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丹 | 共生、转译与交互：探索媒介物的中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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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杜丹
摘要
在媒介物质性越来越引起传播学研究重视的情况下，媒介物的中介化问题还未得到充分探讨。本文将“身体-媒介物”共生体作为研究起点，通过梳理拉图尔的技术哲学和唐·伊德的后现象学中关于“人与技术物的中介化关系”的思想，揭示：具身于身体的媒介物具有差异性的中介化意图，显现出“上手”且“透明”的共同意向；它们在与身体的融合与交互中总是转变人的行动且调节人的体验；媒介物中介了人与物、物与物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递与沟通交往，打造出日常生活的物质性“联盟” 。这一联盟易形成“媒介化”社会中特定科技、文化、商业与意识形态的垄断，将人订造、促逼且物化，从而产生新的人与技术的冲突与较量。
关键词
媒介物; 中介化; 行动; 知觉; 交互
1引言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穿衣、开车、戴眼镜等，无不体现出身体与技术物的相伴相生。人通过技术物展开的具身化（embodying）实践不仅将（对象化的）技术物转变为媒介，而且人的经验还可能激活我们所熟知的各种媒介实践的现象、习惯和知识，帮助我们思考各种媒介物与人的具身关系，从而对新技术环境下人的生存状态、交往方式，以及中介化的现实展开探索。
人通过各种（移动）智能终端、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技术（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展开具身化的传播实践，就清晰地体现了上述思维取向。比如，人通过手持或穿戴智能终端接入互联网，展开动态的社会生活与人际交往；脑机接口技术[1]帮助技术具身[2]的残疾人言说与行动；城市空间中无处不在的无线网络（Wi-Fi）正越来越普遍地卷入人的具身化实践；人通过传感器、芯片和云平台等，实现“物”与“物”之间的信息联通……正如克劳斯·延森（Klaus Jensen）所说，数字媒介的“普适计算”（Ubiquitous Computing）已将“信息处理过程与日常物件或日常活动融为一体”（延森， 2010/2012:86），实现了人与计算机、（移动）智能终端、系统和应用程序等媒介的融合（fusion）与联网工作。上述传播现象正驱动着学者们对各种泛在的媒介物、人与媒介物的具身关系展开理论探索与反思。
在主流传播学的视野中，媒介研究重视大众媒介承载的文本内容与效果，而相对忽略身体与媒介的物质性，强调传播是“精神交往及互动” ，是非物质性的活动，媒介是对象化的工具，是“社会心理实践”“文本实践”和“机构实践”层面上的媒介（唐士哲， 2014），又或是作为“话语”与“制度”的媒介（延森， 2010/2012:61）；媒介理论与传播生态学也将媒介技术视为传播的手段、工具和平台，认为媒介技术驱动社会和文化变迁。这些研究强调媒介的社会属性，显示出“单一的基于媒体的逻辑”（潘忠党， 2014），忽视了一般意义上交往过程中媒介物的中介化作用，故而无法更深入地理解、描述和解释人通过媒介物展开的日常交往实践，并回应社会是“围绕着共有的实践理解而被集中组织起来的一个具身化的与物质交织在一起的实践领域”（夏兹金，塞蒂纳，萨维尼， 2000/2010:10）。
近年来，随着上述媒介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一些学者已经重视传播中的身体与媒介物质性的问题。刘海龙（2018,2019）认为“身体应该重回传播” ，具身性为关照新传媒技术实践提供了难得的逻辑切入点。格雷厄姆·默多克（Murdock,2019）认为媒介物质性正在从媒介研究的盲点转变为中心；章戈浩与张磊（2019）聚焦正在发生的“媒介物质性转向” ，梳理了各种相关的理论源流和思想派别。就身体与媒介物的关系而言，章戈浩提出“睹物思人” ，展望“在物与人的映照中发现新的关系” ，刘海龙与束开荣（2019）则认为“物”连接身体，扮演着中介的角色，对整个社会起到组织和塑造的作用。上述研究成果与观点的梳理提示我们，将身体与媒介物视为一体，考察人与媒介物的具身关系，将修正媒介物质性研究中的二元对立思维，同时，具身关系下的媒介物的中介化成为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分页标题
就媒介技术应用中的中介化而言， Silverstone(1994）认为中介化伴随大众媒介而生，电视介入家庭，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互动，进而影响以人际交往为基础的社会生活；Livingstone(2009）在论及“一切的中介化时” ，已经看到“新媒介渗入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且“社会被各种媒介和信息环境大范围地改造” ，她也认为中介化是“两个相区分的元素、成分或过程之间的连接” ，中介化“协调人类活动” ，并且让人理解整个世界和他们在世界中所处的位置（语言就是中介化的范例）。上述对中介化的论述认为媒介物具有独立性、空间层面上的之间性（in between）与桥接作用，其中介人与人的交往，以及人对世界的经验和理解。然而，上述研究强调大众媒介的工具性与独立性，缺乏对传播现场中人的具身化实践的重视（语言就是具身化的），并且没有从媒介技术形态的演化、介入社会生活的多种形态，以及与人的具身关系，来观照人如何通过新兴的媒介技术来展开他们的传播实践，因此，这些研究具有时代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无法适用于当前（移动）智能终端、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技术催生的多重交往角色、多层交往空间与多样交互关系的传播格局，从而无法揭示在智能、连接、感知与交互泛在的新技术环境下，人们如何通过媒介物来展开交往实践。
人与媒介物的具身关系，以及基于此的媒介物的中介化作用，如今已经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比如，黄旦（2016）认为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数字媒介，与人合为一体，是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孙玮（2016,2018）通过反思主流传播学的理论预设，认为媒介融合正在迈向技术与人的主体层面的融合，交流中的身体呈现出从意识主体、身体-主体到智能主体的演变；潘忠党（2014）通过探讨“人们如何运用中介的手段和机制展开他们的生活”这一核心问题，将人通过媒介技术的能动实践视为“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最为活跃的生活领域”,同时， “中介的物和力量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中介化的过程“型塑或转换”人的互动和体验，使被连接的双方对中介产生“依赖”……这些研究成果拓展了我们对媒介融合的认识，确认了媒介物的“相对”独立性、中介化的媒介物所具有的“型塑或转换”的力量，及其对人的行动与体验的影响。但还未解决的问题是，当媒介物与身体在主体层面融合时，媒介物发挥了怎样的中介化意图？融合时的“型塑或转换”如何发生？媒介物如何塑造人的行动与体验，进而推动信息的生产、传递与社会交往。
由此，本文将尝试以“身体-媒介物”共生体（symbiosis)(Ihde,2002:93）作为思考的起点，通过引入技术哲学的“技术物的中介化”理论资源，尤其是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和唐·伊德（Don Ihde）的论述，来描述和分析人通过（移动）智能终端、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技术（AI）展开的具身化实践与传播现象，以此拓展中介化的理论内涵，并揭示：随着万物智联来临，具身化的媒介技术可能产生的结果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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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布鲁诺·拉图尔
2作为行动者的媒介物
活生生的身体是人存在、体验与社会交往的基础。在传播学领域，媒介与技术是“近义词”（洛根， 2010/2012:009），一般而言，一种媒介就是一种工具或技术。媒介物是人在具身化的媒介实践中积累的交往经验和知识的体现，是各种与沟通、交往相关的技术的物质性载体，媒介物虽然具身体现为各种新旧技术的演变、集成与物化，但不是对象化、静态的技术物，而是以身体为构造尺度，在人动态的具身化实践中，中介各种交往关系的物质性媒介。 “身体-媒介物”共生体是指在各种新技术环境下承载、生产与传递信息的物质性载体，是Latour(1994）所言之混合行动者（hybrid actor/actant）。媒介具身是人通过媒介物展开的具身化传播实践。沿着这些概念的界定，本文寓含着媒介物作为传播实践的主体而非客体对象的推论，媒介具身是“身体-媒介物”共生体的行动，其中既包括人的主体能动，也离不开技术使然。分页标题
毋庸置疑，人是自身所生存的生活世界的行动者（actor），根据媒介物的演化、节奏和替代而展开着交往。人类行动者具有实体性、多样性、移动性与流动性，身体是人媒介实践的主体，是生产和接收、传递和转换的装置（媒介），并具有“存储经验的能力”和“转换经验的手段”（麦克卢汉， 1964/2011:79-80）。然而，在Latour(2005:46）看来，人类行动者只是一系列行动中的占位符（placeholder），人类行动者的身体还具有模糊性，当人采取行动时，从来都不清楚是谁在表演，以及表演了什么，因为舞台上演员的行动具有不确定性，人从不单独表演，人的表演通常联系着一系列的物件（如舞台、道具与灯光等），而且，人类行动者还常常会模糊“真实自我”和“社会角色”之间的区别。因此，人类行动者并非“一种纯粹而毫无疑问的行动源”（Latour,2005:46），其需要与非人类行动者结合，成为行动的共生体。
因此，技术具身的行动者还包括与人的身体行动密切关联的各种技术物。在拉图尔看来，行动者网络既不是技术网络（如电力、火车、污水、互联网等），也不是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所说的，将人类代理人联系在一起的非正式的社会结构方式（如差异化的组织、市场和国家等），而是“行动串”（a string of actions），所有的参与者，包括人（actor）与非人（object），都是网络中的行动者和成熟的转译者（mediator）。其中， “行动串中的每个点都是分支、事件或转换的新起点，而不是简单地传输效果”（Latour,2005:128）。因此，网络化的行动过程就是人与物交织状态下的彼此联结、流动与变化，社会行动被转移或授权给不同类型的行动者，这些行动者能够通过不同的行动模式、不同类型的物质性力量联结，并展开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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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丹 | 共生、转译与交互：探索媒介物的中介化】
图2 格兰诺维特
拉图尔的上述观点丰富了我们对媒介物作为行动者的理解，启发我们将“身体-媒介物”共生体视为媒介具身的混合行动者，进而将人通过各种媒介物展开的传播实践界定为各种与交往、沟通相关的物质性力量的联结、交互与行动。
首先，本文将目前人常用的媒介物分为有形（如手机、报纸、电视等）、无形（如Wi-Fi、电子信号、电磁波等）与之间（如空气显示屏[3]、平视显示器[4]等）三种类型，将“身体-媒介物”共生体的空间关系分为互嵌（如人使用各种智能可穿戴设备、交通工具、Wi-Fi等）、近程联结（如看报纸、电视、电影等）和远程联结（如连接无人机、卫星等）。进一步讲，大部分媒介物是有形的，对看电视和报纸的人来说，身体与有形的电视、报纸构成为近程联结的空间关系，中介化的媒介物固化了人的身体行动与活动范围；媒介物也是无形且无处不在的，人们通常不会有意识地感觉到，如人可以在Wi-Fi覆盖的区域接入互联网，通过电磁波进行无线通信。媒介物的有形与无形意味着：技术总是以一种预设、授权且背景化的方式在影响人的具身化实践，无形或无处不在的媒介物尤其增强了技术的透明度与人媒介具身时的移动性，而且，随着通信信号越来越好，远距离传播效率越来越高，人们越发依赖各种无形的媒介物。
其次，媒介物的应用存在“上手”（readiness-to-hand）与“在手”（presence-at-hand)[5]两种状态。 “上手”是指：身体与媒介物相融，媒介物成为人身体的一部分，变得“退出”（withdrawal）、透明或“延伸” ，如人戴着Google眼镜体验虚拟现实等；“在手”则是指当媒介物被展示或放在商店中销售、修理时，它们与身体分离，成为被注视的客体对象或技术物。在人的媒介实践中，媒介物始终处于“上手”与“在手”之间， “上手”意味着下一刻的“在手” ，而“在手”也可能使人的具身化实践重新开始。总的来说，无论有形或无形，互嵌、近程或远程，媒介具身的行动者体现为媒介物的上手，媒介物“上手”时的“退出”或“延伸”是人的具身化实践持续进行的必要条件。分页标题
通过赋予媒介物以非人类行动者的角色，将“身体-媒介物”共生体视为“一个持久的整体”（Latour,2005:72），便可将媒介物纳入行动者网络，来弥补人作为具身化实践的行动者的不确定性。然而，媒介物作为行动者，并不意味着其“决定”行动，而是指媒介物作为“代理人”（agency）， “可能会授权、允许、支持、鼓励、建议、影响、阻止、渲染和禁止行动”；同时， “代理人”也并非“代替”了人及其行动，而是说媒介物在社会行动中与人一样“表达”权力关系， “象征”社会等级制度， “强化”社会不平等， “输送”社会权力，使不平等“客观化” ，使性别关系“具体化” ，它们也是社会行动的起源（Latour,2005:72）。因此，对于人媒介具身的传播实践而言，几乎所有的社会行动与信息传递都通过身体和媒介物的融合、共生与互构来实现，由此可见，媒介物并非被动与中性的工具，它们与人一样，是行动的“转译者” 。
3媒介物的转译
在媒介具身的实践中，媒介物的转译生发于共生体，总是“改变且转变事态”（Latour,2005:52），生成新的行动计划与过程。这即是说，中介化的媒介物并不是“传义者” ，也不仅仅连接、延伸或退出，它们“被赋予了转译其所输之物的能力”（拉图尔， 1991/2010:93）。具体的转译过程是：人铭刻（in-scribe）“脚本”（script），并授权（delegation）给媒介物，之后，媒介物在人“上手”时发挥构成（composition）、转化（translation）与黑匣子化（black-boxing）的作用。拉图尔的这一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介化过程中各种（移动）智能终端如何“型塑或转换”人的行动。
首先，（移动）智能终端在人“上手”之前已被铭刻进“脚本” ，它们是“一系列目标、步骤和意图”与“行动计划”（Latour,1994），而不仅仅是通讯功能的载体，或呈现为某种文化符号与身份象征。脚本来自设计师世界观的建构，设计师根据用户的性别、品味、能力、动机、愿望或政治偏向来定义用户，并将这些愿景“嵌入”媒介物。脚本是人铭刻的结果，如果没有用户扮演设计师事先预设的角色，展开媒介实践，那么任何媒介物都只能是设计蓝图上的构想。铭刻脚本也是人（设计者）对媒介技术的“驯化”（domestication)(Silverstone,1994:174），表达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规训”媒介技术及其过程，通过驯化，人将自己的痕迹烙在这些物件上，并用它们来表达身份、意识和创造力。由此，（移动）智能终端与其他技术物一样，都预设了隐含的使用计划、方式与内容，且定义了人特定的行动框架，如网络社交、通讯、照相、导航与运动等，使用者也就被告知如何想象与使用它们。
其次， “授权”是媒介物转译过程中“最重要的意义”（Latour,1994）。设计者或权威管理者通过在（移动）智能终端中铭刻脚本来影响与规范用户的实践， “授权”显而易见地将存在与缺席结合在一起，即：一个缺席的手机设计者或移动通讯的管理者，通过授权“代理人”（媒介物），在不同的时空中，对人的社会行动与体验施加影响，从而改变人的沟通方式、交往习惯，并控制信息传播的范围。
在人“铭刻”和“授权”媒介物之后， “构成”是共生体中媒介物转译过程的第一层含义，即当人媒介具身时，作为混合行动者的人与媒介物彼此允许、授权与赋能。一方面，人具身化地使用且改造媒介物，另一方面，媒介物赋予人新的功能和行动的可能性，人或多或少被媒介物改变，这部分取决于人所使用的媒介物的可供性（affordance）、嬗变性（emergence）和技术动量（momentum）（延森， 2010/2012:79-85）。因而，人与媒介物构成为“行动者的联合”（Latour,1994），同时，它们也是互构的，即当人能动地改造媒介物时，也被媒介物改造。分页标题
“转化”是媒介物转译过程的第二层含义。比如，当你想要联系某人时，看见手机就在桌上，你就会用它给对方打电话，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中，人和手机都发挥了作用，人通过使用手机这一物质实体及其功能，形成“人-手机”共生体，从而达成社交的目的、过程和意图。媒介物“转化”人的所看、所听与所想，使个体行动者成为信息的生产者、传递者与交互者，群体性的“转化”就可能形成特定信息流的生产、交流与沟通，从而产生由点及面的传播力量。
然而， “构成”与“转化”常常被人所忽视，这主要是因为在整个转译过程中媒介物的黑匣子化（black-boxing）。由于（移动）智能终端本身由多个实体部件集成，每个部件都有不同的构造与功能，会形成不同的黑匣子，因此，当人“上手”时，这些部件及其整体就可能退出或“透明” ，所有与媒介物相关的一系列原材料、资源、设计、生产、网络与基础设施等因素也都被隐匿了起来，而只有它们“在手”时，才会被注视和关注。
这些论述，体现了拉图尔对于技术物在中介化过程中如何“型塑或转换”人的行动的洞见，然而，当将该理论资源引入传播学的具身化实践研究时，我们不难发现， “构成”、“转化”和“黑匣子化”都呈现出媒介物在中介化过程中的行动者角色， “铭刻”和“授权”体现出的则是人对媒介物的单向操控，虽然它们是媒介物发挥“型塑或转换”作用的前提，并具有重要意义，但无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作为行动者的媒介物。进一步说， “铭刻”与“授权”都意味着技术物的受动角色，虽然脚本在媒介物中介化的转译中指示出某“物”的行动计划，但仍然是人的意图的延伸；在人向媒介物授权的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诸多媒介物向人授权的现象，比如，盲人或听力障碍者无法像常人一样使用手机，这并不是设计者事先铭刻的意图，设计者并没有在构思之初就歧视残疾人，而是因为只有听力与视力健全者才能无障碍地使用且体验手机。因而，拉图尔关于中介化的技术物如何转译人的行动的理论，不足以帮助我们从媒介具身的视角来揭示作为行动者的媒介物的中介化意图，尤其无助于我们探索人为什么如此“依赖”各种数字媒介物。
4媒介物的中介化
拉图尔理论留下的缺憾，可以通过运用后现象学关于人与技术物的中介化关系理论来加以弥补，从而使我们更好地探讨媒介物在人具身化实践中的中介化意图，以及对人的行动与体验的影响。
（一）中介化意图：时间与空间的交织
伊德认为现实就存在于“人-技术物-世界”的关系中，他批判地吸收了海德格尔的技术的意向性，认为技术不是海德格尔所言之本质化或作为“座架”（Gestell）的技术，而是物质、实用与非还原（non-reduction）的，技术的意向性以一种“揭示方式”（way of revealing）解释世界（Ihde,2010:117）。伊德将技术物中介化的人与世界的关系描述为通过技术具身的关系（embodiment relation）和解释的关系（hermeneutic relation），这即是说，技术具有中介化的意图，其通过融入人的具身化实践、与人交互来揭示并解释世界，使人凭借技术物存在于且创造他们的“生活世界”（lifeworld）。伊德的人与技术物的中介化关系理论，虽然聚焦技术物件，但其所描述的中介化的技术物与身体交融，并非独立和对象化的技术物，而是与人共生与交互的媒介，因而，运用这一理论资源，将有助于我们继续探索传播现象中媒介物如何塑造人的行动与体验。接下来，让我们以书写媒介为例来阐释媒介物的“中介化意图” 。
在人使用书写媒介的具身化实践中，中介化意图就内化于不同的书写媒介，它们在接受人的意图的同时，也纷纷向人授权。具体而言，一支笔会产生与打字机、文字处理器完全不同的书写方式、范式与文本，笔还有难以复制的私密的意图，人们用笔倾向于书写情书与家书，并产生更具个性化和精心雕琢的风格；打字机则具有公开和反复敲击的意图，产生更大众的写作风格和文本；在互联网普及的时代，书写通过键盘、鼠标、屏幕图形界面、文字处理器等中介物完成，它们具有数字化、程式化和规范化的意图，并形成易于复制与粘贴、删减与添加的编辑方式、简约风格与文本外观，使得书写更像是身体与媒介物“在一个系统中的行动”（Ihde,2002:98），文本内容更易传播。因而，人的书写实践并非完全出于人的意图，中介化的媒介物作为积极的“转译者” ，不仅决定了人在不同的时刻与环境使用不同的书写媒介，还塑造出不同的使用经验、文本内容和交往方式。分页标题
不仅如此，书写媒介的中介化意图还“转化和改变人与使用情境”（Ihde,2002:100），发展出更广泛的行动者及其社会身份。比如：在欧洲，打字机最初旨在帮助视力不佳者或盲人书写，但是，打字机最终流行于各种办公室或秘书机构，成为书写最普及的媒介。由于两只手打字通过技术具身的方式（身体-打字机）创造出纸张上的文字流，打字机的键盘能够“捕捉年轻女性所具有的手指技能” ，以至于“她们的钢琴手指提升了她们的经济价值，许多男性秘书的工作被年轻的自由女性代替”（Ihde,2002:97-98）。如今，凭借互联网与人工智能（AI），书写已然突破了人与机器、实体与虚拟、专业与业余等边界，一些网络写手运用电脑创作的文本不仅在互联网中传播，甚至从线上影响至线下，产生了愈加广泛的社会影响。还有一些通过机器人写作的“算法新闻”（algorithmic journalism)[6]、运用机器人绘画的案例也告诉我们，经过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AI）已能够进行独立的艺术创作，比如：微软小冰通过和人交流来不断训练自身，学会了“完全原创”地写作、绘画与唱歌。
可见，在历时性的层面，不同的书写媒介“型塑或转换”不同行动者的角色及其社会行动，创造且改变了不同的文本内容、信息生产与传播。在空间层面， “上手”的媒介物又是如何中介化各种交往关系的呢？
首先，共生体中媒介物的中介化通过人-技交互介面（human-technology interface）来实现。正如前文所言，身体与媒介物存在着互嵌、近程与远程的空间关系，这意味着人-技交互的介面是由身体与一系列与之交互、处在不同空间位置、有形或无形的媒介物组成，中介化运行的基本条件是媒介物要兼容大多数不同类型的用户和多类型的计算机设备、通讯装置和应用程序，并沟通彼此的信息传递，一方面，人-技交互介面向各种计算机设备、通讯装置或应用程序提供用户输入的信息，另一方面，人-技交互介面以人可知觉的方式传递且呈现各种媒介物向用户输出的结果。
比如，一些可穿戴设备的交互介面就嵌在人的身体表面，它们不仅轻便、小巧，还具备生物兼容性，从而保障了人体与智能装置之间的交互通畅；人与计算机之间是一种近程空间关系，人通过键盘、屏幕、鼠标和应用程序等介质输入数字信息，并接受电脑的信息反馈，当人技术具身地熟练掌握了在这些介质上敲（点）击、移动、放大或缩小时，就可以体验到文字、图像的“流淌”（flow）；一些混合现实的游戏也是近程空间关系的体现，通过传感器，人将身体的行动信息传递给计算机，从而实现虚拟与现实混合的游戏体验；人通过通讯卫星展开视听交流、导航，呈现的是远程空间关系中人与媒介物的联结与交互，通过电子信号的移动、传递与沟通，信息在不同的人与物、物与物及人与人之间流动，进而转变人的行动。
其次， “上手”且“透明”是所有媒介物中介化过程中的共同意向。任何新媒介技术，如果要被普遍认识与使用，就必须被人具身体现，接近“透明”则是媒介物具身体现呈现出的“上手”状态，只有当人熟练掌握某种媒介技术之后，物件才能上手，仿佛变得“透明” 。在一定程度上，媒介物的演进也是以其透明程度为标准的，这即是说：一旦人掌握了某种媒介物的使用技能， “新仪器或技术物件的发明创造会再次呼吁在新的一系列适应中进行相同的实践，而且用户也许很容易地就从一种技术转移到另一种技术”（Ihde,2010:124）。
可见，在人媒介具身时，不同时空中的媒介物既具有差异性的中介化意图，也显现出“上手”且“透明”的共同意向，它们在与身体的融合与交互中总是转变人的行动、决定和调节人的体验。然而， “上手”且“透明”是人媒介具身时试图接近的一种理想状态，媒介物本身并不透明，也没有完全透明或上手的媒介物，它们时刻都可能通过“在手”呈现其物质性。比如笔、电脑、手机与卫星都可能会损坏，即使当穿戴Google眼镜这样的设备时，封闭、环绕的虚拟技术环境并不能让人感知到透明，因为人的神经系统无法完全卷入虚拟现实的环境，无方向感、眩晕和恶心等身体症状随时会让实践者体验到身体与媒介物的实体差异。正如Ihde(2002:11）所说，人渴望技术的纯粹透明，但当前的人-技交互“缺少整个身体知觉的卷入” ， “仅仅是人超越试听、静态体验的一小步” ，虚拟现实的发展还有待于人的身体进一步融入媒介物。分页标题
（二）重塑知觉：实在与虚拟的结合
由上文可知，人知觉世界的过程实际上是通过媒介物的“上手”与“透明”展开，与此同时，媒介物的使用者“通过对技术的感知，以及通过我的知觉和身体感知的反身性转变，以特定的方式将技术带入我的体验”（Ihde,1990:72）。由此可推论，共生体中媒介物的中介化过程使人的身体知觉突破了有机体的局限，媒介物在转变人行动的同时，也以特定的方式延伸、拓展与塑造了人的知觉。
首先，媒介物对人知觉的重塑必须以活生生的身体为参照，并且具身体现人能够知觉的世界，言说人能够知觉的语言，才能被人理解。比如，由30多个世界一流研究团队通过8台射电望远镜和一系列计算机成像技术创造的“黑洞”图像，就为大众具身体现与解释了距离地球5500万光年的M87的黑洞。科学家们通过媒介技术进行的探索，再现了黑洞的实体状态，并塑造出“虚拟”的图像，图像作为人可识别的技术语言，言说了“关于黑洞的直接视觉证明”[7] 。黑洞图像告诉我们：在媒介具身的实践中，中介化的媒介物具有弥补人之不足的拉近、放大与视觉聚焦的优势，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有图有真相” ，正如1978年法国天体物理学家让·皮埃尔·卢米、科幻电影《星际穿越》都曾向观看者展现过黑洞一样，这些技术中介化的图像无一例外地都在向观看者表明：随着科技发展，媒介技术的中介化拓展了人的视觉能力，延伸了人观看的空间，使人离“真相”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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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科幻电影《星际穿越》
其次，虽然中介化的媒介物延伸、放大与聚焦了人的视觉，但也减少或“退化”了人其他的知觉体验（如听觉、嗅觉等）。在一般情况下，人们通过人-技交互介面目睹的是碎片化的图像，聆听的是数字声音，因而体验到的是一些模拟或虚拟的场景，这种通过媒介技术对某物的简单、抽象的“知觉性聚焦” ，通过抑制或减少其他感官，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强人的“准幻觉”（quasi-illusion)(Ihde,2002:38），使人对聚焦之物产生联想与想象。比如，有网友说“黑洞像台风的风眼”“跟星际穿越里的黑洞很像”“好像冬天家里用的小太阳”……再如，一些网民在聆听宇宙的声音（由空间探测器收集的信号转换而成）后说：宇宙的声音“似海底、似沙漠风暴，是绝望的孤寂”“有种科幻片的配音感觉”“如母亲的呼唤与抚慰” ，也有网友指出“这是一种合成器音色，是一种流动变化的长音” 。
法国巴黎圣母院火灾的传播就是由媒介物的“知觉性聚焦”中介化的一个典型案例。在网络社交媒体上，人们通过智能手机记录、呈现与拉近大火燃烧的现场与法国政府的应急反应，聚焦与放大93米高塔尖的倒塌瞬间与群众的祈祷，观看者则通过人-技交互介面上的视频体验到离身性的灾难，产生“亲临其境”的准幻觉，并表达出各种联想与想象。比如，有网友为这座有着800多年历史珍贵的哥特式建筑“命悬一线”而扼腕叹息，也有网友联系到被法国毁坏的叙利亚古迹、被焚毁的圆明园，认为大火不应被同情，国耻不能忘，人们甚至想象起火灾的损失与重建的方案……
可见，人通过媒介物知觉世界的过程与结果嵌入着技术的意图，中介化的媒介物，在知觉层面，不仅向人解蔽或揭示世界，同时呈现出对世界的某种遮蔽或变形。在人媒介具身的实践中，虽然媒介物的中介化呈现出知觉的放大与减少、聚焦与失真，但媒介物使然的知觉体验，显现了未知与想象的世界，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实在与虚拟相结合的“数字目击”（digital witnessing）拓展了人的全身性感知。
（三）与人交互：行动与体验的粘性分页标题
中介化的媒介物正不断地重塑人的所看、所听与所想，这表明：在媒介具身的实践中，人的意图与行动只是人与世界关系的一个面向，还存在着现实如何经由媒介物塑造且呈现给人这一面向。因此，媒介物的中介化不仅拓展人的行动与知觉维度，还决定和调节人的体验，以及人卷入媒介的粘性。
行动与体验的辩证关系，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人-技交互过程中媒介物的粘性。一方面，行动者共生体的实践涉及人通过媒介物展开行动，即我们如何认识、创造、使用与改进媒介物，来拓展人生存的空间与全身性的知觉。具体来说，就是指人使用媒介物成为社会生活的积极参与者、内容的生产者与传播者，通过驯化媒介技术，展现“我能” 。
另一方面，媒介物的粘性取决于其所具身体现的物质实体。具体而言，（移动）智能终端、互联网、人工智能（AI）等媒介技术通过人的体验，与人建立起持久的“依赖”关系，其呈现的物质形态与功能，让人感知到“真实” ，并激发人展开行动与想象。进一步说，人的媒介实践离不开各种媒介物，媒介的形式与风格可以在同一种物质性媒介上变化，但其特殊的物质性是无法取代的，比如，手机的形式与风格多种多样，人们依赖于手机这一物质性媒介，而非其象征意涵，再如，人们虽然无法直接触碰与看见Wi-Fi ，但它总以“缺席”的方式将人的具身化实践卷入。因此，媒介物不仅转变人的行动，也决定和调节着人的体验，体验是媒介物赋予的，不同的体验之粘性对应不同“使用-情境”中的媒介物，它们具身体现与言说人体验的内容、形式与语言，同时呼唤人的具身化实践。
我们通过分析媒介物中介化人的行动与体验，可知媒介物的粘性就产生于人-技交互过程中。近年来，快速发展的语音识别、人脸识别、运动健康追踪等技术，正具身体现于各种（移动）智能终端（如智能手机、智能手表、手环等），它们具有强大的交互功能，可以“自然”地与人交流，给予人舒适的媒介体验。比如，人们通过与Siri、Google Assistant、微软小冰之类的虚拟“助理”对话，进行信息检索与互动；嵌入了运动传感器的智能APP记录与分析人行走的步数、消耗的热量、心跳与睡眠质量等……目前，这些（移动）智能终端越来越微型、集成和智能化，它们的便捷和普及使得人可以更轻松地参与决策制定和问题解决，从而调整自身的运动、学习与生活起居，同时，这些个人用户数据的大量生产、存储与交互，也帮助智能程序或机器进行深度学习，还促使许多社交平台、医疗保健组织建立标准化和可互动操作的程序、制度与方法，来保护个人数据的隐私与社会化挖掘。可见，微型、集成和智能化使媒介物的粘性增强，从而推动用户与不同虚拟“助理”进行交互。
电商平台的运作鲜明体现了上述人-技交互过程中媒介物的粘性。首先，人与电商平台的交互，产生大量关于用户购物行为与消费心理数据，它们既是用户的个人隐私，也是电商平台最宝贵的数据资源。通过采集用户数据、优化搜索引擎的算法与机器学习，电商平台就掌握了某些购买特定物品的用户的身份信息、消费心理与行为习惯，以及他们在特定时刻可能会更容易购买的其他物品，从而开发出大型个性化广告的在线营销业务；其次，计算机对消费者的线上购物数据（如关键词检索、购买行为、竞价等）进行分析和统计，帮助管理者为广告主提供优化的广告投放策略，如帮助广告主的产品出现在更有优势的网页位置，从而获得更多的曝光机会；对于用户而言，这一销售形式在人-技交互介面上则演变为推荐，即“买了这些东西的人也买了……” ，这些推荐信息被设置为个性化与广告定制，从而持续地影响用户的消费行为，激发人的消费欲望。总之，运营电商平台的是一个由人生产数据，计算机负责算法优化、数据深度挖掘与信息推送管理的共生体，一旦隐藏在用户消费数据背后的消费行为、心理与规律被数据采集、计算挖掘出来，计算机就可以推理这些用户数据，来组合数据中可能存在的“最”优化的“用户-商品”关系，随着这一优化关系的持续推进，电商平台就将广告主、用户、计算机、商品与物流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分页标题
像电商平台这样的媒介物还有很多（如维基百科网站、滴滴出行APP等），它们将人从海量复杂数据的采集、计算与分析压力中解放出来，提升了人解决问题的能力，用粘性拓展人的交往行动，重塑人全身性知觉与体验。但是，人的具身行动与体验也受制且局限于这些特定的媒介平台，很多参与者或用户对广告推送感到厌烦，担忧个人的隐私安全，其实就是一种深陷且受制于媒介物而产生的无力感。事实上，随着（移动）智能终端、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技术（AI）成为大众交往的媒介，人的具身化实践越发“依赖”泛在、无形且智能化的媒介物，尤其值得人警惕的是媒介物用无处不在的粘性“订造”和“促逼”人，并将人“物化”为监视的对象、交换的商品（数据）。
5结语
以（移动）智能终端、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技术（AI）为代表的媒介物，及其中介化过程，已深入“生活世界” ，成为当前人们具身化实践和社会交往的常态。然而，传播学研究中媒介物与身体的共生、媒介物的中介化意图却被忽略了很久，它理应成为当前考察各种媒介融合、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IOT）与万物智联等传播现象，并理解我们的社会生活、交往关系如何经由媒介物发生的关键立足点。
本文将人与物定义为行动者，将身体与媒介物视为行动者网络中的共生体，力图在传播学研究以人为中心、技术决定论的研究路径之外，通过聚焦媒介的物质性来探索其中介化的新意涵，并揭示在人媒介具身的实践中，中介化的媒介物已超出传统大众媒介所具有的独立、连接与传播的意图，其转变人的行动、重塑人的知觉，并调节人体验之粘性；媒介物与身体的共生、转译和交互建构了人与物、物与物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递与沟通交往，打造出日常生活的物质性“联盟”（association）（盖恩，比尔， 2008/2015:28-29）。这一联盟易形成“媒介化”社会中特定科技、文化、商业与意识形态的垄断，导致新的人与媒介技术及其背后的商业资本、机构制度的冲突与较量。
对人与媒介物的具身关系的研究，凸显了媒介的物质属性、中介化意图与过程，并隐含着媒介技术增强身体能力、超越人类当前状态和限度的推论，然而，媒介“总是技术、阶级、社会和政治力量交叉所产生的结果”（库尔德利， 2012/2014:12），并不由技术这一单一维度支配，比如，媒介承载的信息就存在编码与解码的复杂性，媒介物与身体的交互与沟通取决于技术的可供性、人的媒介需求、使用习惯，以及诸多社会、文化的因素，媒介物与身体合为一体会呈现权力/权利关系，导致身体数据、个人隐私安全以及数字监控等技术伦理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有待于后续研究的推进。
注释：
[1]在《Nature》公开的一项研究中，神经科学家Anumanchipalli及其同事将脑皮层电图装置（ECoG）植入大脑，把控制嘴唇、舌头、喉和下颌运动的神经信号传输至外部设备，合成语音，从而帮助不能说话或丧失语言能力的人恢复说话功能。这是一个运用“脑-机界面”（brain–computer interface,BCI）技术展开的恢复人的言说功能的实践。 Anumanchipalli及其同事，在音频重建的准确性、听众对所产生的单词和句子进行分类的能力方面，为语音合成BCI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然而，在临床上BCI仍然存在许多挑战，如技术重构的语音的可懂度仍远低于自然语音的可懂度，还需要收集更大的数据集，继续开发基础计算方法来改进BCI 。同样，临床试验已经证明使用BCI技术，一些瘫痪者可以快速获得良好的手臂控制、感觉恢复与肢体运动的体验。（来源《Nature》News and Views,2019年4月24日）
[2]技术具身（embodiment through technology）是美国后现象学家唐·伊德所描绘的人与技术的中介化关系之一。技术具身指的是人通过中介化的技术物实现的具身化的实践过程，唐·伊德将人技术具身时技术物中介化的关系表示为：（我-技术物）-世界。这里的圆括号，一方面体现人与技术物的“共生” ，即：在技术具身的“使用-情境”中，人的身体与“物”融为一体；另一方面，圆括号也表示技术物融入我的身体体验，呈现交互特性。分页标题
[3]空气显示屏是将3D的影像投射到漂浮在空气中微薄的雾气中，创建出一个全息实时影像图。
[4]平视显示器能将信息以图像、字符的形式，通过光学部件投射到玻璃上的光/电显示装置上。一般用于军事领域。
[5]“上手”与“在手”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技术观所言之技术的意图性（intentionality）。海德格尔在描述人使用锤子这一案例时指出，人与工具的关系有两种模式，即“在手”或“上手” ，当人正常使用锤子时，技术物件“上手” ，锤子与身体融为一体，人的注意力不指向锤子，而是指向我们想要击打的钉子，因而，人通过锤子的技术具身完成了击打行动；但是，当锤子出现问题时（如锤子损坏），它就不“上手” ，而成为“在手” ，成为被注视的客体对象，人就不再具身体现它，而是打算修复它，以便随时恢复使用。
[6]“算法新闻”是人工智能时代的新闻生产方式，即人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如软件程序、算法等）自动化地完成新闻生产、新闻分发、信息搜集与用户反馈。技术不仅在新闻生产环节取代了人（采访人员和编辑）的部分甚至全部劳动，还在新闻分发、信息整合环节代替了传统发行和营销的部分或全部劳动。
[7]参见中国新闻周刊， 2019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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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0年05期
编辑︱安雯
视觉︱欧阳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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