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逃官员境外生活多惨? 有人背枪替武装组织巡山该文提到“百名红通人员”张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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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晚报·看法新闻12月9日是第十四个国际反腐败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采访了部分省级追逃办负责人，请他们讲述追逃追赃过程中的一些细节和场景、曲折与艰辛。

该文提到“百名红通人员”张丽萍，因怕被发现，隐姓埋名17年，父母去世、儿子婚礼，她都不敢回来，逢年过节只能形单影只。

由此看出，这种在国内风光一时、在国外的生活却是凄凄惨惨的情形，法制晚报·看法新闻梳理发现，外逃贪官在国外生活张丽萍过得并非最惨的，还有一些外逃官员在国外过着黑户生活，有病不能看、有亲人不能见；有的则被迫打黑工，干着背尸体、刷盘子等不受待见的活儿；有的甚至客死他乡，与在国内时风光一时形成鲜明的对比。

潜逃境外隐姓埋名17年儿子婚礼不敢回

12月9日是第十四个国际反腐败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采访了部分省级追逃办负责人，请他们讲述追逃追赃过程中的一些细节和场景、曲折与艰辛。

“百名红通人员”张丽萍，外逃前曾任上海倍福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1999年8月逃往泰国，后长期藏匿于秘鲁。2016年3月，上海市追逃办锁定张丽萍的藏匿行踪后，派出工作组赴秘鲁，在当地有关部门的配合下开展劝返工作。

“这双鞋蛮好看的嘛。”第一次在秘鲁见面，张丽萍脚上的上海绣花鞋引起了工作组人员的注意。话音刚落，张丽萍的眼泪就掉了下来，“这是我妈妈去年托人带来的，但是现在父母都没了。”外逃了17年，张丽萍既不能对双亲尽孝，也无法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父母去世、儿子婚礼，她都不敢回来，逢年过节只能形单影只。

工作组人员连续多日向张丽萍讲述国内国际反腐败的大势，展示近年来我国追逃追赃取得的成绩，向其详细解说宽严相济的政策，在法律事实面前，迫于各方压力，最终张丽萍决定回国投案。签署自愿认罪书、写下中文名字的刹那，张丽萍又哭了。她说，在秘鲁的17年，从来没有用过自己的中文名，生怕别人发现踪迹，只能隐姓埋名。

被武装组织逮着每天背着枪巡山

与张丽萍相比，下面这几位外逃官员，境况则更加糟糕。

曾担任河南省沁阳市供销社渠沟分社党支部书记的徐国旗，因贪污供销社购销站门面房租金25万元，2013年5月，他和妻子、儿子一起逃到了缅甸邦康。刚到邦康就被一个当地的武装组织逮着。

“当时就发给我一杆冲锋枪，我背着枪就跟着他们去巡山了。我从来没用过枪，吓得我胆战心惊，生怕枪走火。”徐国旗说。后来带的钱花完了，孩子也没办法上学，他潜回新乡靠打零工度日，每月只挣1000多元，直至被抓。

中国银行南海支行丹灶办事处职员谢炳峰、麦容辉1998年逃至泰国，2000年8月麦容辉投案自首，11月谢炳峰被捕。在泰国落脚后，因为人生地不熟，他们合伙开的歌舞团不赚反亏。

由于分赃不均，两人反目成仇，谢炳峰竟用40万泰铢雇一个“烂仔”追杀麦容辉。钱没有了，朋友没有了，残酷的现实和女友的深情劝诫，促使麦容辉选择了投案自首，并协助抓获谢炳峰。

68天换29个假身份证

中国工商银行重庆九龙坡支行原干部陈新，曾携带4000多万元人民币辗转潜逃于境内外。68天的逃亡途中，他先后在成都、广州、海口、湛江马不停蹄地周旋，在越南、缅甸境内疲于奔命，一共换了29个假身份证。陈新在日记中写道：我知道迟早会有玩完的一天，我的心理、我的精神状态完全垮塌了。我手中握有的几十个身份证和股东证也没能把我救出苦海。

躲避追踪调查，有人用假身份证件，也有人通过整容。

1995年，分别担任广东中山市实业发展总公司经理和法定代表人的陈满雄和陈秋园夫妇卷款外逃到泰国清迈。陈满雄还做了一次彻底的整容手术，连皮肤都进行了漂白。

被捕前的一段日子，陈氏夫妇行动极为诡秘，连到市场购物也选在夜间。被擒后，平日春风得意的陈满雄变得惊恐异常，当场昏倒。

穷困潦倒中客死他乡

尊严、亲情荡然无存，有的贪官最后在穷困潦倒中客死他乡。

原上海海事局吴泾海事处任出纳顾震芳，贪污公款92万元，2000年时出逃到泰国曼谷。当时已有身孕的她迅速嫁给了泰国当地的一名叫盖欧的男子。盖欧经济拮据，且右眼失明身患残疾。

2002年，顾震芳伪造他人身份的事实被泰国内政部发现，她的身份证随即被取消。她只能隐姓埋名，过着黑户的生活。

2006年，顾震芳决定自己出来打工挣钱。上班第一天，顾震芳在企业宿舍打扫卫生时，遭遇热水器漏电而身亡。

福建省福州市公安局原副局长王振忠逃往美国后，与情妇郝文花了一百多万美元在美国加州买了一幢别墅，开着一辆别克跑车。

就在王振忠想在美国过有钱人生活时，以前在福州被他敲诈过的黑道人物，纷纷委托在美国的黑道向他追讨被敲诈的钱。2005年下半年，闷闷不乐的王振忠被检查出了肝癌。2007年6月，在绝症中挣扎的王振忠临终前留下了一句话：一切都是报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