， 她一度想不明白 ， 为什么有的聋人开始对她很热情 ， 后来突然变得冷淡 。后来才知道 ， 有一次 ， 聋人指挥老师用手语跟大家说事情的时候 ， 她转头和正好进门的听人老师打了招呼 ， 视线移开 ， 忽略了手语 ， “他们觉得我不想跟聋人交流 。”
回到“听人”的世界 ， 郑璇也觉得不适应 。导师让她在本科生的课上讲讲自己的论文 ， 她不想上台 ， 开口讲话都变得艰难 。即使别人说她发音很好 ， 她还是会留意每一句话 ， 一个音发得不完美 ， 就会很痛苦 。
在两个圈子间的矛盾与挣扎一度体现在身体上 ， 郑璇大病一场 ， 请假回家休息了几个月 ， 才回到学校 。
与一个美国学弟的偶然一次交流让郑璇从困顿中走了出来 。学弟是一位中国通 ， 他的手语很好 。“Identity crisis” ， 郑璇第一次听到了“身份认同”这个概念 ， “他告诉我很多聋人在成长过程当中都会经历这样一个时期 。我当时好像就豁然开朗了 。原来这是一个文化现象 ， 不是我一个人会碰到的 。”
在这之前 ， 郑璇一直觉得自己是那个潜藏在听人中间的异类 ， 长期压抑的日子让她厌倦 。她问自己 ， “我可不可以完全放弃听人的身份 ， 接纳作为聋人的自我？”她给导师写了一封邮件：我可不可以不说话 ， 用手语表达 。导师回复：当然可以 ， 你可以选择你觉得舒服的生活方式 。现在回想起来 ， 她说那是心里的一道坎 ， 只有彻底“放下”口语 ， 手语才会精进 ， 才能真正体会无声世界的感觉 。分页标题
选择不说话 ， 也会很快乐
博士毕业以后 ， 她到重庆师范大学任教 ， 除了带课之外 ， 还担任近80个聋生的班主任 。当郑璇终于完成了自我重新认知后 ， 她遇到越来越多前来咨询的聋生家长 ， 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 ， 能重复郑璇曾经走过的那条路——变得口齿清晰、能说会道 。
【聋人|聋人语言学博士：选择不说话，也会很快乐】听力障碍已经成为我国第二大出生缺陷疾病 ， 其中0-6岁儿童超过80万人 ， 且每年新增3万聋儿 。郑璇说 ， 目前 ， 聋儿家长往往只能从医生那里得到建议：“送康复中心吧 。”“去做人工耳蜗吧 。”他们没有机会见到各种各样的成年聋人 ， 了解更多聋人的成长故事 。他们不知道其实手语也是一门语言 ， 学会手语同样可以实现沟通 。
口语康复一旦因为某种原因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 ， 就会导致聋孩子的第一语言迟迟无法建立 ， 认知、智力和社会性落后于常人 。郑璇不想成为家长们追捧的“康复明星” ， 这条路有太多坎坷 ， 成功又取决于很多因素 。她自己的口语康复有诸多前提——有残余听力 ， 及早使用了助听器 ， 父母几乎牺牲了自己的生活 ， 全身心地投入到她身上 ， “虽然现在的康复技术有所提升 ， 但也不是百分百可以复制的 。”
“你猜这是什么意思？”郑璇左手比划着数字六 ， 右手食指和中指并在一起 ， 放在六的中间轻轻划动 。她解释 ， 在手语里 ， 六的手势代表“人” ， 伸出剑指是“刀” 。刀在人身上切割 ， 就是做手术的意思 。在一家萦绕着重庆人高亮声音的餐厅里 ， 郑璇不断变换手势 ， 打出了从地名到情感 ， 各种不同的表达 ， “在这种环境中 ， 如果我们都会手语 ， 就不用大家一起扯着嗓子喊 ， 对不对？”
这是郑璇的美好愿景 ， 但在现实中 ， 手语依然被一些人与“耻感”画上等号 。尽管手语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有了六十年历史 。
在郑璇接触的一些家长中 ， 许多人耻于让孩子打手语 ， 而是让孩子年复一年完成枯燥的口语训练 ， 唯一的目标就是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正常人” ， 有的“上岸”了 ， 有的明明看不到效果 ， 还不甘心地坚持着 。
在重庆聋哑学校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周训洪记得 ， 曾有家长直接找到学校 ， 不让教孩子手语 。
这所学校唯一的聋人老师雷鸣 ， 则是在孩子时就被手语折服 ， “手语很美 ， 它是有灵魂的 。家里面要求我说口语 ， 但在说的过程中一直受挫 ， 我就想用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 。”学手语后 ， 雷鸣觉得自己到了新世界 。她觉得不用逼着自己开口说话就很快乐 。
郑璇说手语本质上就是一种视觉语言 ， 更直观、形象 ， 简洁 。她希望更多人认识手语 ， 并不代表她排斥口语 。“如果能学会口语当然是很好的 ， 但如果学起来很困难 ， 或者不具备学习条件 ， 那也不用逼自己 。即使口语康复得很好 ， 同时学习手语 ， 多掌握一门语言 ， 多一种沟通方式 ， 又有什么关系呢？”
手语是一种可能性 ， 聋孩子的家长应该知道人生还有另外的选择 ， 不独有口语一条路 。郑璇的观点是 ， 在聋人孩子还没有选择能力的时候 ， 尽可能地让他多接触各种语言 ， 把每条道路都指给家长看 ， “双语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 ， 常常表现出特别的优势 。长大让他们自己做决定 ， 哪种选择都没有错 。”
不说话 ， 然后呢？
郑璇把重拾手语视作找回自己的那把“钥匙” ， 但即使在聋人群体内部 ， 对于这样的方式也存在分歧 。
聋人群体构成多元 ， 包括手语使用者(以手语为第一语言的人)、口语使用者(以口语为第一语言的人) ， 还有就是像郑璇这样同时掌握两种语言的人 ， 她因此总会陷入两难的境地 。手语使用者和口语使用者互不认可 ， 两者之间的分歧是聋人群体间长久存在的问题 。
会说话的聋人不认同手语 ， 认为只要有一丝的可能学会口语 ， 就必须要牢牢抓住它 ， 让自己回到“正常” ， 手语能不学就不学 。但对于手语使用者来说 ， 他们认为作为聋人 ， 手语就是群体的标志 ， “这是一种身份象征 。”分页标题
郑璇想要找到那个平衡 ， 但发现往下走很难 。双方的问题她都明白 ， “用手语的人为什么会对用口语的人不满？他们作为语言的少数群体 ， 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 即使是手语翻译有时也不能准确传递他们的意图 。表达需求长期被压抑 ， 他总会爆发 。而对于口语使用者来说 ， 说话意味着能靠近主流的听人世界 ， 会有很多便利 。而这种机会是手语使用者即使很有能力也往往无法获得的 。”
即使选择不说话 ， 这之后的路怎么搭建 ， 也并不容易 。
前几年 ， 市面上流传最广的手语工具书是《中国手语(上下修订版)》 ， 由中国聋人协会在2003年编写 ， 俗称“黄皮书” ， 两本书总共只有5600多个词 。郑璇说 ， 书的实用性不高 ， 聋人群体其实并不认可 。“有很多词 ， 人为设计的痕迹很明显 ， 离聋人的语言太远 。其实就像小时候学英语 ， 我们学的是Chinese English 。”
相较之下 ， 聋人间所通用的手语 ， 语法顺序不同 ， 词汇量也更丰富 ， 而形成年代甚至可以追溯到1887年中国第一所聋人学校的创办 。而且各地的手语也有方言 ， 武汉手语、重庆手语、上海手语都有词汇上的差异 。
聋人群体的手语大多是从生活与人际交往中逐渐习得的 。郑璇也是来重庆以后 ， 到聋人群体中做田野调查时 ， 才知道当地的“朝天门”、“校场口”用手语怎么表达 ， 也第一次发现老人的手语和年轻人有极大的词汇差异 。“有很多地道手语的打法都要一点一点从社会上采集回来 ， 再进一步去研究 ， 其实还没有被系统的挖掘出来 。”
2018年5月 ， 《国家通用手语常用词表》发布 。这本书的编制过程中 ， 聋人有了更多的参与 ， 但郑璇说 ， 许多常用的词语仍然没有收录 ， 书中的某些打法在聋人群众中也还存在争议 。
另外一些必备的条件也有待解决 。在重庆聋校 ， 雷鸣仍然是唯一一位聋人老师 ， 大部分听人老师都是在来到聋校以后才开始学手语 。学校也想招聘更多的聋人老师 ， 但编制问题一直无法解决 。因为编制意味着要有教师资格证 ， 考资格证包括普通话考试 ， 这对于聋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 。虽然现在政策有所松动 ， 以手语测试替代普通话成绩 ， 但实际操作依然很难推进 ， 雷鸣在重庆聋校工作十年 ， 该考的试都过了 ， 但几次申报教师资格证都失败 ， 至今依然是编制外人员 。
2020年 ， 郑璇有了新的开始 。北京师范大学特教系聋教育方向一位老师退休 ， 他们向郑璇发出了邀请 。调任北京后 ， 郑璇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手语和听障教育 。过去几年 ， 郑璇一直很忙 ， 到北京 ， 让她有了更多时间专注科研 。她也相信这或许是一个可以做出更多改变的机会 ， 为那些“选择不说话”的聋人和他们的家庭 ， 找到一条更宽阔、更平坦的道路 。
文/本报采访人员 梁婷
【编辑:房家梁】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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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聋人|聋人语言学博士：选择不说话，也会很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