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闻焦点|百年之间，祖宗基业几度易手，小伙白手起家，成功夺回，再创辉煌

一个国家必然会经历一个阶段的大起大落，从而令人铭记那段历史，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同样，一个人也会经历一场人生的小起小落，从而让自己静心屏气，吸取经验，继续前行。而一个家族何尝不是如此。国家的再度崛起少不了力挽狂澜的伟大人物；个人重塑自己，不能缺少持之以恒的信心，而家族基业的重新振兴，也不能缺少一位有勇有谋的传奇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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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堂老药铺
1753年，那是乾隆十八年。而就在这一年的一场大火，让一个家族一夜之间跌入了低谷。因为，老祖宗打下的百年基业不得不转手他人。这场大火就发生在前门外大栅栏路南。这个跌入低谷的家族就是百年之后享誉京师的乐家。所谓的百年基业就是乐氏老祖创办的同仁堂药铺。从老祖乐尊育于康熙八年（1669年）创办同仁堂药室到乾隆十八年（1753年），足足经历了八十四年。谁也不会想到，这一转手，几易其主，又几乎经历了大约百年才重新回到了乐家人的手中。当年，同仁堂药铺的一场大火，让乐家负债累累，再难维持，甚至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乐家不得不把同仁堂药铺转手于在宫廷担任御医的张世基。从此，同仁堂的经营权就尽归张氏家族。幸运的是，同仁堂的招牌（字号）还属于乐家。而到了道光十一年（1831年），同仁堂又被张家以六万两银子典租给了朱某。从乐家到张家，由张家再到朱家，同仁堂几度易人经营。此时看，同仁堂的经营权回到乐家人手中，似乎机会渺茫，遥遥无期。然而，就在三年之后，因一个人的出现，一切发生了质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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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堂创始人乐显杨
此人就是乐氏家族的传奇的人物——乐印川。乐印川并没有沾上乐家祖上的富贵气，家道早已中落，并且还是一个遗腹子。幼年时，孤儿寡母，生活窘困。少年时，乐印川不得不去当时的北京懿文斋南纸店做学徒。冬天夜晚睡觉，由于没有被褥和厚衣服盖，不得不用纸捆盖着身子来取暖。后来， “老祖盖纸被子”的故事就在乐印川的子孙中传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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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穷孩子
早年的历练让乐印川增长了见识，丰富了阅历，熟悉了当时的世俗人情。乐印川虽然没有沾上老祖宗的光，但继承了乐家人的精明强干。二十多岁的乐印川，长得身材高大、面白鼻直、儒雅俊朗、待人宽厚。此时的乐印川早已出了三年的学徒期，除了能在北京懿文斋南纸店正式工作获得工资外，还可以从同仁堂药铺每天挣得五吊钱。之所以能拿到这五吊钱的款项，是因为朱家经营同仁堂药铺，用的是乐家同仁堂的牌匾还有前堂的桌椅所算作的费用。接着，乐印川用自己的积蓄，加上从乐家族人那里借来的钱，统统带着前往太原做了两次生意。清朝中晚期，山西与北京之间的贸易往来极其频繁，大批的驼队、马队、骡队来往于山西与北京之间。有资本，胆子大，有脑子，就有赚钱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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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商驼队
乐印川有了一定的资本，有着乐家人的精明强干，早已怀有收回百年祖业的雄心，自然不敢缺少胆量。就这样，乐印川来往于太原与北京两次，即赚得盆满钵满。由此，他的第一步计划开始实施了。乐印川用这笔资金在同仁堂的附近开办了一家广仁堂药室。广仁堂药室虽然规模不大，但有着乐家独传的中药秘方和炮制方法并且还有乐印川独创的丸散中药。因此，乐印川广仁堂中药赢得了京师百姓的信赖。然而，广仁堂附近的同仁堂却因经营不善，一日不如一日。分页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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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手抄药方
道光十四年（1834年），朱姓因经营不善，生意难以维持，欠款剧增，最终，脚底抹油逃跑外乡躲债，留下他的儿子独立支撑。朱姓之子也是独木难支，不得不把同仁堂又典租给一位庆姓满人。然而，同仁堂药铺的经营并非想象的那么容易。三年后，庆姓满人不得不把同仁堂又典租给了慎有堂的张姓和董启泰两人。但在慎有堂的张姓死后，董启泰也是难以维持同仁堂的生意。此时，等待时机已久的乐印川终于看到了机会。董启泰经营下的同仁堂已经难以与广仁堂竞争，不得不主动提出与乐印川合作。乐印川提出的条件是，他独创的丸散可以在同仁堂售卖。但这些药必须他自己亲自配制，不许同仁堂要此药方，并且售卖此药的利润百分之六十归自己。董启泰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不得不答应乐印川的条件。于是，乐印川将自己的广仁堂药室关闭，主要负责同仁堂的寄卖。就这样，乐印川的资本如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最终以这种寄卖的方式挤垮了董启泰。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而立之年的乐印川迫使董启泰订立契约。契约的上面写着：董某因生意消疏，日亏一日，情愿把同仁堂归还乐家。从乾隆十八年（1753年）到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同仁堂典租外姓90年的历史结束。乐印川正式收回同仁堂，也意味着乐家再次接手同仁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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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堂老药铺旧址
然而，乐印川收回的同仁堂，已是千疮百孔，生意凋零。因此，乐印川迫切需要对同仁堂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乐印川能从一名穷小子，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一步步收回家族的百年基业，已功莫大焉。而此后，乐印川对同仁堂实施的一系列成功而有效的措施，不仅让他成为了同仁堂历史上的中兴人物，也开启了乐家后人持续管理经营同仁堂长达110年的历史。乐印川振兴同仁堂的有些措施，同样值得现在的相关企业学习与借鉴。
一、养生济世，利人利己
所谓养生，就是多做善事，救济世人。过去，老北京打磨厂附近经常挖沟渠。因没有路灯，很多人不小心掉进沟渠中，甚至有摔死的。于是，乐印川让伙计晚上在这些沟渠的旁边挂上灯笼，照着马路，方便行人。重要的是灯笼上用朱笔写着同仁堂三个大字，非常醒目，这样不仅方便了行人，还在行善的过程中，为同仁堂做了广告。乐印川还以同仁堂的名义办了普善粥厂，冬天施粥，夏天舍药，已成了同仁堂的惯例。不仅如此，同仁堂还出资创办了普励小学，小学的正门就对着同仁堂制药厂的后门。后来，《大清药王》的编剧著名作家、戏剧家张永和与《大宅门》的编剧郭宝昌均毕业于此。为行人方便，挂上了灯笼；为穷人度日，冬天施粥；为病人缓解病痛，夏天舍药；为孩子上学，创办义学；为死者安息，乐印川创办长寿木厂，施舍棺材。一开始，同仁堂每天施舍七口棺材，后来三口，但到了七七事变后，同仁堂在困难重重下，每天仍施舍一口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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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宝昌导演
更值得一提的是，乐印川曾特地亲自前往广州买了几个最好的救火唧筒（水车）。这些救火设备在当时的北京城也是最先进的，当然也确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过去房屋很多都是木建筑，极易发生火灾）有一年，皇宫中身份等级最高的太和殿突然发生了火灾，而皇宫中的救火设备，竟对熊熊烈火无能为力。在危急时刻，皇家只能打破惯例，准许民间人士进宫救火。然而，许多人带着各自的救火设备奔向失火点，遗憾的是，因为压力不够，水力不大，根本压不住上腾的火苗。此时，乐家人也带着乐印川买的救火唧筒赶到现场。因为乐家的救火唧筒压力大，喷射的巨大水柱很快浇灭了殿顶的火势。乐家救火队与救火唧筒也因此立下了大功。于是，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给这个唧筒赐名“小白龙” 。顾名思义，慈禧太后认为乐家的这个唧筒如口吞水柱的小白龙一般，浇灭了那场大火。分页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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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民初消防队
同仁堂救火队的名声也越来越响，并成立了普善水会。这个救火队和这条“小白龙”还真为保全我国古代建筑立下了汗马功劳。第一次浇灭了太和殿的那场大火，第二次，还救了发生在祈年殿的一场火灾。乐家也以这个救火队和这条“小白龙”为荣，只要城内发生火灾，都会主动带头救援。不得不说，乐印川及其后人在做善事的同时，也让同仁堂的名字深入人心，扩大了药铺的影响。
二、地道用药，只要好货
同仁堂乐家始终谨遵“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这句祖训。修，指对未加工药材的炮制，合，指对药材的取舍、搭配、组合。修合，即指中药的采集、加工、配制过程。因为这一过程涉及药材的产地、成色、质量、加工等因素，直接影响中药的疗效。乐印川对过程中的每一步骤都严格把关，绝不含糊。在他的管理下，同仁堂必须用地道的药材，制造丸散膏丹必须按规定的方法，丝毫不可马虎大意。像犀牛角，必须要用暹罗角，其次才用云南角，但绝不会用非洲角（即广角）。因为，犀牛角配药，主要取其凉性，而非洲角虽然价格便宜，但是热性的，作用完全相反，绝不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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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牛角
泡制的药酒也一定要按照规定泡够应该浸泡的时间和次数。其中，虎骨酒多放上几年是为了使其去尽燥性，半夏炮制是为了去其毒性，必须按照规定，丝毫不能偷工减料。因为，一旦不按照规定炮制，药效就达不到，不仅会砸了同仁堂的招牌，还会对治疗的病人造成严重的后果。同仁堂制药一定要做到“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 。有一次，同仁堂要配制乌鸡白凤丸，但只有十几只纯种乌鸡了，根本不够一料药所需要的三十二只。有人就说，干脆使用一些杂毛乌鸡也不是不可以。乐印川听到，严肃地说“保障药品质量是同仁堂的首要责任，宁可断货，也要保证丸散的质量。 ”乐印川对于选取地道的药材，保证药的质量，毫不含糊。因为他坚持宁愿选贵的上等的药材，也不会买便宜的次等药材，更杜绝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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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鸡白凤丸
每天的春秋两季，同仁堂都会派人到当时有“药都”之称的河北祁州（安国县）庙会买药材。当时的同仁堂不仅资本雄厚，还承办着宫中御药房的供药，地位相当显赫。所以有同仁堂的人不到，祁州药市就不会正式开张的规矩。祁州药市上的药材先让同仁堂的人挑，再让其他药铺挑选。因为，同仁堂的购买量大，并且专挑上等的价格昂贵的药材购买。市场上百分之九十的犀牛角才能满足同仁堂的需要，买大黄不要发泡的，要最瓷实的，天花粉更是要条粗有粉的，有时干脆直接要袋子里或筐子里最上层的那点货。总之，不惜价钱，一定要选购最上等的药材。同时，同仁堂与很多钱庄和药行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也让乐印川能及时购买到自己满意的货物。当时的天成、天汇、隆盛、汇丰四大药行全力支持乐印川。河南专营麝香的杜盛兴，也与乐印川保持密切的供销关系，保证了地道药材供应同仁堂。乐印川与一些钱庄建立了良好的信贷关系，借款还款讲信用，使得同仁堂资金周转宽裕。有了雄厚的资本，有了好的供货源，乐印川专用地道药材的目标实现了。
乐印川曾说过， “我们用药地道，看起来成本高，利润少，但是药效高，效力快，使用的人因为疗效好，就再来买，卖得勤，卖得多，钱也赚得多，结果还是比那些用次药的人家好许多” 。分页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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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药铺
三、兼任东家与掌柜，不设分号
乐印川规定“事事由东” ，即从店铺的管理，到采购、制成药，乐氏家族都必须亲自参与。这样，自己既是东家又是掌柜子。即使是嫁到乐家的媳妇也要参与丸药的裹金、称人参等工作。因为，这些工作较轻，而药材又极其珍贵，一般不能让外人插手，所以，让乐家媳妇做。同仁堂不设掌柜子，由自家人兼任，目的就是使乐家人亲自掌握，不致上当受骗。乐家的带头人每天都要去柜上或制药厂巡视，现场及时处理发生的问题，并且要时刻监督或亲自操作丸丹膏散的配料。为了杜绝别家假借同仁堂之名，制造次药假药。乐印川规定同仁堂不设分号。当然，这也限制了同仁堂的扩大发展。最终，这一规矩被乐印川的孙子乐笃周打破了，其在上海和南京分别创办了同仁堂的分号。其实，随着同仁堂的名气越来越大，假冒同仁堂之名的丸丹膏散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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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人参
四、固定工资少，营业提成多
同仁堂的职工多数非亲即故，一般都是三代或四代连续在同仁堂做事。因此，乐家和这些职工之间并没有大的冲突。为提高职工的工作效率，乐印川大胆地提出，用每天营业额的提成作为职工的报酬。果然，这一举措很快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也大大提高了同仁堂的收入。
乐印川每天结账，会根据每个售药员一天做出的营业额，从中提取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几作为报酬。职工的收入主要靠提成，因为他们的固定工资不到提成收入的二十分之一。这就让职工感觉自己与同仁堂紧密联系在一起，自己不仅是同仁堂的员工，还是同仁堂的主人。因为，同仁堂的每笔生意都与自己息息相关。这种提成的方式是乐印川独创的。过去一般都是“东六伙四”（东家六成，伙计四成），现在是营业额越高提成越高。菲薄的固定工资难以养活自己，职工们必须提高自己的营业额。不得不说，乐印川的经营理念确实不同凡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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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药铺伙计
同时，每年每逢农历四月二十八日（药王生日），同仁堂都会邀请北京的名角演戏。演员们为了想得到“药王保佑” ，使自己身体健健康康。他们在台上认真地演戏，台下那些上中层的京剧爱好者拍手叫绝，齐声呐喊。此举，也为同仁堂在各阶层中做足了宣传。
五、告诫子孙，杜绝这些
乐印川一心想着如何振兴同仁堂，如何让乐家后人长久地继承这份祖业。他对子孙后代的期望，其实包含在那几句“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 ，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中。这几句话不仅体现在制药方面，更深层地表达了为人处世的原则。乐印川用自己的一生为子孙做出了榜样。但他也没忘记告诫子孙。他不准子孙经营影响“善”和“名”的行业。比如，不准经营当铺，不准放高利贷，不准开饭馆杀生，不准当官刮地皮，不准养丫头。乐家后代守住了乐印川的前三条告诫，最后一条没有守住。这也恰恰壮大了乐氏家族的人员规模。后来，乐印川的四个儿子分成四大房，孙子辈（男性）更是达到二十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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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家十三代与十四代传人
总结：
【博闻焦点|百年之间，祖宗基业几度易手，小伙白手起家，成功夺回，再创辉煌】分页标题乐印川让危机中的同仁堂得以起死回生，对同仁堂的贡献举足轻重。他的经营理念、方式、手段一直影响其后世子孙对同仁堂的管理。由此，同仁堂也成功跻身全国四大著名老药店之一。乐印川的一生可谓是传奇的一生。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乐印川正式接管同仁堂，到1954年，乐氏家族持续掌管同仁堂长达110年。可以说，乐印川开启了乐氏同仁堂后一百年的历史进程。时至今日，当年乐印川对同仁堂的一些整顿措施，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之后，仍然值得现在相关的企业学习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