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人类主义|当永生和逆龄近在咫尺，有多少人真的会冷冻自己？ |超人类主义者|蒂

_本文原题：当永生和逆龄近在咫尺，有多少人真的会冷冻自己？
伊藤穰一（Joi Ito）是《连线》杂志“Ideas”专栏的撰稿人，他跟《连线》的关系可追溯至杂志创刊。他曾跟杰夫·豪（Jeff Howe）合著《爆裂:未来社会的9大生存原则》（Whiplash: How to Survive Our Faster Future）一书，现为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MIT Media Lab）的主任。 1990年的夏天，我在东京六本木经营着一家颇有些出格的夜店。我深深地沉浸在由科幻小说和迷幻药物推动的全球赛博朋克文化中，希望将这场快速扩张的后人类主义运动在东京这个节点连入网络世界。
日本的这场运动更多地聚焦于电子游戏和多媒体，而不是迷幻药物和其他致幻剂。上世纪60年代反主流文化的教父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支持迷幻药物，对任何致幻事物都饶有兴趣，他很希望更多地了解日本的赛博朋克文化。蒂姆把日本青年，包括当时24岁的我，称为“新物种”（The New Breed）。他对我亦师亦父，我们开始一起写作一本关于“新物种”的书，开篇便是“内向探索、激发热情、接管控制” ，这句口号源自蒂姆那句著名的“激发热情、内向探索、脱离体制” 。我们没能写完那本书，但一起度过了不少时间。（我应该翻找一下旧时的笔记，把书写完。）
蒂姆把我介绍给他在洛杉矶和旧金山的朋友，这些人集美国上世纪60年代反主流文化之大成，其中也有一些传统的新世纪人物：嬉皮士、赛博朋克以及超人类主义者。
在20岁出头的时候，我是一个热切的技术乌托邦分子，幻想着有朝一日自己能够永生不死，以冷冻睡眠状态飞向太空，然后在某个遥远的星球上醒来。或者，也许我还可以把自己的大脑上传到一个计算机网络当中，成为某种星际超级大脑的组成部分。
真是美好时光，那些过去的好日子啊。而对一些人来说，至今依旧如此。
至少从《吉尔伽美什史诗》（The Epic of Gilgamesh）开始，我们人类就一直渴望着永生。在希腊神话中，宙斯把永恒的生命赐给黎明女神厄俄斯的凡人情人提索奥努斯，但厄俄斯忘了为他祈求永恒的青春。提索奥努斯不断衰老，求死不得。今时今日听到延长生命的说法，我常常感到困惑，甚至觉得沮丧。我们谈论的是永恒的青春，还是永恒的衰老，抑或是在2000年后解冻低温冷冻的大脑，然后在未来的外星人动物园里展示？
【超人类主义|当永生和逆龄近在咫尺，有多少人真的会冷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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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永恒生命的最新热情主要不是来自充斥迷幻药物和扎染图案的反主流文化，而是源于这样一种信念，即认为技术将增强人类，并让人类获得永生。如今的超人类主义运动，有时候被简称为“H+” ，涵盖了广泛的问题和多样化的信仰，但永生的概念——或者更准确地说，逆龄（amortality）——一直是核心宗旨。超人类主义者认为，技术将势不可挡地消除作为致死原因的衰老和疾病，死亡将被转化为意外或是自愿身体干预的结果。
随着科学不断进步，随着逆转衰老和消除疾病成为可能，曾经看上去像是科幻的东西正变得越来越真实，从而把超人类主义运动及其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从疯狂的亚文化转变为由金钱和技术驱动的硅谷式“射门” ，它更多的是一种实用的“对冲” ，而不是其前身的科幻梦想。
超人类主义可以追溯至上世纪60年代的未来主义者，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作家FM-2030 。随着基于计算机的新技术开始发展成为一场可与工业革命相媲美的革命，马克斯·莫尔（Max More）将超人类主义定义为：通过意识“上传”这类科技进步成为“后人类”的努力。他发展出了自己版本的超人类主义，并将其命名为“有序主义”（Extropy）。莫尔和汤姆·莫罗（Tom Morrow）共同创建了有序主义研究所（Extropy Institute），该机构的邮件列表在互联网的赛博朋克时代催生出了一个有序主义者社区。该社区的成员对人工智能、人体冷冻、纳米技术和加密无政府主义等话题进行探讨，其中一些人重返超人类主义，创建了一家现在名为Humanity+的机构。随着科技革命继续进行，有序主义者和超人类主义者开始积极试验通过技术实现逆龄的能力。分页标题
事实上，蒂莫西·利里曾计划让阿尔科生命延续基金（Alcor）冷冻他的头部，从而保存他的大脑，以及他的幽默感和独一无二的智慧。 1996年他去世的前夜，我正好拜访了他。在死亡临近的时候，阿尔科团队把各种奇奇怪怪的冷冻设备搬进房间，那副阵仗吓坏了他。最后，他选择了“把我的骨灰送入太空” ，这种归宿在我看来似乎也更加合适。朋友们也都分到了他的一些骨灰，一时间得到蒂莫西·利里的骨灰竟成风尚。每次跟超人类主义者交谈，看到他们挥舞着拳头，写着“请在我死后冷冻我”的阿尔科手镯哗啦作响，蒂姆的事情都会让我想知道：有多少人会真的冷冻自己？
那已经是20年前的事情了，在技术乌托邦主义盛行的年代，甚至连我都满心乐观，而在那之后超人类主义和有序主义的运动（乃至媒体实验室）都已经变得更加清醒。尽管如此，随着科幻让位于真正的科学，人们不再惊呼“哦，我的天，要是……就好了” ，而开始争论何时以及如何实现。同时随着这场运动从嬉皮士圣地海特-阿什伯里转移到科技中心硅谷，扎染图案和念珠也消失殆尽，代之以技术人员的T恤衫。正如通往地狱的道路由善意铺就，将我们引至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和披萨门阴谋论的道路也是由乐观主义和不作恶的誓言铺成的。
哈佛大学的著名遗传学家乔治·丘奇（George Church）曾告诉我，生物工程技术取得突破的速度如此之快，我们无法预测它们未来会如何发展。低成本的基因编辑技术CRISPR正在改变我们设计和编辑基因组的能力，全然出乎人们意料；专家曾认为这不可能做到……直至事实证明并非如此。下一代基因测序技术的价格正在下降，速度快过了芯片领域的摩尔定律。在很多方面，生物工程的发展速度要比计算技术更快。丘奇认为，逆龄和逆转衰老会看似很难且问题重重……直到情形突然转变。目前，他正利用基因疗法在狗身上试验逆转衰老，这种疗法已经在小鼠身上取得成功。丘奇认为，在9大类对抗死亡和衰老的方法中——基因组稳定、端粒延伸、表观遗传学、蛋白质抑制、热量限制、线粒体研究、细胞衰老研究、干细胞耗竭研究、细胞间通讯——该疗法的潜力最大。
丘奇的研究只是重要的发现之一，这些发现给予我们希望，即有朝一日我们能够理解并有可能逆转衰老。我的猜想是，我们将大幅延长乃至完全消除“自然寿命”的概念，尽管我们并不能准确预测会在什么时候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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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意味着什么呢？
某种事物在技术上成为可能，并不意味着它们在社会上可行甚或受到欢迎，仅仅因为我们能够做，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做（因为我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和看到，一些技术没有像开发者设想的那样成为美妙的乌托邦工具，而是堕入了黑暗面）。
人类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和弹性，我们似乎总能很快适应几乎所有的技术变革。不幸的是，我们的问题并非都是技术性的，而我们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真的很糟糕。即使是那些我们自认为已经得到解决的问题，比如种族主义，仍在不断演化并变得更加顽固，就像形成耐药性的病原体一样。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认为保持乐观和热情，以及推进理解的边界以改善人类状况，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但在某些争论中已经出现了一种宗教论调，甚至有人创建了所谓的“未来之路”（Way of the Future）教会，其教徒认为“‘超级智能’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 。正如尤瓦尔·赫拉利（Yuval Harari）在《未来简史》这本书中写道：“新技术杀死旧神，并孕育出新神。 ”当年马丁·里斯（Martin Rees）爵士（现在已经是勋爵）曾对着包括我在内的一群人讲述过一件事，是关于他接受加州所谓的“消灭非自愿死亡学会”访谈的情形。该学会的成员表示，他们可以在里斯死亡时把他放到一个冷冻储罐当中。里斯礼貌地表示，他宁愿死也不希望被深度冷冻，这些人把他称为“死亡主义者” 。分页标题
超人类主义者的一个论点是正确的，你每次服用小剂量的阿司匹林（或接受心内直视手术），都是在进行干预，去提升和延长自己的生命。他们认为，很多现代医学疗法跟追求永生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一个程度问题。我倾向于认同这一观点。
然而，我们可以清楚地想象出逆龄的危险。独裁者会无限期地掌权吗？如果教师从不退休，大学要如何运作？地球人口会多到爆炸吗？是不是富人才能享受无尽的生命，而穷人会被强迫永远劳作？显然，我们的很多社会和哲学体系将会崩溃。早在2003年，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就在《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Our Posthuman Future: Consequences of the Biotechnology Revolution）这本书中向我们警告了延长生命的危险，并解释了生物技术如何带领我们进入存在灾难性后果的后人类未来，即便那些技术都是善意的。
我觉得，我们不大可能在短时间内把自己的意识上传到计算机。但我确实认为，挑战“人之为人”意义的变革即将到来。哲学家尼古拉·丹耶洛夫（Nikola Danaylov）在他的《超人类主义者宣言》（Transhumanist Manifesto）中说：“我们必须尊重宇宙中所有知觉实体的自主权和个体权利，包括人类、非人类动物、任何未来的人工智能、经过修改的生命形式，或其他智能。 ”这听起来很好也很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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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尼古拉还在宣言中写道：“全世界的超人类主义者联合起来，我们失去的只是生理躯壳，获得的将是永生不朽。 ”我觉得这听起来就有点可怕了。我跟尼古拉谈及此事，他指出这份宣言是之前撰写的，他的立场已经变得更加微妙。然而，他的很多同侪仍然像以往一样激进。我认为，超人类主义，尤其是它在充满活力的硅谷拥有强大而热情的群众基础，应该进行一次彻底改革，以使其能够获得更多关注，并融入我们复杂的社会系统当中。与此同时，我们需要帮助社会中那些被“落在后面”的人迎头赶上并参与进来，而不是受制于即将到来的技术变革。既然超人类主义者已经走到今天这一步，他们有必要把我们的幻想变成一个负责任的现实。
就个人来说，我仍然梦想着通过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在未来活得精彩，但我也希望那个未来能够解决社会不公平问题、保留我们自然系统和本土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而不是像很多科幻作家和未来主义者描绘的那种单调而又枯燥的未来。蒂莫西·利里总喜欢提醒我们记得自己所传承的嬉皮士精神，也就是对多样性和自然的崇尚，我再一次听到了他的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