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开始：

作者=高宣扬

拙著《实用主义和语用论》

初版于

1978年，在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的时候，原名为《实用主义概论》，当时是应天地图书公司总编辑李怡先生和陈松龄先生的邀约，请我担任《人文科学丛书》的主编，负责牵头组织出版一批较为通俗的哲学读物，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可以进一步扩大作者队伍，组织海内外华人学者，有计划地撰写简述传播最广和影响最大的

当代

西方

西方哲学和社会思潮的书籍，分批分期地在香港出版。

天地图书公司在1978年请我主编《人文科学丛书》的想法，非常适合于当时中国大陆和香港的社会文化状况，因为从1949年以后，

中国大陆

曾经连续不断地对西方思潮进行严厉的批判，而且，每当掀起特定的政治社会运动之时，更要求结合政治社会运动的需要，配合运动中的不同政策，对不同的西方思潮进行特别的批判，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对知识分子实行思想改造运动的时候，集中批判以胡适为代表的“旧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思想的盲目崇拜，把胡适等人所宣传的实用主义作为批判的靶子，试图清洗以实用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思想对知识分子的影响。这样一来，实用主义就成为1949年以后第一个受到全面批判的西方思潮。

实用主义(Pragmatism)是当代西方一股重要的社会、文化和哲学思潮，也是最早被引进中国的当代西方人文艺术思潮之一。实用主义在20世纪初被引进中国并长期得到广泛传播，这并非偶然。这一方面与实用主义本身的基本原则及其深远的思想理论根源有关，显示了实用主义本身隐含着强调的思想和精神力量；另一方面又同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以及中国从20世纪初至今的社会文化状况的变迁有关，意味着实用主义的基本精神，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

上述论断包含了一系列需要仔细澄清和分析的复杂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是要首先弄清楚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的实用主义是一种以西方哲学、科学技术和西方人长期通行的日常生活方式为基础而创造的哲学和社会文化思潮，它积淀了

深厚的

西方思想文化的复杂历史传统，又表现了西方人自启蒙运动至19世纪工业革命过程中所逐渐形成的基本心态，反映了当时西方社会文化的新变革的特征。这些复杂的内容，凝聚在实用主义的基本原则，也体现在实用主义的各个具体方法及其许多重要概念上。

实用主义的核心理念及其基本精神，固然表现在它的主要概念及其表述方式，但这些概念及其表述，不过是深入把握其核心和基本精神的“入门”。实用主义的真正内容、概念、原则和方法，既然隐含了西方社会文化长达两千年曲折发展的经验，同时又浓缩了西方人“为人处事”的智慧，也就绝对不能靠表面地背熟它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则，就可以完整地加以把握。

当实用主义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时，中国当时的社会文化状态还没有充分准备一系列足以完全消化实用主义的基本条件。这主要的是指：20世纪初，中国刚刚仓促完成从封建帝制向民主共和制的转型，现代化进程刚要起步，却远没有全面开始，国内也还没有实现对西方社会文化的系统研究，更谈不上对西方社会文化的深入理解。在最早向中国传播实用主义的知识分子中，只有像胡适（1891-1962）、冯友兰（1895-1990）等少数人，由于他们原本已经受到长期细实的中国传统教育，对中国传统思想已有深刻的理解，又具有在欧美接受严格的学术训练和直接研究西方思想文化的经验，所以，他们才有可能理解和把握实用主义的精髓，但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当时理解和接受实用主义只能满足于和停留在表面的水平上。

我的老师冯友兰先生于1919至1923年间曾经留学美国，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师从实用主义大师杜威

(John Dewey,1859-1952)

以及新实在论代表人物伍德布里奇(Frederick James Eugene Woodbridge,1867-1940)和蒙太古(William Pepperell Montague,1873-1953)，良好的学习研究条件使冯先生掌握了实用主义和新实在论的核心观念。

根据冯友兰先生在《三松堂自序》所说，杜威很关心他，当冯先生申请奖学金时，杜威先生写了一封很长的推荐信，最后一句话是：“这个学生是一个真正学者的材料”

。杜威对冯先生的赞赏，实际上等于充分肯定了冯先生对实用主义要旨的透彻理解。

谈到实用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冯友兰先生指出：“实用主义和新实在论是当时在中国比较流行的西方哲学思想”……“在五四运动的时候，梁启超等人组织了一个尚志学会，约请了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和当时是新实在论者的

英国哲学家

罗素到中国演讲。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演讲的时候，在这个大学中，恰好也有这两个学派。杜威先生在那里讲实用主义，还有两位教授讲新实在论。因此这两派我比较熟悉。在我的哲学思想中，先是实用主义占优势，后来新实在论占优势”

。

对于实用主义，冯先生说：“实用主义的特点在于它的真理论。它的真理论实际上是一种不可知论。它认为，认识来源于经验，人们所能认识的，只限于经验。至于经验的背后还有什么东西，那是不可知的，也不必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无论怎么说，人们总是不能超出经验范围之外而有什么认识。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得靠经验。所谓真理，无非就是对于经验的一种解释，对于复杂的经验解释得通。如果解释得通，它就是真理，就对于我们有用。有用就是真理。所谓客观的真理是没有的”。

冯先生接着指出：“后来我的哲学思想逐渐变为柏拉图式的新实在论，认为不仅真理是客观的，一切观念和概念也都有其客观的对象，这些对象都是独立于人的认识而存在的。但是从人的观点说，怎么样认识真理，那就得靠一种发现的方法。实用主义所讲的，实际上就是一种发现真理的方法，所以，也有它的价值。总起来说，新实在论所讲的是真理本身存在的问题，实用主义所讲的是发现真理的方法的问题。所以，两派是并行不悖的”

。

1923年冯友兰先生用英文写成名著《天人损益论》，作为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毕业的博士论文进行答辩。冯友兰先生指出：“人所经验的事物，不外天然的及人为的两类。自生自灭，无待于人，是天然之物。人为的事物，其存在必待于人，与天然的事物恰恰相反。实际的世界，有好亦有不好；实际的人生，有苦亦有乐。此为事实，无人不知。哲学史中大哲学家亦无不知。其所争辩，全在于对于此事实之解释及评论”

。在答辩考试时，杜威先生向他提出问题：“这些派别是否有个发展的问题，例如这一派发展到那一派，而不是像一把扇子那样，平摆着？”

。冯先生指出，他“没有打算讲某个哲学家、或某一个派别的思想的发展过程，以及其历史背景，只把它们的思想的某一方面凸显出来。好像一个百花展览室所展出的花，不是某一种花或某一颗树的全面，而只是把某一朵花剪下来，作为标本，正是像一把扇子那样，排列在那里。当然排列是照着一定的线索，这个线索就是所谓‘天、人、损、益’”。接着，冯先生进一步指出：“至于为什么某一个哲学家或某一个哲学派别主张‘天’和‘损’，而另一个哲学家或另一个哲学派别却主张‘人’和‘益’呢？我就归之于哲学家的‘气质’和他的在某一方面的‘真知灼见’。我引用荀子的说法，认为哲学家们各有所‘见’，也各有所‘蔽’。我当时只是要证明，哲学家的派别，无分于东西，但没有说明，为什么在实际历史中，东方盛行‘天’和‘损益’，而在西方则盛行‘人’和‘益道’”

。

这就表明，冯友兰先生在美国接受实用主义和新实在论的时候，一方面充分理解实用主义和新实在论的基本精神，另一方面又创造性地应用实用主义和新实在论的观点和方法，在中西哲学思想比较研究中，引申出自己的崭新结论，以实际行动把实用主义和新实在论的原则和方法，灵活地同中国哲学传统结合起来，并在一定程度上试图超越他的老师们的实用主义和新实在论。

冯先生在1923年回国以后，创造性地应用实用主义和新实在论，又同时试图结合从20年代起传播于中国的唯物史观，先后对“人生哲学”和中国哲学史进行独到的研究

，使他取得了不同于胡适的新成果

。

陈寅恪在20世纪30年代初对冯先生著《中国哲学史》上册所做的审查报告说：“窃查此书，取材谨严，持论精确，允宜列入清华丛书，以贡献于学界。…今欲求一中国哲学史，能矫傅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者，则冯君此作庶几近之；所以宜加以表扬，为之流布者，其理由实在于是。至于冯君之书，其取用材料，亦具通识，请略言之。…而冯君之书独能于此别具特识，利用材料，此亦应为表彰者也”

。对于《中国哲学史》下册，陈寅恪的审查报告指出：“此书上卷寅恪曾任审查。认为取材精审，持论正确。自刊布以来，评论赞许，以为实近年吾国思想史之有数著作，而信寅恪前言之非阿私所好。今此书继续完成，体例宗旨，仍复与前册一贯。允宜速行刊布，以满足已读前册者之希望，而使清华丛书中得一美备之著作。是否有当，尚乞鉴定是幸！寅恪于审查此书之余，并略述所感，以求教正”

。

与陈寅恪一起审查冯先生所著的《中国哲学史》的金岳霖先生，也给予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很高的评价。金先生认为，冯先生不同于胡适的地方，就在于“他没有以一种哲学的成见来写中国哲学史。成见他当然也是有的。据个人所知，冯先生的思想倾向于实在主义，但他没有以实在主义的观点去批评中国的哲学。因其如此，他对于古人的思想虽未必赞成而竟能如陈寅恪先生所云：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冯先生当然有主见，不然他可以不写这本书。他说哲学是说出一个道理来的道理，这也可说是他的主见之一；但这种意见是一种普遍哲学的形式问题而不是一种哲学主张的问题。冯先生既以哲学为说出一个道理来的道理，则他所注重的不仅是道而且是理，不仅是实质而且是形式，不仅是问题而且是方法”

。

陈寅恪和金岳霖先生都很重视冯先生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所表达的内容、观点和方法，并特别肯定冯先生在表达内容和意义方面的客观性以及冯先生在处理和分析材料时所使用的方法的严谨性。

实际上，冯先生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不只是创造性应用实用主义和新实在论，而且，还体现了他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就是他在《新原人》所主张的那种为人处事的“天地境界”。

冯先生说：“人在生活中所遇见的各种事物的意见构成他的精神世界，或者叫世界观。这种精神世界，《新原人》称为‘境界’。各人的精神境界，千差万别，但大致说，可以分成四种。一种叫自然境界，一种叫功利境界，一种叫道德境界，一种叫天地境界”

。

“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必须能够说明个人及其周围各方面的关系，如何处理好这些关系。如果都处理好了，那就是他的‘安身立命之地’，《新原人》认为，天地境界是人的最高的‘安身立命之地’”

。

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读书的时候，有幸连续多年聆听冯友兰先生讲授中国哲学史及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并在一、二年级时，被班上同学们选为“中国哲学史课代表”，因而也成为了班上同学与中国哲学史课任老师冯友兰先生之间相互沟通的桥梁。

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段经历，也是我此生至幸。当时，我作为“中国哲学史课代表”，几乎每周都要到冯友兰先生在燕南园的住处，一方面向他反映班上同学对他的课程所提出的问题，同时也收集和整理同学们对课程的意见和建议，便于冯先生在下一堂课进行说明，在必要时，请他当时的助手朱伯崑先生和卢育三先生针对问题进行特别的辅导；另一方面我还要在每周上课前，到冯友兰先生家里领取他亲自起草的《中国哲学史讲稿》，然后，把冯先生用毛笔写在宣纸上的讲稿，交给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印刷厂，让印刷厂印成80份小册子，然后，在每次上课前，分别发给上课的每一位同学，让同学们都能够知道每堂课的基本内容。

这样来往于冯先生与班上同学之间，使我有更多的机会见到冯先生，并与他的家人有更多的接触，这样频繁的接触让我感受到：冯先生及其家人，为人朴素厚实，谦和真诚而自信，真正体现出他们都在时时努力使自己做到“安身立命”于“天地境界”的最高目标，不愧是中国学人的典范。

20世纪初期，深受西方帝国主义长期欺凌的中国人，为了寻求民族和国家的光明前途，由一部分最有民族觉悟并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深谋远虑的优秀人才的引领，相当多的人都力图尽快地和高效率地把握西方思想文化的精髓，使之运用于中国现代化的实际进程。但当时中国经济落后，思想文化基础薄弱，耐心深入研究的工夫不足，都难免包含了囫囵吞枣的简单吸收过程，也同样难免将实用主义误解和误传。问题还在于，对实用主义的部分误解和误传，往往又被当成“正确”或“真理”，以讹传讹延续了半个多世纪，在中国人心目中竟逐渐形成了“信以为真”的奇怪状况。

其实，实用主义本身虽然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但它的思想理论渊源，却深存于欧洲自古希腊经基督教并延伸至启蒙时代所累积的西方传统中。所以，要充分理解实用主义，不但必须尽可能精读实用主义主要代表人物的原著，细心消化实用主义的基本内容，而且，还要深入了解产生实用主义的19世纪西方社会文化的具体条件，特别是当时西方社会中存在的思想文化危机以及这场思想文化危机与当时迅速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所遵循的创新方法的内在关系。

须知，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西方哲学和整个社会文化状况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迎来了哲学及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繁荣，欧洲各个主要国家纷纷创建了各有特色的哲学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多元化的理论体系，而在哲学上，主要是形成了一系列系统化的形而上学理论，它们各自声称是科学真理的理论化身，同时也把本来富有不断创新精神的理性怀疑的反思力量，凝固和窒息在体系化的形而上学的抽象概念体系和逻辑格式框架中，而德国古典哲学中的黑格尔绝对观念论，就是这种体系化形而上学的典范。

这一切，恰好体现了西方思想文化发展的悖论性，它一方面宣告了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理性原则的胜利，另一方面又逐步暴露了现代理性的内在隐患，逐渐显示现代理性过分强调的系统性、普遍性、清晰性和逻辑性的欠缺，使本来具有一定意义的理性原则进一步绝对化，压制、甚至窒息了实际社会生活和人性中的各种复杂的非理性因素的功能和作用，也使理论的系统性、普遍性、清晰性和逻辑性转化成为固定的僵化格式，不但把活生生的实际生活和普通人性的丰富灵活的性质加以扭曲，而且也阻止了各种潜在的和可能的多样化创新力量。

同哲学上的形而上学体系化的倾向一样，在文学、艺术及各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也形成了各种号称“典范”或“经典”的体系化理论和作品，试图树立它们的“理论权威”，并把这些典范和经典当成一切创造的固定模式，强制性要求各个领域的创作活动，都必须套入这些格式化的固定框架，从而导致19世纪中叶欧洲思想文化的新危机，也同时推动了“现代性”(Modernity)的诞生。

现代性是西方思想文化、社会发展、社会制度以及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种非常复杂的综合性变革，就其与实用主义的内在关系而言，它主要试图在西方现代化基本实现工业化之后，更有效地进一步处理和解决现代化面临的新矛盾，从高效率调整思想观念、创新行动及社会效应的相互关系的角度，跳出传统形而上学以及笛卡尔以来近代知识论和真理论的抽象框架，提出了对于“外在世界”、“观念世界”及“我们的行动”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灵活开放态度，不再坚持古典时期对于社会秩序“稳定化”的要求，毋宁寻求鼓励一切创新活动的“合法化”新型模式

，促使各种人才的创新行动得以高效率地推动现代化进程，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生活的游戏规则，高速实现新一轮现代化的新发展。这一状况，在美国尤其突出。

19世纪的美国，以其占优势的时空条件和富饶的自然资源，在短期内实现了欧洲需要好几个世纪才能完成的现代化进程。正当欧洲在19世纪40年代遭遇社会革命的动乱而在经济上陷入危机的时候，美国第11届总统詹姆斯·波尔克(James K. Polk,1795-1849)在1845至1849年就职期间，通过对于墨西哥的征服性战争而使美国经济在短期内赢得了愈三分之一的高速

增长

。接着，于1861年3月登上总统宝座的林肯(Abraham Lincoln, 1809-1865)在南北战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为美国进一步实现现代化扫除了障碍，使美国在1865至1877年间进入“重建时期”（Reconstruction Era），把消除奴隶制、加强联邦政府以及加速经济现代化，当成美国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高速发展现代化的重要步骤。从1840至1870年，美国工业生产总值增长了百分之二十，在19世纪最后三十年，美国实现了生产总值按人头平均增长一倍的惊人成果，使它在1895年超越英国而成为生产总值占全球首位的强国

。

伴随并引领如此高速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是科学技术方面的重大发明及其快速推广，而美国知识分子、科学家和思想家的思想创新，则是美国快速高效现代化的基本精神支柱。在总结欧美现代化经验的基础上，他们意识到：在全球现代化进程中，只有充分发挥美国社会历史的特色，敢于超越欧洲现代化模式，积极探索和选择有利于追赶欧洲现代化进程的崭新思想观念、手段及特殊方法，才能实现他们梦寐以求的“美国梦”。

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创新是最关键的因素。可以说，整个19世纪就是美国思想革命的关键岁月。早在19世纪上半叶，不只是在经济上，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美国已经显示出超越欧洲的豪迈气概。美国人虽然多数是欧洲移民及其后裔，但他们不甘落后于欧洲，从宣布独立到19世纪末，仅仅一个世纪内，美国人不只是从经济、政治和社会变革方面，而且，更重要的是，从一开始就试图在思想上和精神上寻求超越欧洲的有效出路，坚持创建能够集中表现美国自身的独特精神风格的思想力量和基本理论体系

。

19世纪中叶以后，美国知识分子及其精神领袖不遗余力将欧洲浪漫主义改造成美国式的浪漫主义，同时还把欧洲“现代性”转化成美国式的创业精神，试图努力摆脱欧洲移民美洲早期的宗教节欲原则，批判各种不利于创新的命定论和宿命论，猛烈抨击社会发展中滋生的罪恶和腐败力量，崇尚自然的真善美内在本性，强调思想创新的多元化和个体化，倡导个人创造激情的首要地位，鼓励个人充分发挥直观性和直觉性的创造力量，同时，又充分发挥科学技术新发明的指导思想特征，把发明过程中的冒险精神和稳扎稳打积极探索原则结合起来，主张进行多方面的调查，并在调查中，发挥创新主体的主观观念的灵活性，巧妙处理探索目标与手段、目的与方法的关系，保障高效率创新活动的逐一实现

。

正是对个人主体创造精神的高度重视，成为了实用主义产生前夕的“超验论”(transcendantalism)的思想基调，其代表人物美国思想家爱默生(

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和亨利·大卫·梭罗(

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等人，尤其环绕超越肉体和超越经验的“总体性信念”(holistic belief)，把创造主体的独特信念放在首位，主张通过个人直观和个体反思的独特精神，去对抗各种传统式信条和古典时代的理智论(intellectualism)，反对过分盲从理性和理智的原则、逻辑归纳主义以及机械论，强调个体生命内部的创造精神力量的决定性作用，倡导回归自然，在个人精神向大自然渗透的过程中，发挥个体的创造力。

美国式浪漫主义与超验论，表现了一种具有革命意义的新型生命哲学(arevolutionarily new philosophy of life)

，体现了已经获得独立地位的美国人，对于自力更生、超越欧洲先进成果抱有强烈自信，他们不相信按部就班和循规蹈矩的原则，对自身的独创性及其未来胜利抱有坚定的信念。正如爱默生在1841年写的《自信》(Self-Reliance)一文所表述的，以一个具有美国本土原住民特征的自身为基础，创建一种普遍的自信(aboriginalself>。

由此可见，浪漫主义在美国的本土化以及超验论的诞生，奠定了美国思想文化的基本精神，也为实用主义的诞生提供了思想基础，最主要的，是使美国人时刻铭记自身历史文化传统薄弱性的特征，尽可能将历史和文化的弱点转化成为励志创业创新的积极力量，极力塑造富有敏感性和创造激情的典型人物，把个人自由当成高于一切的最高价值，鼓励对传统思想的批判，鼓吹不顾一切和冲破现有界限的创业热情以及冒险性的实践

所以，从19世纪兴起的浪漫主义和“现代性”及其美国本土化，虽然首先在文学艺术领域内兴起，但其基本精神却反映了这个时代新兴的美国民族的人文思想和哲学社会科学新发展的基本要求：第一，它反对将思想文化的创造活动格式化和体系化

；第二，反对将真理典范化，反对以一个固定的理论成果当作一切创作的“真理”的典范；第三，反对将理性绝对化，主张将实际的创作激情和创新欲望以及各种非理性的力量，同理性一样平等地受到鼓励，让理性与非理性都在创作中自由地、不受任何约束地发挥作用；第四，反对将真理抽象化和一般化，呼吁一切创作返回生活和思想本身的逻辑轨道，使创作成为生命本身的自然运作及其超越性的直接表现，使理性及理性之外的各种精神力量，都依据创作的实际展现过程而发挥它们的自然性质；第五，反对用政治和道德的标准去衡量创作活动的性质和内容，主张将创作本身的独立性发挥到极致，实现创作的绝对自由；第六，强调创新没有标准、没有典范、没有统一格式、没有适用于一切创作活动的“方法”；相反，创作必须摆脱一切规定，确保创作变成为创作者个人的自由独立的行为；第七，创作不寻求永恒不变的结果，只求创作过程中每一个瞬间的抉择智慧，不寄托于稳定的秩序和程序，只求不确定性中的希望瞬间的突显，因此强调在瞬间中把握希望的机遇；第八，强调创作取决于个人信念、行为习惯、意志、情感及其在创作过程中的主导性协调，以便使个人经验在行动中扮演一种协调力量；第九，相信创作过程的流动性和自然协调性，主张在创作过程中寻求各种有可能提供有利于取得最大效果的“机遇”。

在欧洲，现代性思想革命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诗人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以及德国的马克思和尼采。他们为了解除对古典格式的迷信，首先集中批判理性中心主义，通过对理性中心主义的分析，他们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理性中心主义的主体中心主义及其语言逻辑原则。所以，现代性对于理性中心主义的批判及其各种争论，都脱离不开对语言逻辑原则的批判，也脱离不开对于旧形而上学抽象体系的批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实证主义、结构主义、实用主义等新思潮的出现，恰当地把批判理性主义与重建思维的语言逻辑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了现代性以来西方思想文化长期争论的自然产物。

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在欧美的出现和现代性的兴起，不约而同，表现了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个新转折点。从启蒙到19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以及西方现代社会文化制度的确立，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更促进了取得了优先发展地位的美国，试图实现高效率发展现代化的梦想。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和社会文化的条件下，一位在美国土生土长、胸怀大志、多才多智的思想家皮尔士总结了过往的理智成果并开创了新的理论体系。皮尔士的诞生及其实用主义的形成，简直就是美国近代历史发展中顺理成章“呼之欲出”的关键人物和重大事件。

皮尔士积

累

了雄厚的现代科学知识基础和西方人文传统文化精华，身为数学家、逻辑学家、符号学家、语言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的皮尔士，结合19世纪西方哲学争论的成果，发扬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精华，重新协调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关系，总结了各种探索行为发生时人际之间使用符号的历史经验，以调整行为者思想观念及其行为方向和内容，旨在高效率地达到行为观念中所确立的目标，才创立了“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所要考查和倡导的创新活动，是一种非常敏感、非常活跃、非常能动、非常脆弱的开创性行为，同时又是某种“非常规”的突破性行动，需要坚持冷静细致地考查和反复试验的复杂步骤，把探险与谨慎结合起来，又把科学实验与日常行为习惯加以协调，力图在反复实践中，依据贯彻过程不同阶段所产生的行为效果以及由此造成的各种关系的变化程度，恰当处理主客观相互关系，拿捏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分寸，以达到最大限度的实际效果。

实用主义所重视的个人经验，是个体化、具体化、阶段化的行为习惯的表现，同时也是有可能在一个共同体中互通并沉淀下来而成为有效的通用方法；因此，经验又是有生命力的实际力量，它还可以在各种具体实践中获得更新，转化成为具有渗透力的文化力量。

从19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实用主义不但在美国历经一代又一代的革新发展，而且，也在全球各国传播开来，对当代现代化和全球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像实用主义这样复杂的哲学和社会文化思潮，不可能在一本书中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把握。拙著《实用主义和语用论》从初版至今，虽然历经多次修改增订，从原来十多万字扩大到四十多万字，力图不断补充最新的研究成果，但个人能力有限，本书仍然免不了挂一漏万，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教。

我本人在2014年底，获准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欧洲生命哲学的新发展”的研究计划，使我有机会，在新的条件下，结合上世纪末以来欧洲生命哲学的新发展，对实用主义和语用论，重新进行更全面的探索，从而也完成对《实用主义和语用论》进行新的修订工作。

最后，我要感谢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特别要感谢现任社长刘佩英女士以及责任编辑刘旭先生，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就没有《实用主义和语用论》在21世纪的重生。

高宣扬

上海交通大学欧洲文化高等研究院

201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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