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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付博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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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邓雷罗(Silvana Tenreyro)表示，受为减缓新冠疫情而实施的封锁措施影响，英国经济或将遭受极大打击，央行推行的货币政策为缓解经济整体上的颓势起到的积极作用是有限的。
英国面对程度如此深重的经济危机，仅仅通过政府宏观调控加强干预，在国内寻找安然度过危机的方法并非明智之举，着眼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所带来的机遇或许是更稳妥的出路——
全世界都在面临着全球化背景下疫情带来的经济衰退，多边主义的势头更加猛烈，脱欧后的英国面对危机有更灵活的操作空间，这可能是“全球英国”不可多得的一次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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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4月12日，刚刚出院的英国首相约翰逊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录制视频讲话。（来源：新华社）
一、英国国内经济形势严峻
据统计，今年的英国经济可能正在迈向2009年以来的首次衰退，第二季度经济产出可能锐减15%,将成为1997年以来表现最差的一个季度；而2020年全年整体经济可能萎缩超过6% ，高于2009年金融危机下造成的4.2% 。当前英国的疫情还没有出现明显的好转，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统计，以严格隔离三个月及后续半隔离三个月为基础测算，英国二季度经济将下滑35% ，全年下滑13% ，失业率从疫情前3.8%攀升至6月底10% 。
英国的就业市场也受到明显打击——英国国家统计局三月调查了近4000家公司，其中45%的公司表示， 3月9日至22日期间，它们的收入远低于正常水平。超过四分之一的公司打算暂时解雇员工，意味着英国的失业人数会大幅上升，外界预期失业率可能增加一倍以上。失业率上升还将造成需求锐减，经济活性下降，英国目前的隔离措施将导致经济产出下降31% ，对制造业、住宿、非食品零售业和建筑业造成严重打击。
除此之外，由于世界各国为应对疫情采取的旅行限制，客运行业受到重创。易捷航空已经停飞所有航班，英国航空则仅保留希思罗机场的航班。希思罗机场表示3月客流量同期相比下降一半， 4月客流可能下降90% ，机场本身则已经从4月6日开始关闭了一条跑道并计划未来几周关闭两座航站楼。
而因为封城导致税收收入受到消极影响，政府为了应对疫情带来的经济危机而不断扩大的赤字也是国内经济严峻形势的另一个主要方面：预测显示2020年-2021年政府借款将增加2180亿英镑至2730亿英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 ，这将是二战以来最大的年度政府赤字。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在疫情仍在不断恶化的情况下，政府的可操作空间微乎其微——一直保持当前封城的状态势必会导致经济情况继续恶化，而过早开放封城令又会使之前所有的努力功亏一篑。三月份英国央行已经两次下调了基准利率，还将债券购买计划扩大到创纪录的2000亿英镑，即便如此，英国政府也明确指出这些措施不可能拯救每一家英国企业，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措施的积极作用将会越来越小，
政府通过透支未来挽救疫情危机的手段，终究不是长久之策。分页标题
二、暗藏于危机中的机遇
虽然疫情导致国内经济衰退，但相比于欧洲大陆上的国家，英国在如何走出危机影响方面仍然具有独特优势——英国不需要做得比所有国家都好，只需要跑赢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欧盟、英国、欧元、脱欧，这几件事在疫情背景下以一种新的方式联系在了一起。
而英国正在逐渐摆脱欧盟各种规则的约束，同时还拥有全球最大的金融中心之一，相比于欧盟国家，英国就像一条船，拥有朝任何方向行驶的自由和可能性。
因此，正在发生的经济危机对英国来说存在转化为机遇的可能。
随着疫情愈演愈烈，欧盟内部受灾最严重的意大利等国已经徘徊在崩溃的边缘，于是重新提出了“欧盟成员国共同借贷”这一问题，但因为该问题本身触及了欧元区的敏感神经，所以欧盟成员国中较发达的国家德国对此持消极态度，默克尔甚至还曾一度表示德国可以提供除此之外任何形式的援助。相比之下，英国所处的位置就要自由地多：
没有维持欧盟表面上一团和气的责任，英国可以全神贯注于本国的问题，这对危机后的经济复苏有着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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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2020年1月8日，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右)抵达伦敦唐宁街与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合影。当日，冯德莱恩与约翰逊会面商讨英国脱欧相关事宜。（来源：新华社发雷伊·唐摄)
除此之外，即使是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欧盟国家中就已经存在着无法解决的财政赤字问题，而“共同借贷”这种快速有力的缓解方式却因触及各国核心利益而遭到较发达国家的反对，因此，资金成了所有处在疫情中的国家最关心的问题。
此时，作为欧洲最大的金融中心，伦敦对全欧洲经济的复苏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一月底英国脱欧后，英欧关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就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欧盟希望把英国留在欧盟的规则之内，英国则不想继续接受这套规则。疫情暴发之前欧盟试图用把英国挤出欧盟市场的方式使得伦敦金融中心的地位下降，最终逼迫英国妥协；而在疫情暴发后，伦敦成了欧盟经济的救火队员，这对英国来说无疑是一个有利的筹码，欧盟想要获得支援，就需要在谈判桌上做出妥协。
除了经济上在面对欧盟时更有底气，政治上，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反传统趋势也对英国应对全球化挑战有积极作用。
当英国抗击疫情的政策从“群体免疫”开始转变时，政府的权力就开始显现出相对集中的趋势；当鲍里斯·约翰逊、首席医疗官惠蒂和卫生大臣马特·汉考克因为感染而无法工作，民众对政府的支持率却有显著的提升，首相约翰逊的支持率甚至在疫情期间上涨了25% 。英国实现“全球英国”目标的机遇在国内外形势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之间逐渐显现。
三、政府决策机制新变化
在放弃“群体免疫”策略之后，除了首相和重要大臣每日主持疫情发布会回应英国民众最关注的问题外，英国政府还设立了一系列机构，不断完善疫情期间政府的决策机制。
这些机构覆盖英国社会最重要的四个方面——负责NHS正常有效运转的“医疗保健执行委员会”；研究国民保健服务外的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的“一般公共部门执行委员会”；负责应对疫情的经济影响及应对措施的“经济与商业执行委员会”和关注危机中的国际合作的“国际反应执行委员会” 。这些机构的设立意味着国家权力相对而言变得更加集中，政府能更“自由”地调动资源应对疫情危机。这在这些机构的协调下，英国才得以快速在疫情的“至暗时刻”采取如向企业减税贷款共计300亿英镑、帮助企业支付普通人工资、短期内兴建方舱医院并成倍提升检测效率等有力措施让英国社会和NHS保持运转。相比之下，新的决策机制更具整体性和前瞻性。分页标题
决策机制层面的新变化主要意义在于更好地权衡了“选举政治”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前者对决策的影响，同时也避免“抗疫”像“脱欧”一样陷入让英国进退维谷的僵局。
疫情过后，摆在英国政府面前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如何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处理好英国和其他遭受经济衰退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新的决策机制在这一过程中能更好地权衡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不至于走向极端，同时也能更有效地利用本国在相关关系中的优势，制订有利于国家长远利益的政策。从这一角度看，疫情带来的经济和政治方面英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优势，为英国应对全球化挑战、实现“全球英国”这一目标提供了新的机遇。
（作者付博锐为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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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东方网·东方智库
作者：付博锐
编辑：顾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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