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氢弹』新中国首次甩投氢弹，出了意外：氢弹未出舱！飞行员三种选择 1967年6月17日

1967年6月17日，随着罗布泊上空腾起巨大蘑菇云，向世界宣示东方大国真正掌握了氢弹的设计和制造技术。然而，毛主席等领导人十分清楚：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氢弹拥有实战能力。要想以最快的速度实现氢弹的实战化，最好的办法就是使用飞机作为运载平台。因此，在首枚氢弹爆炸后，一支精干的队伍迅速组织起来，以极高的热情投入对这一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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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弹』新中国首次甩投氢弹，出了意外：氢弹未出舱！飞行员三种选择】在这支队伍中，以空军某师师长宋占元为现场总指挥，参谋长梁璞直接指挥甩投过程的各个环节，团长杨国祥担任首席试飞员，大队长朱玉作后备飞行员。除此之外，周总理和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朱光亚、陈能宽副院长、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杨焕民等人，都密切关注这一行动，随时进行指导和支援。
作为氢弹甩投平台，我军选择了可靠性好，突防能力强的强-5型攻击机作为合适的运载机。 1969年11月9日，南昌飞机厂研制的强-5甲型攻击机制造成功，编号11246 。与强-5相比，设计人员取消了原有弹仓，转而在机腹设计了凹槽用于容纳氢弹，同时加装了甩投装置以及配套的瞄准装置、核辐射检测装置以及为了保护飞行员眼睛的座舱遮光帘等。而用于试验的小型氢弹由核工九院研制，代号“狂飙一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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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研制的小型化、实战化试验氢弹——狂飙一号
1971年12月30日，北京下令试验开始，氢弹预计将于13时30分准时爆炸。命令下达后，宋占元等现场人员迅速各就各位，周总理也进入位于北京的指挥部坐镇。 “2178任务”正式开始。
12时20分，机场塔台升起2颗绿色信号弹，这意味着宋占元师长发出了命令，座舱中的杨国祥启动飞机，向着千里之外的罗布泊试验场飞去。经过25分钟的飞行，杨国祥即将到达预定的靶场中心。他的操作就像教科书一样，以仰角45°向上飞的同时，按下电钮，接下来就等一朵漂亮的蘑菇云炸开在试验场上即可。然而——最意想不到的意外却发生了：氢弹并没有顺利脱出！更让人揪心的是，为防止这一情况发生，特别加装的二次、三次应急投掷装置，也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对杨国祥而言，真正的考验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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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实耐用、突防能力强的强-5攻击机是我国当时最适合的氢弹投掷平台
此时，摆在杨国祥面前的有三个选择。第一是跳伞，但是飞机与氢弹将会继续飞行，甚至会带来更加严重的后果，我国的氢弹实战化进程必然因此停滞数年；第二是牺牲自己，驾机坠毁于沙漠，以免带来二次损害，然而这样做同样会使无数科研人员的心血毁于一旦；第三，是尝试一条前无古人的道路：驾机飞回基地，携带一枚氢弹迫降！
为了国家的核事业，杨国祥毅然决定：带氢弹迫降！宋占元师长接到飞行员的这一请示，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选择相信我们自己的飞行员：同意！
他下令机场除指挥人员外，其余人进入地下掩体，师长宋占元坐镇塔台直接指挥杨国祥迫降。身经百战的杨国祥，准确执行了每一个降落步骤，随着一阵漫长的等待，飞机稳稳地停在了地面上，氢弹安然无恙，这一前无古人的飞行记录，由人民空军独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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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带氢弹迫降纪录的“彝族之鹰”杨国祥
此时的空军基地以及北京，人人都松了一口气。然而事情却并未结束。经过科研人员的仔细检查，发现了问题的所在：投送装置在飞行过程中产生了形变，因此氢弹无法顺利投出。解决这一问题后，甩投试验继续进行。
1972年1月3日，远在西北的试验指挥部召开会议，曾经经历生死的杨国祥说：科学实验总是有成功，有失败的时候，现在投掷氢弹系统已经做了进一步改进，我认为完全可以再次试验，我已做好一切准备，只等命令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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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收藏于航博的11264号强5-甲型，注意机腹挂有一枚1：1的氢弹模型
1972年1月7日，敲定为第二次试验的日子。然而，这一天却云层叠嶂，戈壁上吹来的沙石为机场所有人的心蒙上了一层阴影。 12时20分，强-5甲型飞机冲上云霄，距离靶心9千米处，杨国祥果断按下电钮，并拉上遮光帘。片刻之后，一阵耀眼的光芒袭来，标志着我国第一颗具有实战意义的氢弹成功引爆！
此时，万里之外守候的周总理，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将这一消息报告了同样在等待的毛主席。核试验基地、机场挤满了欢呼的人群，自豪与欣喜的气氛笼罩了整个西北的天空。此次试验中的头号功臣杨国祥，荣立一等功，他所驾驶的11264号飞机收藏在中国航空博物馆中，向人们讲述这段自强不息的光荣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