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轼的扒灰传闻中看野史小传和正史描述

导语：最近有一则热搜很是牵动社会各方的关注，这一则时事热点聚集了伦理道德和社会公平正义的申诉渠道等公众最为关心的话题，但最让人震惊的还是作为"父亲"的男主人被"养女"控诉的种种罪行，件件桩桩都让人觉得令人发指，不仅是对于这样衣冠楚楚的精英男士做出强暴自己养女的行径的痛斥，也是对于"父女"之间乱伦的震惊。这些都是源于人们在现代社会下对于道德体系的认知。这不免让人想起于此有相同标签的另一则新闻，同样也是对于乱伦这一词汇的探讨和对道德体系的一次冲撞，但不同的是，当事人认为主流的道德体系不完全是对的，甚至于对主流道德体系提出质疑。
我们的道德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时期，有热烈开放自由的唐，经历初见束缚的宋元，到封建体系全部重建起来的明王朝，及至框架束缚最重的清朝，这其中的冲突和碰撞以及思想的交汇点在宋时都如同绚丽的烟火一般绽放在史书的泛黄卷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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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流文士欧阳修有名文人的风流逸事
宋朝的特别在于文人雅士似乎要比其他朝代多上好几倍，唐宋八大家中宋朝人占据了六席，文人雅士总比其他的人物更能吸引人的眼球，因为这些人的身上似乎风流逸事也是扎堆的出现，能够做出惊世骇俗突破常规事情的几率也比其他人要高上许多。在《避暑录话》和《宋稗类钞》中就有对欧阳修私生活中浪漫的记载，就其本身的描写而言是风流而又优雅的，和低俗的私生活混乱其实是有所区别的，这种风流若是放在未成家的才子身上绝对是能够被人拿来津津乐道的，但是对于欧阳修这样的明面上的尊者，这些是不入流的，不合适拿出来说道的，是出了体系之外发生的不雅之事。因为这些和妓女玩乐的记载不应该出现在一个正统的读书人家身上，更不应该出现在一个代表着正直官吏的官场人身上，这是有失体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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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暑录话》的书影
虽然是有失体统的，但这种有失体统的事情不仅仅是发生一位文人身上，在宋朝整个统治时期，狎妓似乎已经成为了一项男性之间秘而不宣的风潮，就好像是如今的妈妈们过年一定要烫个头一样的潮流，这也象征着文人雅士的身份。如果说狎妓在宋朝文人的带领之下变成了一种潮流的话，在正史之中也只能是一项不太入流的潮流，但还远远不至于成为一个入仕者的污点，一项可以被对手攻击的污点。但这并不适用于贱籍以外的女性，和妓以外的人有着不正当的关系可要被列入黑名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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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稗类钞》的书影"扒灰"一词的词源
我们常说百姓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坊间对于隐秘的不正当关系的调侃具有生动而形象的描述，其中"扒灰"一词的来源就出自于苏轼和自己儿媳之间的花边新闻。整个故事的发生至今听起来就像是一部家庭话剧，儿媳因仰慕苏轼的才华才嫁给苏轼的儿子，一日，苏轼的儿子出门去，苏轼正坐在书房发呆，儿媳为他沏茶，但是沏完茶后却没有立刻离开，而是含情脉脉的看着自己的公公，苏轼被儿媳看着，心知肚明却不敢造次，只能在桌上沾上茶水写到"青纱帐里一琵琶，纵有阳春不敢弹" ，他的儿媳接上下半段， "假如公公弹一曲，肥水不流外人田" ，诗句中的描述仿佛就可以窥见即将发生的一幕，就在此时坊间传闻又峰回路转的描述，儿子在此刻回到家中，又恰好的出现在书房外，而彼时的苏轼年老有些懒散没有及时的打扫桌子，导致桌子上的灰尘已经积攒出厚厚的一片了，所以忙于解释的苏东坡连忙以"扒灰"的名义擦去桌上的水渍。分页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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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的典型形象
这一传闻给我们留下的就是"扒灰"一词在后世期的民俗中留下的深远影响，现如今的婚礼中闹婚一环中就有专门针对"扒灰"所代表的儿媳和公公之间不正当关系的隐晦而诙谐的幽默之举，例如给公公带上扫帚簸箕等小玩意儿以示"扒灰" ，但如今这些的词汇也仅仅是坊间用此传闻来调侃，或许这些都是历史在时间上留下的痕迹。正史中的零星片语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文人学士的出格的风流逸事都是出自专写朝野杂事、稗官野史和记载地理，诗文典章的野史小传，而并非是出自正经记载或是偏向于描述客观事实或是风土人情的中性叙述性杂记。这样一来，事情的真实性就有待考究了，这些杂记有些类似于现在的花边新闻，如今的花边新闻写的看起来就是真实发生的事情一样让人信服，这些杂记在历史众多书籍之中漂浮，让人分不清真假。但这些八卦式的描述激起了人们的好奇，这些坊间传闻变得越传越真实，逐渐演化成历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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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政治对手王安石
正史之中对于苏轼的这段不入流花边新闻的描述并非只字不提，而是以侧面的方式反映出来，这种侧面的方式就是，对手递给皇帝的弹劾奏折，对于苏轼这段事情的描述，比坊间的传闻可要正式的多，但是即便是对手，想要尽力的以此为攻击点来打压苏轼一党，在描述上也是并没有太多激烈，大概书写奏折时也没什么真的证据能证明，所以只是寥寥数字的一笔带过，不敢以此大肆攻击。宋初时伦理体系
我们在史书上常常会提及唐朝的强盛和辉煌，并以此为荣，其实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我们羡慕的可能不仅仅是强盛和辉煌，更多的是唐时的奔放，对于婚姻关系和男性女性关系上的相对宽松，这一点从唐玄宗和杨贵妃之间的爱情就能看出来。相对于唐朝，清雅而浪漫讲究慢文化、慢生活的宋朝在这些隐秘的事情上似乎更为严苛，即便是宋朝初时，动荡刚刚平息，国家有些安定，虽还尚未完全脱离唐时的习惯，但严格的道德理论体系已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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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大唐盛世的画作
这和当时的统治者有着莫大的关联，后朝总是会从前朝灭亡的事件中不断地吸取教训，这种教训涉及的方方面面，即便是风俗上也是要大力吸取教训的，所以在宋朝初年对于这方面的约束已经形成。黄袍加身的赵匡胤畏惧武官的力量，对于文官是大力吹捧的，这源于宋朝开国的过程。这种情况下对读书人的大力支持使得科举考试的发展超出了预期，经过五代十国时期的混乱阶段，宋初时，社会阶层并非严格到完全不可打破的，故而士大夫阶层的构成人员并非存粹的来自于世家大族，相对前朝而言，阶层来源上变得丰富，这就使得不同环境下的人聚集在一起，为了更有力的统治，原先强调的自律意识扩大化到变成道德体系中的一部分，将少部分人的约束力以略微强硬的态度推向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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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像背后逐渐萌芽的程朱理学
而这种逐渐推向公众的过程就是程朱理学逐步发展的过程。程朱理学的产生源自于整个社会的大环境发展，其根源来自于儒家思想，从某种角度而言，与其说程朱理学下的道德观念体系的核心是儒家思想，倒不如说这是一次儒家思想大树上分出来的叉枝，而这个杈子的发展大概率上是不能舒展叶片的，结出丰硕果实的，是要被剪切掉的影响到大树发展的不利因素。分页标题
【■从苏轼的扒灰传闻中看野史小传和正史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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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朱理学代表人物，程颢、程颐
初期的程朱理学并非完全如历史书中教给的那样， "存天理，灭人欲" ，而更多的是思想上的大爆发、大碰撞。是对儒家思想的深一步探讨，将原来相对来说比较具象化的礼节等抽象化起来，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变得更加玄学一些，高度的提炼表明了宋人在思考人生上花费的气力比前人要大得多，这也是从侧面上反映了宋朝在物质文化上对于百姓的供给是足够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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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朱理学代表人物，朱熹
回到苏轼流言这件事上，对比于宋朝文人热爱狎妓并将其认为是潮流一事，可以明显看到的是处在萌芽期的程朱理学所宣扬的更多的是遵从人伦，不要做打破人伦大观的事情，而并非完全削除欲望本身。所以对于人伦大防是程朱理学萌芽期或者说是整个宋初时期公认的道德底线，突破这样的底线是不能被认可的。但随着社会的逐步稳定和思想家、哲学家对于儒家文化的深一步探索之后，程朱理学在道德体系上的观念越来越狭窄，以至于在这一方面对于后世的影响已经弊大于利了。
结束语：我们的主流体系中遵循的道德体系大体形成基本是符合儒家发展大体系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机理的，现今社会的发展倡导更多的自由和民主，在人际关系和道德体系上似乎比古代更为开明，但开明的另一个风险就是带来很多挑战，这些挑战不断地冲击着原先道德体系。当道德体系逐步开始崩坏的时候，法律体系的完善就必不可少了，这也是我们目前所迫切需要的，但道德依然是人们心中的一把戒尺，它会一直影响着一个人的选择，也将影响一个社会风气，决定历史滚轮不断前进还是轰然倒塌。
参考书目
《宋史》
《避暑录话》
《宋稗类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