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弱的异端：列宁格勒大围困中的“后先锋主义诗歌” 作者=张猛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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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开始：

作者=张猛

再刻骨铭心的群体记忆一旦远离了语境，也会失去在场时的锐利感受。尽管在今日俄罗斯的街头书店里仍然可以看到不少有关“二战”时期列宁格勒大围困的回忆录、日记、访谈，但70多年前的灾难叙事和我们毕竟隔了一段距离，尤其是一些号召性的呼语和其中的道德说教成分，在引起读者共鸣方面打了相当的折扣。我们很难想象1941-1943年的场景，物资短缺、停电停暖的列宁格勒市民在最低气温到达-32.1 °С的冬天，忍受了怎样的煎熬，凭借什么样的意志撑过了872天。另一个更加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在这样绝望的环境里，如何从事创作活动？如果一个人每天仅靠150克面包维持生活，连低头扣紧衣扣的力气都没有，又怎样握起手中的笔来写字？

然而事实上，尽管条件恶劣，围城内的文学艺术事业并没有完全中断。据当时曾生活在列宁格勒的文化学者德·利哈乔夫的回忆，在大围困时期“人们的创作能力反而极大地提升了。人们知道自己会死去，为了保存下来一点东西，他们写日记、回忆录，建筑师们绘制出充满想象力的草图，而画家们则创作风格奇特的画作。”

在所有的文学体裁中，诗歌凭借其相对短小的结构、强烈的感染力，在围困区情绪低落的市民中间流传最广。围困期间最为人熟知的女诗人奥尔加·别尔格利茨正是因为对“大围困”的灾难书写而成名。奥·别尔格利茨（1910-1975）最初只是一位才华平平的诗人，她的丈夫在“大围困”中因饥饿而死去，身边的悲惨现实激发了她的灵感，她从苏联公民、受难的母亲、妻子等等视角出发，写作了《二月日记》、《列宁格勒长诗》等大量情感真挚热烈的抒情诗。当时别尔格利茨在列宁格勒的广播电台工作，对于被围困的居民来说，每天收听广播上朗读别尔格利茨的诗歌已经成为缓解心灵阵痛和绝望情绪的必需品，她也因此被称为“列宁格勒大围困的缪斯”，并被政府授予“保卫列宁格勒奖章”、斯大林奖金。

爱就这样被履行，

因为围困圈，因为这离别的黑暗，

朋友们不断对我们说：“要活下去！”

他们伸出手来。

那冻僵的手，在火光之中，

在血液里，被阳光穿透

它们将统一生命的接力

交付给你们，交付给我。

我的幸福无法计量。

作为回应，我平静地说：

“朋友们，我们接受它了，

我们会坚持你们的生命接力。

我们带着这种接力度过了寒冷的冬天。

在它的痛苦令人压抑的雾霭中

我们依靠心灵的全部力量

依靠有创造力的勇气所有的光芒活着。”

（选译自奥·别尔格利茨《列宁格勒长诗》）

不评价艺术造诣，这样的诗歌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其中传播的友爱、奉献和坚定的信念，鼓舞了数以万计的围困区民众，因此得到了苏联当局和普通读者的双重肯定。其他的一些诗人，如吉娜依达·什绍娃、维拉·英别尔等，也均以其诗歌饱满充沛的人道主义情感取胜。列宁格勒之外茫茫的“苏联大地”，依靠这些诗歌，与封锁圈里受难的同胞一起经受来自战争的考验，以更加爱憎分明的态度区分德国法西斯与苏维埃共同体。同仇敌忾、讴歌民族情感与集体生命力，似乎这就是列宁格勒大围困诗歌的全部了。但俄罗斯旅美诗人帕琳娜·巴尔斯科娃在2016年编著的一本英俄双语诗集《Written in the Dark》则全然打破了上述印象的整齐划一，在整个的“大围困”诗歌乐章中，像一个不和谐的音符、一个微弱而果敢的“异端”。

这本薄薄的诗集共收录肯纳季·格尔（1907-1981）、德米特里·马克西莫夫（1904-1987）、谢尔盖·鲁达科夫（1909-1944）、弗拉基米尔·斯特里科夫（1904-1973）以及帕威尔·扎尔茨曼（1912-1985）五位“大围困”诗人、艺术家的诗歌作品。除马克西莫夫的作品外，其他诗歌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在此次被出版之前，仅仅作为只言片语被写下来，从未被出版过，也没有过公开的读者。这五位作者，多多少少都与20世纪20-30年代苏联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先锋流派“真实艺术协会”（ОБЭРИУ）有关系，有些是该协会的成员，有些则是协会主要代表人物的好朋友。由于该先锋流派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走向了衰落，上述几位诗人的作品又被研究者称为“后先锋主义诗歌”。与奥尔加·别尔格利茨等人不同，这本诗集也写列宁格勒的满目疮痍，但绝不涉及集体主义精神，也没有正义必胜的信念，它仅仅致力于呈现灾难本身的面貌：

雪中的一滴红色。小男孩

有张绿色的脸，像一只猫。

来往的人走过他，以双脚，以眼睛。

他们没有空。商店的招牌掉落

仿佛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白面包。

房屋，可爱而迷人，显露出一切——

门和窗户以及它自身。

然而我梦到了童年。

奶奶和她纤小的手。

鹅。高山。石头之上的小河——

维季姆康河。

被安葬很久的妈妈走进来。

没有了时间。

椅子上坐着一个穿黄色长衫的喇嘛。

他的手指拨动念珠。

而妈妈大笑，爱抚他的脸，

坐到他的膝盖上。

时间依然在拉伸，在拉伸，在延展

我害怕迟到了，无法从涅瓦河取水。

（肯纳季·格尔《雪中的一滴红色》）

格尔描写到列宁格勒街道上悲惨的一幕：小男孩因饥饿而死。路人并没有奥尔加·别尔格利茨等人的诗歌里那样，表现得悲悯或愤然，他们对于死亡早已司空见惯，“他们没有空”，因为死神也在身后追逐着他们。颇具荒诞意味的一个情节是——商店的招牌上出现了符号的残缺：“白面包”（能指）依然存在，但世上真的有可以食用的“白面包”（所指）吗？诗人从家徒四壁的房屋转向童年的琐碎记忆，这种真实与幻觉的交织类似于《伊凡·伊里奇之死》中伊凡临死前对童年的回归，意识流的碎片并不是要将焦点转向过去，而恰恰反映了现实场景中的人因饥饿和寒冷而出现的思维混乱。在诗歌的末尾，格尔没有发出必胜的信号，他只是落脚到一个迫切求生的人最本能的反应：克制这种幻想，不然赶不上涅瓦河的饮用水分配，“我”将与雪中的小男孩承受同样的命运。比较起主流的大围困诗歌作品，这样的描写更真实地反映了受困者的心态，而前者更倾向于教科书般的脸谱化描写，是被明显的意识形态加工后的产物。

当然，也并不能据此便认定主流的大围困诗歌艺术成分都不高，有些诗歌除了井喷的情感和“正能量”的格调以外，也会对抒情对象采取不同的修辞，从而达到较高层次的审美体验。如鲍里斯·利哈列夫的诗歌《白面包》：“我们的身后是痛苦，是饥饿……/啊，我们心中的愤怒熊熊燃烧！/我们的身后有我们高傲的城市，/我们的身后，是它的生命。”维拉·英别尔的长诗《普尔科沃子午线》：“熔化后的蜡烛冰冷无情……/到处是某种状态淡漠的清单与迹象/这种状态在学术上被医生们/命名为‘营养不良’/而那些既不是拉丁语家也不是语文学家的人/用一个俄语单词称呼它——‘饥饿’。”与这些诗歌相比，“后先锋主义”的诗人们感情更加节制，也较少使用文学修辞，读者阅读它们，会找到与前期“真实艺术协会”的作品相类似的感受：意象之间的连贯性较弱，语义重复性比较明显，诗人仿佛在吟唱简单而冗长的歌谣：

勺子送到嘴边——死亡，

伸了伸胳膊想要打个招呼，——死亡，

看见一只小黄雀鸟——死亡，

在树叶的枝头上——死亡，

你和朋友一起去散步——死亡，

送别朋友，他们一共两个人——死亡，

偶然朝哪儿一瞥——死亡。

（弗拉基米尔·斯特列里科夫《死亡》，1942年7月29日）

重复出现的“死亡”与“真实艺术协会”代表丹尼尔·哈尔姆斯的一首诗歌有相近之处：“……/所有所有所有的姑娘都是‘必夫’/所有所有所有的男人都是‘罢夫’/整个整个整个的婚姻就是‘布夫’。/……”在哈尔姆斯的诗歌中，“必夫”、“罢夫”和“布夫”多次出现，但它们是作为一个介于“文字游戏”和“统一等价物”之间的符号而存在；与之相比，斯特列里科夫写到的“死亡”却是真真正正的死亡。围困时期的列宁格勒街头，最平淡无奇的场景莫过于这种随处可见的死亡。当“死亡”这一意象被反复强调时，现实的荒诞和恐怖特点都进一步加深了，列宁格勒大围困带给每一个受困者的，并不是他们作为苏联公民而被赋予的“捍卫城市”的使命，而是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的人而面临的死亡。“真实艺术协会”成员面对的至少是一个逻辑意义相对稳定的世界，而大围困中的“后先峰主义”诗人却要面对秩序和逻辑已经混乱的现实。他们不再需要玩味文字游戏，“将现实反转”，周遭发生的一切充满悖谬、匪夷所思，他们只需要如实记载，本身就是对“荒诞”精神的继承。

四个小男孩在飞翔，

他们的脸色蜡黄。

这些男孩渴望，

渴望着——停下来。

第一个小男孩——战争，

伤口在他身上开了洞。

第二个手里提着小米袋子，

也同样破败不堪。

第三个小男孩——强盗，

他没了一条胳膊，但拄着手杖。

第四个小男孩被杀了，

躺在垃圾场上。

（帕维尔·扎利茨曼《启示录》1943年春，雨中沿富尔曼诺夫街从市场回来）

《启示录》原本为《新约圣经》的最后一章，是对未来世界的寓言。而扎利茨曼这里选择了四个小男孩，代表的正是人类的未来。显然这里所谓的“未来”正是发生在列宁格勒大围困期间的现实：战争、饥饿、道德堕落与杀戮。“垃圾场”在若干年前，或许正是“伊甸园”所处的位置，是充满生机与爱的场所，如今却狼藉遍野。据被围困人员的日记以及后来的回忆录记载，由于战时状态的漫长，当时列宁格勒市内的社会秩序十分混乱，普通人的道德水平极度下滑（历史学者谢尔盖·亚洛夫曾撰写专著，研究大围困时期人们对诚实、信用、公平、慈善等信条的认知变化），偷盗、抢劫层出不穷；街头取水的地方堆放着婴儿的死尸，取水的人视若无睹；排队领取食物时总是会发生争吵、斗殴事件；木工胶水、鞋掌、工业用油、皮带都曾充当被围困者的食物；甚至有些回忆录里还提到过人吃人的惊人场景。

别吃我的腿，

留下我的舌头

上帝知道，我已经习惯了

向上帝祷告。

别吃我的胳膊，

留下我的大腿，

不要把它和科学

一起丢到桶里。

别吃我的眼睛，

恶魔正带着蔑视

打量着我们。

……

（肯纳季·格尔《别吃我的腿……》节译）

如此触目惊心的描写不可能出现在“爱国主义诗人”的笔下。对比吉娜依达·什绍娃的诗歌，社会问题完全被抛到创作之外，整首诗只有类似于宗教救赎的道德训诫，很难令围困区之外的读者有所触动。在我们今天看来，甚至有些匪夷所思。

当你还在读诗时展露笑容，

当脑子里还在回响普希金的字句，

当你帮助了老人

为妇女让座，

当你向孩子伸出援手

用小心翼翼的碎步领他们走过坚冰，

当你还保持着信念，仿佛保持着火焰，

你就不会死亡，你就不会倒下！

（吉娜依达·什绍娃长诗《大围困》节译，1941-1943）

在“后先锋主义”诗人的作品中很难看到这种“得救”的希望。无论是街上激动人心的宣传，还是宗教信条里的“永生”，任何精神上的慰藉对于他们都无法自圆其说。类似于奥尔加·别尔格利茨式的自信在他们的诗中找不到一点痕迹。“我们如今过着两种生活：/在封锁圈中、在黑暗中、在饥饿中、在悲伤中/我们依靠着明天的、/自由而慷慨的日子呼吸，/我们已经开始歌颂那一天。”（奥尔加·别尔格利茨《二月日记》节译）帕琳娜·巴尔斯科娃认为，“别尔格利茨的读者是‘不死的’，而格尔的读者本身就是‘死亡的’，诗歌是他对世界终结的一种回应，这种终结首先是‘语言的终结’。”以格尔为代表的“后先锋主义”诗人普遍遵循着这种“世界终结”的前提进行创作。他们没有将被围困的人描写成具有史诗精神的、“隐忍的英雄”，而是将他们作为普通的、经受各种考验的受难者来表现，在他们眼中，这些人既不会像约伯、拉撒路会等来“神迹”，也不像吉娜依达·什绍娃、维拉·英别尔笔下的“光荣的列宁格勒人”一样，等来最终的胜利。换句话说，他们无意成为拥有精神和道德共同体的“我们”，而只愿做最孤零零的“个体自我”。

遗憾的是，在那个时代这种具有明显的个体意识的“异端”诗人发出的声音毕竟虚弱，目前能够读到的也只有寥寥的几十首诗歌和一些日记、回忆录，以脱离集体主义的叙事方式来讲述灾难。“二战”过去了70多年，当我们再次阅读刊印在当时的报刊杂志上的列宁格勒“大围困”诗歌，发现那些文字除去自身的鼓动宣传特点，只剩下某些不太充分的历史文献意义。相比之下，《黑暗中写作》选取的诗歌剥离了具体的时空，用实验性质的写作方式，完成了对个体“人”的塑造。从这些诗歌中，我们接触到的不再是“围困中的苏维埃公民”或“围困中的英雄城”，而是更为纯粹、也更意义深远的命题——“灾难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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