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历政权在贵州——贵阳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成为“首都”

话说张献忠于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其部下被称为大西军在达西政权建立后的第三年。清廷豪格，吴三桂进攻四川。由于张献忠在四川的种种暴行弄得天怒人怨（张献忠屠川的故事妇孺皆知），自知不敌，想逃亡西安。谁知道半路被叛将和清兵联合杀害，张献忠余部如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等率众往川东德重庆一带转移。经过激战，大西军占领重庆，当时的形势是东西都是清兵。只有重庆南边的遵义和贵州的尚属于南明政权的势力范围，孙可望率军从重庆南下，占领綦江，准备攻打黔北重镇遵义（当时属于四川）,破桐梓，克娄山关。南明都师皮应熊疲于奔命，大西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遵义。此时孙可望势如破竹，于1647年正月22日强渡乌江，占领贵阳城。孙可望入城后，即“出示招抚百姓，十日后，百姓悉回” 。后孙可望听说镇守云南的沐天波（就是明初沐英的后代，世代镇守云南）被土司沙定洲攻击，沐英逃亡永昌。孙可望认为此时明廷在南明的统治已经非常薄弱，趁机占领云南。孙可望听从云南副使杨畏之德建议，与南明政权一起抗清。孙可望应允。大西军在占领云南后着手改组建立政权，将原来的将军改为王，自称平东王，李定国为安西王，刘文秀为抚南王，使用年号，铸造钱币。整顿经济，安抚百姓。准备依托云南长期抗清，顺便过一回土皇帝。同年打算向当时颠沛流离永历皇帝索要封号。目的没有达成，便自称“秦王”离开云南进入贵州，由于孙可望入滇造成了贵州的权力真空，贵州又被南明政权所占领。经过激战，贵阳，遵义，福泉又重新归大西军统治。换句话说当时的云贵两省名义上属于南明政权，但是实际控制却是农民起义的出生的孙可望大西军。当时的贵阳处在四川，云南，广西的中心。是抗清的前沿阵地，孙可望认为想要防守西南，贵阳是重中之重。对当时的贵州经济政策做一些改革，比如严惩贪官污吏，和当地少数民族搞好关系，整顿驿站，修整贵阳的城墙和市容市貌等。使贵阳这座西南小城焕然一新，登山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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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南明政权实际统治的地区只有广西的一小部分，随着清兵的步步紧逼。退无可退的永历皇帝朱由榔经过孙可望部的威逼利诱，只得答应册封远在贵阳的孙可望为“秦王” ，当册封秦王的金册到达贵阳的时候孙可望欣喜若狂。并立即“奉表称谢“ ，孙可望在表书中写道：秦王臣朝宗望阙奏谢。臣自入滇以来，纪年而不纪号，称帅而不称王，正欲留此大宝，以待陛下之中兴。此城忠心耿耿，矢之天日者也。
孙可望在受封秦王之后野心膨胀，在贵阳大造宫殿，设立文武百官。任命雷跃为宰相，范鉱为吏部尚书，任僎为礼部尚书，万年策，程源为兵部尚书，张重为六科给事中，方于宣为翰林院编修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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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历六年正月二十三日，孙可望迎永历皇帝到贵州安龙所，自己则在贵阳挟天子以令诸侯。永历八年，孙可望将吴贞毓等十八人定为奸臣，杀害于安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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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孙可望更是权势熏天，野心膨胀。永历八年六月从昆明回到贵阳后为了做皇帝的美梦，在贵阳更加大兴土木，把秦王府改造成宫殿，重修孔庙。为称帝做准备。为了网罗读书人把贵阳惠光寺改为贡院开科考试。录取陈世基等五十四人。此后，孙可望与大西军李定国而成彻底决裂，永历十年，李定国率军抵达安龙所，将永历皇帝迎回昆明。结束了永历政权在贵州的历史。此时远在贵阳的孙可望已经是众叛亲离，只能守住贵州一隅。永历十一年孙可望摔十四万大军从贵阳出发征讨李定国，双方战于云南曲靖的交水，孙可望大败，带领三百人仓促逃离返回贵州，此时孙可望彻底的众叛亲离，把在贵州的家底全部赔了个精光。刘文秀一路上不断追击。自知贵阳已经守不住，只得率众往东逃窜。进入湖南投降了清兵，至此贵州的领导政权又落入李定国手中。永历十二年春，清军趁李定国部署未稳，摔三路大军从湖南，四川，广西向贵州进发。李定国将孙可望驻防贵州的部将悉数撤换，结果造成军心动摇。贵州至湖南，广西的沿线城市纷纷陷落，只得防守贵州至云南边界地带，整个贵州全部落入清兵手中。后面的故事我们就很熟悉了，永历皇帝逃到缅甸，最后被吴三桂用弓弦勒死。那么为什么大西军精心设置的贵州防线会这么容易失守呢？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分页标题
【「」永历政权在贵州——贵阳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成为“首都”】从经济条件上看：贵州地狭民贫贵州的开发程度低，即使到了明末也是处于夷多汉少的状态。生产力水平低，经济非常落后。当时能够提供兵马钱粮的仅仅是贵阳，遵义和明代遗留的交通沿线的卫所。大多数地方的少数民族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化，这就造成了贵州防务是非常脆弱的。而且孙可望等对于贵阳始终作为昆明的附庸和前沿方向，并没有把它作为自己的地盘。当时对贵阳的赋税和徭役非常重，造成了后面的离心离德。
从自然条件上看：贵州属于典型的高原兼山地的地形，赤水河，乌江，清水江，北盘江，都柳江等大河由中间向四面呈放射状流向，缺少聚心力。各个小盆地星罗棋布，不但本省没有一块稍微大的平原作为支撑，外围的山脉河流也呈现放射状，土壤贫瘠，而且地形非常破碎，虽然处处是山，但是没有关乎全省的雄关险隘，敌人可以从各个方向，各个山口进入中心地带，是典型的易攻难守之地。从资源条件上来看，贵州除了山石几乎什么都缺，食盐，粮食，布匹都需要外省“协济” ，缺乏独立形成割据政权的条件。所以贵州历史上至两千多年前的夜郎王国，下至民国时期的王家烈桐梓系政权力量都非常弱小，无法形成威胁中央的地方割据，更何况风雨飘摇的南明政权。
从政治条件来看，当时的清廷对全国已经形成统一之势。南明政权内部，大西政权内部，甚至南明政权和大西政权之间都是矛盾重重。统治中心在云贵之间摇摆不定，很难形成坚定的抵抗意志。最后孙可望，李定国二部两败俱伤，给清廷可乘之机。
从贵阳的城防来说，贵阳市不但土壤贫瘠，地形崎岖。而且缺乏大山大河作为防御，城墙低矮，面积狭小。人口稀少，也不能作为昆明的前沿防线而存在，当时的贵阳城墙北到喷水池，南到大南门，东到老东门，西到大西门，城高二丈二尺，周长九里二分。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一个小县城大小。显然作为一个军事据点有先天性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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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孙可望作为统帅，其治理军政民政的能力还是可圈可点，但是个人心胸和长期规划上显然能力不足。缺乏持久的打算，一心想要取代永历帝而称王称帝。当时的永历帝虽然没有什么实权，但是始终坚持抗清，成为全国各地抗清的精神支柱，孙可望处处想取代永历帝从而造成了政权内部的自相残杀和分裂，读史至此，不觉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