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齐鲁牵手岭南演绎汉风遗韵


_本文原题:齐鲁牵手岭南演绎汉风遗韵

山东|齐鲁牵手岭南演绎汉风遗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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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宝石铜带钩(山东博物馆藏)

山东|齐鲁牵手岭南演绎汉风遗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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鎏金铜熏炉(齐文化博物院藏)

山东|齐鲁牵手岭南演绎汉风遗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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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齐鲁牵手岭南演绎汉风遗韵】
汉 鹤踏龟背铜博山炉
(济南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戴华刚
史载 , 汉武帝统一南越后 , 凭借海路拓宽海外贸易规模 , 兴起了海上交易之路 , 一条以徐闻港、合浦港等港口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成就了世界性的贸易网络 。 有趣的是 , 在这条史诗级的海路上 , 原本相隔甚远的山东与岭南都是重要节点 , 人们不禁好奇:汉代的山东与岭南 , 这对小伙伴彼时之间是如何往来呢?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近期线上、线下同步推出的特展“齐鲁汉风”可以揭晓答案 。
据传 , 汉武帝曾7次东巡海上 , 大力开发海洋交通 。 展览中一件魏家庄汉墓出土的鹤踏龟背铜博山炉 , 描绘了一只仙鹤立在龟背上的形象 , 造型精巧别致 。 在古代传说中 , 蓬莱、瀛洲等仙山由巨龟背负着在海上漂浮 , 仙鹤则是仙山上常见的灵物 。 这些都体现了汉代时期山东开放的海洋文化 。 而海洋文化的交流互通 , 往往比陆上交流更为便捷、多元 。
354件精品文物里 , 一件出自山东的裂瓣纹银豆 , 便与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出土的银盒造型极为相似 。 这类裂瓣纹银盒或银豆 , 通常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传播有关(裂瓣纹又称蒜头纹、花瓣纹 , 是西亚传入的纹饰) 。 从造型和材质等方面评估 , 这两件银器很可能是同一批货 , 从海外输入中国之后被分销到不同的地区 , 且都成了王室珍藏 。 至于豆与盒的不同造型、盖钮和器座的加装 , 大约是因为根据山东、岭南两地的民俗特色和使用者需求 , 进行了本地化加工 。
岭南与山东 , 虽然相距千里 , 但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中都居于重要的地位 。 通过展品比对鉴赏 , 也有助于加深理解中华“大一统”历史进程 。
就拿玉器来说 , 先秦时期 , 组玉佩是人们最重视的佩饰 , 其长度是贵族地位尊卑的象征 , 身份越高 , 组玉佩越长 , 行走时步子也越小 , 时人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贵族的风度 。 到了汉代 , 已不讲求大贵族必须小步慢行的周礼 , 因此 , 虽然山东许多大墓中的玉器出土不少 , 但组玉佩并不多 , 而南越王墓在这方面颇具战国余风 , 出土了不少精致的组玉佩 。 又如济南汉墓主人面部盖有玉片制成的玉覆面、枕虎首玉枕 , 对比南越王赵眜的丝缕玉衣 , 就能摸清汉代丧葬习俗的很多重要细节 , 以及玉葬文化一脉传承的多个方面 。
最具特色的葬玉器物是“玉覆面” , 最早出现于西周 , 用各种玉料对应人的五官及面部其他特征制成饰片 , 缀饰于纺织品上 , 用于殓葬时覆盖在死者面部 , 以示尊崇 , 后人称为“玉葬” 。 展览中的“玉覆面”与众不同之处便是它的做工——全面玉片没有一处打孔 , 据研究员推断 , 该玉覆面可能是通过缠绕缝缀 , 或使用黏合剂粘到织物上 , 这大概是墓主人有所忌讳 , 可能是怕灵魂从孔中逃走 。
“玉覆面”的升级迭代品则是南越王博物馆的“丝缕玉衣” 。 汉代 , 玉衣成了皇帝和贵族的专用敛服 , 汉代文献称为“玉匣” 。 《后汉书·礼仪志》记载:皇帝使用金缕玉衣 , 诸侯、第一代列侯、贵人、公主使用银缕玉衣 。 但在西汉时期 , 玉衣的等级制度还没形成 , 如中山靖王墓出土的刘胜与窦绾的玉衣 , 就是金缕玉衣 。 这时候古人可能只重视玉 , 至于缕线所用材质 , 并不看重 。 作为地处岭南的南越国 , 与西汉中央若即若离 , 在制度上效仿西汉 , 又不经意间保持距离 , 显示南越国与西汉的非君非臣关系 。分页标题
除了海上航道 , 汉代山东的商贸和文化交流主要靠陆上丝绸之路 。 秦汉时期的陆上丝绸之路如火如荼地开展 , 以华夏为中心点向各民族各区域拓展 。 其中 , 与华夏进行商贸交流密切的有安息国 , 为当时西亚地区最强大的国家 。
《史记·大宛列传》载 , 安息“其属小大数百城 , 地方数千里 , 最为大国” 。 在公元前115年以前 , 汉与安息之间尚未建立正式的官方关系 , 但民间的商贸往来、物资流转应该存在 。 《大宛列传》记:“初 , 汉使至安息 , 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 。 东界去王都千里 , 行比至 , 过数十城 , 人民相属甚多 。 ”从出土文物看 , 与安息的来往不晚于公元前3世纪后期 。 这不仅有青州西辛出土的安息银器 , 还有山东临淄商王村1号战国晚期墓出土的铜蒜头壶作为佐证 。
蒜头壶作为秦文化的代表性器物 , 始于战国晚期、流行于秦至西汉晚期 , 以壶口造型似蒜瓣得名 。 据称 , 壶口蒜瓣式凸起采用锤揲工艺 , 该工艺在公元前2000多年的西亚及中东地区出现并臻至成熟 。 在从西亚到中原的流播过程中 , 蒜头壶的圈足逐渐变高 , 腹部逐渐变扁 , 纹饰也逐渐中原化 , 加入了许多新颖的形式 。 西汉中期以后 , 蒜头壶逐渐消失 。 但作为一种文化的特有器物 , 蒜头壶是断定秦人墓葬以及秦汉墓葬分期的一个重要依据 。
蒜头壶很常见 , 展览中一件山东临淄商王村1号墓出土的铜蒜头壶 , 却甚为特别 。 其器口处铸出一圈交错凸瓣纹 , 与通常所见仅饰以一圈“蒜瓣”的做法大相径庭 。 其壶口“蒜头”形纹饰似不是锤揲所制 , 更像是铸成 , 因为“蒜头”形的瓣瓣凸起 , 瓣之间的交错衔接 , 更像用模具铸造 。 另外壶身鎏金 , 辅首装饰这样的工艺更接近于“中国制造” 。
外来文明的输入不仅体现在蒜头壶上 , 还体现于展览中的马具金银器上的鸟兽图案、鎏金虎头饰件等 , 这些在中原地区各时期主体纹饰里属于罕见题材 , 鸟兽与虎头的造型与北方草原乃至中亚地区的个别图案相似 , 鸟兽与虎头分别与鹰隼和玄熊对应 , 疑为与西亚、欧洲工艺文明传入中土有关 。
开放的海洋文化、厚重的陆地文明 , 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造就了汉代齐鲁文化的大气磅礴、气象升腾 。 历史虽远去 , 但至今让人念念不忘的艺术珍品 , 其细微之处正彰显“中国制造”的世界地位和无穷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