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大清帝国，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征服王朝

【##许倬云：大清帝国，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征服王朝】满洲进入中国，建立了最后一个征服王朝。满洲起自辽东，乃是鲜卑、契丹、女真之后，另一次东北民族扩张版图，进入中原。在蒙古铁骑狂飙时，从东蒙古到沿海的东北族群，都臣服于蒙古大帝国。明代建国，东北部的族群，并没有统一的单位，纷纷以羁縻卫所的名义，归属大明。
这些遥远地区，实际上各自为政，并不受中央的干预，仅在东北地区有事时，中央政府才征发他们，参与战争。例如，明朝救援朝鲜，抵制日本侵略时，东北的卫所也参加战争。中国本部和东北之间，虽以长城为界，却也有许多汉人移民，开发关外广大的地区。因此，不仅山海关外的辽东地区已有许多汉人居住，那些满人的聚落，也逐渐汉化，居住在城市，他们的领袖，常常称为“城主” 。

文章图片
文章图片
东北民族，本来就不是草原上的游牧族群，他们居住在森林与河流地带，以渔猎维生，以农耕为辅。汉人带来的农业，对于东北族群并不完全陌生。从中国过去历史看，以草原起家的征服者，例如，匈奴、突厥和蒙古，都是聚集为战斗部落，建立游牧王国，然后，草原的铁骑踏破边墙。
起自东北的征服者，往往是从东北扩张，进入草原后，取得草原的马匹，然后向南进攻。历代征服王朝，拓跋（魏）、契丹（辽）和女真（金），都是如此方式，以草原的力量进入中原。
皇权被满清全众以家族式形态共享
在这几个东北族群之中，满清在关外发展的农业文化和与其相当的组织，可能比契丹、女真更有利于在征服后适应中国的帝国形态。在努尔哈赤兴起前，这些满洲人分为许多族群，每个群由“贝勒”（相当于王爷或是公爷）管理；“贝勒”也是族长。许多散居的族群，人口并不多，也没有确定的疆域，彼此之间偶尔有霸主，但是并不能长久地维持领导地位。
明代在东北地区，有驻屯的军队；在日本的丰臣秀吉入侵朝鲜失败以后，这些明帝国驻屯军，常驻不撤。驻军的统帅，实质上有管理这些“贝勒”的权力。因此，东北地区满洲人所属的羁縻卫所，与明代驻军有统属的关系。努尔哈赤的祖、父两代，都在权力斗争中，被别的“贝勒”欺凌，努尔哈赤凭借着祖、父留下的一支薄弱武力和少数武器，竟然慢慢扩大，成为满洲许多“贝勒”的共主。

文章图片
文章图片
八旗骑兵
在努尔哈赤时代，满洲部落的组织，经过演化，组合为八个旗，每个旗有一位努尔哈赤的子侄孙担任旗主。今天沈阳故宫的“十王亭” ，就是努尔哈赤和八旗旗主“君臣合署办公”的地方，正是反映在努尔哈赤的时代，军国大事都由汗王与八旗贝勒大臣共同讨论决定的制度。每个旗的旗丁，是人民，也是战士。他们与旗主乃是主、奴关系。旗主们对努尔哈赤及其继任者，也是尊卑有别的君臣关系。
因此，在称帝以前，领袖是满洲部众的家长，也是主人；这种双重身份——君权和家长权，在满清时代延续不变。从另一个角度看，亲王们仍旧与皇帝共享满洲的统治权。亲王议政的制度，到皇太极以后才逐渐改变。然而，每一代君主，身边还是有辅助皇帝的亲王。
雍正时代，成立军机处作为皇帝的统治中心。军机处中也通常有亲王辅助，也有亲王分管重要的部级单位。如此安排，正说明了满清的皇权，既是皇帝个人的权力，也是满清全众以家族式的形态，辅助和共享皇帝的权力。分页标题
以汉人官员办事，以满人官员监督
政府六部和同级的单位，正、副长官都有满、汉两套人员，共同执掌权力。这一制度，显然是以汉人官员办事，以满人官员监督。满清是一个征服王朝，满人的地位，不言而喻是征服者。依据上述安排，满清的皇权，比较之以前的征服王朝，更为制度化地反映了征服者与被征服之间的主从关系。

文章图片
文章图片
明代的中国本部，与东北地区之间有一道“边墙” ，也就是明代的万里长城东半段，其终点是山海关。这条“边墙”之东，辽河流域虽然满洲人口占多数，却也有汉人居住。尤其在明代屡次人口迁移的过程中，汉人移往关外，也不为少数。在明代能有效控制东北地区时，汉人当然是明廷的百姓。当努尔哈赤的力量扩大到能够控制这个地区时，若干汉人的大姓大族，或是屯垦的领袖（例如佟家），逐渐归附满洲；这些人在编入满洲旗制时，编为“汉军旗” ，他们不在满洲八旗之内，却也是满洲军民合一的另外一支力量。
从满洲领袖的角度， “汉军旗”的地位，不如满洲，但是高于汉人。后来，满洲与明廷的冲突日亟，一些在山海关外的明军，投降满洲；原来属于皮岛毛文龙部下的私人部队，都纳入“汉军旗” ，成为满清征服中国的前导部队。当满洲力量逐渐渗入东蒙古的时候，一些蒙古部落也被编成“蒙旗” ，作为满洲的附从者。这些蒙古领袖，与满清皇室长期保持贵族间的婚姻交换。因此， “蒙旗”的地位，与满旗平等，还高于“汉军旗” 。凡此现象，说明满清征服王朝的性质，是与蒙元或更早的辽、金，都有所不同。
帝国的二元结构
满清入关，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扩张，先是与草原东部的蒙古合作，向西开拓。三次大征伐，整个蒙古草原，包括漠北、漠西和天山的准部，都归属满清。青海大草原上的蒙古部落，以及天山南北路的回部，也都归属于满清。西藏本来的统治者是蒙古的别部，满清攻伐蒙古势力胜利后，废除世俗君主，支持喇嘛教的领袖达赖与班禅，建立神权统治体制，代代转世，管理西藏。在北方和西北的广大领土上，满清视这些民族为同盟，而不是如同汉人一样的被征服者。
中国历史上，草原民族征服汉土，通常两种形态，一种是征服者移入中国，统治汉土；另一个形态，留一些部众在老家，大部分部众迁入中国。满清的制度，独成一格。他们以汉土的资源——人力和物力，支持大军征伐，取得整个北方和西北的草原与高地。然后将新获得的草原地区族群，看作满清自己的盟友，而不完全是臣属。因此，满清帝国乃是一个二元的结构：北方、西北的族群，直属于皇帝，皇帝经过内务府和理蕃院，办理皇室与这些部众的来往。
皇帝经常在草原上的一些猎场，与蒙古王公会猎。满清皇室与蒙古、西藏之间，是以朝贡与婚姻的方式，保持彼此间的密切关系。汉土的百姓，是由帝国的政府统治，帝国的首都在北京；而热河的围场承德，则是满清皇帝与蒙藏领袖会晤的地点。满清与蒙藏共同信仰是喇嘛教，在承德有不少的喇嘛寺庙，象征满清和这些蒙藏部族之间的密切关系。承德，可说是帝国草原部分的“首都” 。
这种二元的帝国结构，引发中国疆土究竟该如何界定的问题。辛亥革命，民国成立以后，经过满清皇帝的逊位诏书，确认将来全部的领土，转移为中华民国。这才是中国疆域延续满清帝国领土的法律根据。可是，日本人图谋侵略中国，还是屡次以满清为二元帝国的理由，曾致力在满洲和蒙古分别成立傀儡政权。分页标题

文章图片
文章图片
西南方面，元代与明代建立的土司制度，也延续到清代。雍正朝，满清政府施行改土归流政策，或用武力、或用劝说，将湖南西部、四川南部、云南、贵州和广西原居民的土司，大部改为流官，归属政府的州县体制。于是，广大的谷地、坡地和高原，逐渐开放为汉人为主的移民区。当地少数民族，除了在一些山高谷深的地区以外，也随之逐渐同化。新大陆的农作物传入中国，尤其玉米、番薯，都可以在这山区种植，扩大了耕地面积，也因此可以维持中国庞大人口的生计。
明代覆亡，南明的复国运动者，例如郑成功和鲁王的部下还在福建、浙江活动。最后，郑成功进入台湾，立足海上。康熙朝，满清取得台湾；郑氏的部队，有些流散到海外，有些并入满清的汉军。从康熙、雍正、乾隆时朝，福建、广东地区进入台湾的移民，逐渐开发了台湾的西部；嘉庆朝，政府正式开放到台湾的移民，大陆人口移入台湾者，前后大概有三百万左右。在此以前，台湾和内陆接触较少，沿海居民对台湾的知识，其实非常的有限，经过明郑的开发，这一个东海的大岛才完全纳入中国的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