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书|《中国丛书综录》对中国古籍目录索引的贡献 |子目|古籍|目录|

_本文原题：《中国丛书综录》对中国古籍目录索引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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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丛书综录》是20世纪以来中国最具影响的大型古籍检索工具之一，其贡献表现在：搜罗宏富，创丛书目录之最；子目分类，开丛书专目之先河；著录详明，解中国目录学久悬之矛盾；检索方便，辟古籍索引之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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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国庆前夕，刚四馆[1]合并不久的上海图书馆迎来了一件大喜事：该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的献礼项目——《中国丛书综录》(第一册总目) ，经过一年三个月的艰苦奋战，得以如期出版。 “九月三十日，第一部书装成，所方(指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即组织锣鼓队往上图报喜，顾(廷龙)馆长率馆员在门首迎接。 ”[2]其后，第二册(子目)、第三册(索引)分别于1961年7月、1962年12月相继问世。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检验，这部反映中国41家主要图书馆所藏的2797种丛书、7万多条子目共计752万字的大型古籍书目，以其搜罗宏富、著录详明、分类得当、检索便捷而赢得了海内外学者的普遍青睐，成为20世纪以来最具影响的大型古籍检索工具书之一，为中国古籍目录索引作出了贡献。
1、搜罗宏富创丛书目录之最
收录完备与否，是衡量一部检索工具书水平的首要标准。众所周知，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文化典籍源远流长，人们常用“浩如烟海”来形容其数量之丰富，其实并非夸大。丛书就是其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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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中国古代亦称“汇刻书” ，是指将二种以上独立著作在保持各自完整的前提下，按一定体例汇编在一起，并命以总名(即丛书名)者。丛书汇多种著作于一书，更便于读者使用与典籍流传。 “丛书”之名最早见于唐末陆龟蒙的《笠泽丛书》，但该书仅是陆氏编辑自己诗文的书名，与后来的“丛书”名同而实异。我国现存最早的丛书是南宋嘉泰二年(1202)俞鼎孙、俞经孙所辑的《儒学警悟》，因其罕见流传，故而在1922年由陶湘据明抄本刊行问世之前，人们多以宋代左圭《百川学海》或元代陶宗仪《说郛》为中国丛书始祖。宋元时的丛书往往各类兼收，常以“学海”、“学山”、“汇函”、“汇编”、“秘笈”、“秘书”等题名，以录其搜罗之博大或稀罕。入明后，中国丛书的数量遽增，其中既有包罗四部的综合性丛书，如《汉魏丛书》、《唐宋丛书》、《格致丛书》等；又有专收一类著述的专门性丛书，如《子汇》、《二十子》等；明天启年间还诞生了第一部郡邑丛书《盐邑志林》；加上早已存在的汇集一人著作的独撰丛书，以及搜罗一姓一族著作的氏族丛书，可以说是各体齐备。到了清代中叶，中国丛书种类更富，内容益精，各类重要学术著作大都汇入丛书，其中有显示清代整理经籍成果的正、续《皇清经解》，有呈现当时辑佚兴盛的《玉函山房辑佚书》、《汉学堂丛书》等，有反映考订历代史志之学的《广雅书局丛书》、《史学丛书》；有研究方舆地志及中外交通的《麓山精舍丛书》、《浙江图书馆丛书》，还有明季以来五百余位名家学者的独撰丛书，如顾炎武《亭林全书》、王夫之《船山遗书》等。同时，以丛书形式翻刻古书也蔚然成风，其中有讲究版本的《士礼居丛书》、《古逸丛书》，有注重校勘的《抱经堂丛书》、《经训堂丛书》、《岱南阁丛书》，还有搜罗未刊、稀见著述的《知不足斋丛书》等。据统计，现今人们所能见到的中国宋元以前的著述，十之八九是依赖于丛书而得了传承，就是明、清两代著作收入丛书的数量也相当可观，估计收入丛书的著作约占中国古籍半数以上。研究者可以从丛书中撷取各种资料。分页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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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丛书应用的日趋广泛，以往目录“仅举全书而不暇胪列子目”[3]的做法已不能满足读者的检索需求，故而专以检索丛书的书目也就应运而生。清嘉庆四年(1799年)顾修所编的《汇刻书目》揭开了我国丛书专目的第一页。该目依四部分类，虽收录丛书仅260种，但每种丛书下详列其所含的子目，给学者检索提供了方便，自其问世后，翻刻、增补者延绵不断。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璜川吴氏首先为之重刻，并附有不著姓名者的补编、新编。次年，日本书贾松泽老泉又增补成《汇刻书目外集》，收录丛书500种，补遗28种。光绪元年(1875年)长洲陈光照无梦园再次重刻，并增补了《续编》。第二年(1876年)傅云龙又辑成《续汇刻书目》，收丛书500种，分类一依四库法，体例也较严密。其后尚有朱学勤等数家相继增补。至1914年杨守敬辑《丛书举要》， 1918年李之鼎《增补丛书举要》，收丛书1605种，不仅首次用“丛书”名称，而且成为集上述各书目之大成者。 1927年沈乾一再辑《丛书书目汇编》，收丛书2086种，并改分类为字顺编排。
综观上述目录，人们不难发现，其收录的丛书虽日趋增多，体例也略有改进，但毕竟都是转录前人书目而成，且忽略版本的记载，其所收录的丛书当时是否见存，著录有无重出，疑问甚多。当然，更不可能为读者提供藏处所在。
所不同的是，《丛录》以上海图书馆藏书为基准，并派员校核了“北京各馆所有丛书为上海所无者约五百余种”[4] ，同时调查了国内其他省市图书馆的收藏情况，辨别源流，选择版本，去同存异，共收录全国41家主要图书馆所藏丛书2797种，其数量远胜于以往各种丛书目录。更重要的是，《丛录》所收录的丛书都经过必要的考订与概括整理，故而一是确有其书，其中还包括不同的版本，甚至据旧板编印的丛书亦加以注明，省却了读者重复考订的精力和时间；二是确知藏所，第一册(总目)后附有《全国主要图书馆收藏情况表》，读者可按图索骥，就近查阅，这更是以往任何丛书目录所无法比拟的。
2、子目分类开丛书专目之先河
分类历来是我国图书检索的主要方法。但与一般图书不同的是，丛书既然汇多种著作为一书，因而不仅要反映丛书本身，更重要的还要反映它所包含的子目；丛书本身需要分类，而其子目更需要分类。
如前所述，自1799年顾修《汇刻书目》问世以来，丛书目录层出不穷。但这些目录不管是增补前人，还是别树一帜，无一例外的都是以丛书为主体，或按四部分类，或依字顺编次，而将所含子目列于其中。读者只能从丛书的角度检索其所含的子目，而不能按子目去检索其所在的丛书。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兴起后，有些图书馆开始用索引之法编制丛书子目索引，以弥补其缺陷。 1930年金步瀛率先按笔划字顺编成《浙江图书馆藏丛书子目索引》(收丛书469种) ， 1935年施廷镛也编成《清华大学图书馆丛书子目索引》(收丛书1275种) ，解决了以子目书名检索其所在丛书的困难。但字顺检索毕竟还是图书检索的一种辅助手段，它不能替代分类检索的主体功能，故而不知子目书名的读者还是不能利用丛书的资源。
其实，丛书子目分类以往曾出现于一般古籍目录中。明万历末年浙江著名藏书家祁承?所编的《澹生堂藏书目》，是我国最早设“丛书类” ，同时将丛书子目与其他单刊书混合编排的分类目录。该书目除在每种丛书下详列其所含的子目外，同时又将每种子目与其他单刊图书按四部分类法混合编排，并在其下注明为其丛书本，如“经部·易类”著录：“京氏易传三卷，京房著，陆绩注，汉魏丛书本、范氏二十种奇书本”[5] ，这样使丛书及子目的分类检索功能同时兼备。可是这一方法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三百多年后才得以沿袭， 1923年刊行的《八千卷楼书目》、1935年出版的《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总书目》及日本《京都大学汉籍分类目录》都将丛书子目与单刊书混合分类编次，起到了分类检索子目的作用。《丛录》由此而得到启迪。主编顾廷龙先生曾说：“编此目(指《丛录》) ，我是由《日本京都大学汉籍分类目录》而得到启发。我在燕京(大学)时，为章式之先生遗书编目，一日吉川幸次郎先生来访，赠余《日本京都东方文化学院汉籍分类目录》，又另编一册，有书名及子目索引。凡丛书子目均分别各类，作者、版本著录甚详，使用方便，余甚好之。 ”[6]从而将子目分类检索从一般古籍目录引伸到丛书专目之中，成为我国第一部既有总目分类又有子目分类的丛书目录。分页标题
中国丛书众多，每部丛书收录著作少则二三种，多则三四千种(如《四库全书》) ，故而子目浩繁，类别复杂，其分类的难度当然远胜于总目分类，如果说《丛录》(第一册总目)汇集全国41家主要图书馆所藏2797种丛书，创搜罗数量之最是一件不容易事的话，那么《丛录》(第二册子目)将其7万多条子目分类编次更是前所未有的壮举。这也可能是长期以来子目分类仅见于一般图书目录(所收丛书不多)而丛书专目(所收丛书太多)向无子目分类的原因所在。究其难度，主要有二：一是要考同辨异，二是要确定分类法。《丛录》分类由“沈文倬主经部，俞尔康主史部，王煦华、谢沛霖主子部，杨鑑、朱一冰主集部，吾(指顾廷龙)以馆长总其成。 ”[7]首先将“三万多条子目，均经比勘同异，分别作一种或数种处理，共得38891种。 ”[8]同时采用适宜于中国古籍分类的四部法，通过细化类目，调整类、属名称或位置等方法，将如此浩瀚的古籍品种(超过中国历代任何一种书目著录的数量)部次类从，安排恰当。从而完成《丛录》第二册(子目分类目录) 。从此读者就可以从子目分类检索途径查寻所需资料及其所在丛书等信息，不仅开中国丛书专目子目分类之先河，而且为揭示中国现存古籍(收入丛书)的著作约占半数以上作出了贡献，此外《丛录》类目表也成为后人类分中国古籍的重要依据。
3、著录详明解中国目录学上久悬之矛盾
著录明确、分类得当是目录检索工具书的质量基础，而在大型古籍目录中尤为重要。如同其他中国古籍一样，汇入丛书的著作因展转传抄，或一再重刊，不同丛书或不同子目之间，同一丛书或同一子目不同版本之间，情况错综复杂，很不一致：或同书异名，或同名异书；或种数有出入，或卷数有多寡；或同一著作而题不同著者，或同一著者而署名不同；或增入注解，或阙失校记。诸如此类，这就产生了书名、著者、版本如何准确著录和归类得当的问题。若不加考辨，机械地抄录原书，就会造成同一著作或同一著者多次重出，使读者莫衷一是；或虽经考辨，而简单地统一归并，则又无法反映原书面貌，使读者不知所然。中国以往(包括部分现今)的古籍目录不是强调前者，就是偏重后者，总有偏颇之憾，这是中国目录学上久已存在的矛盾。如《西京杂记》一书，为《汉魏丛书》等二十多种丛书所收录，有的署“(汉)刘歆撰” ，有的题“(晋)葛洪撰” 。若各照原书著录，就变成二个著者的同名著作，而分起类来，前者入汉代小说，后者入晋代小说；如统一归并为“(晋)葛洪撰” ，而有的丛书里明明题“(汉)刘歆撰”却得不到反映。为此，《丛录》对“凡一书为两种以上丛书所收，而所题著者为两人时，择其较可信者为主，著录一次；另一名则加括号并冠‘题’字为别，而再次著录之。 ”[9]即著录为：
西京杂记六卷
(题汉刘歆撰)
汉魏丛书
……
(晋)葛洪撰
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
……
并将其归入“子部小说类·晋代” 。读者可以清楚地知道：《汉魏丛书》与《四库全书》所收的《西京杂记》虽题署著者不同，但是同一书，而且题署“(晋)葛洪撰”较为可信。这样既照原书著录，又予以统一，比较圆满地解决了中国目录学上久已存在的矛盾。
注：
[1]：1958年8月上海市文化局决定上海图书馆、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上海科技图书馆、上海报刊图书馆四馆合并为上海图书馆， 1959年元旦起统一对外办公。见《上海市图书馆事业志》
[2]：顾修：《汇刻书目·序》，清嘉庆四年刻本
[3][10]：胡道静：《顾廷龙文集·序》.2002年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
[4]：1959年3月29日顾廷龙致顾颉刚函，见《顾廷龙年谱》， 200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分页标题
[5]：祁承?：《澹生堂藏书目·经部易类》.清光绪间刻绍兴先正遗书本
[6][7]：沈津：《顾廷龙年谱》.200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丛书|《中国丛书综录》对中国古籍目录索引的贡献】[8][9]：《中国丛书综录》(第二册子目·凡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