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日根||清朝商人会馆与商业秩序清康雍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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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雍乾时期，士农工商各业获得相对均衡的发展，俗称“康乾盛世”。在苏州、广州、佛山、吴城、成都、襄樊这样的商业城市，则麇集着来自不同省份的商人和商人团体。商人们依赖同乡纽带和同业纽带凝聚起来，建立自己的会馆、公所，发挥了自我建立城镇商业秩序的作用。

会馆成立缘起贪蠹官牙的不法敲诈，这时常成为同乡籍商人创建会馆的最初动力。在湘潭、苏州、吴城等地的广东商人会馆，都是在共同抵制不法官牙敲诈的目标下建立起来的，单个的外来客商往往势单力薄，贪蠹官牙更易将目光聚焦到他们身上。当地的地痞流氓亦把单薄的外地客商看成可觊觎的对象，为客商们的直接掣肘力量。更可恨的还有一些“脚夫”“轿夫”“扛夫”们，“依恃人众，动逞凶横，不遵旧章，任意勒索，稍不遂愿，即逞凶横拼。若不公恳定，任其勒索，商民裹足，则地方日渐消败，贸易受害匪轻”。有为的帝王和地方官吏常常制定各种措施，抑制乃至取缔上述现象的滋长。时常有立碑禁止此类事件发生的举动，显示了官府在肃清恶势力、建立良好商业环境方面的重要性。

会馆的凝聚力

商人们建立自己的组织机构，必须形成较强的凝聚力，这就要求其在切实解决同乡商人的困难方面多有作为。商人们在经商过程中需要对神灵有所寄托，于是创建乡神的宫观就很有必要，在商业发达之地，往往是各地宫观竞相争胜的景象，各地商人希望通过象征本地的会馆对外展示家乡的经济文化实力，故会馆建筑时常会成为一个城市建筑最高水平的代表。同乡商人在过节时会更加思念故乡，于是会馆多力求在节庆期间聚集同乡打乡谈、食乡味、观乡戏，这是凝聚生者的最有力手段，很能沁入同乡者的心灵深处。同乡商人身处异乡最害怕的是生意遭遇不测，折本、破产虽说是小概率事件，却不能不做好防备，再有就是疾病的袭扰，有的甚至客死他乡。于是会馆往往得准备寄柩暂厝乃至义冢的服务。各不同会馆都制定了寄柩和义冢的规章制度，尽一切可能解决同乡们在这方面遭遇的困难。其实，同乡商人更需要的还有商业利益的维护和商业规则的共同遵守，这也是商业秩序得以建立的最关键之处。陌生人会集的商业环境最易出现“人心不古，奸诈百出”的现象，有的“依恃强暴，任意肆行”。于是会馆制定公约，力求做到“同心同德，无欺无诈”，确保合法经营者都能“生意兴隆”，这成为许多会馆共同追求的目标。

会馆的自我更新能力

考察会馆自我运作的内部情况，不难发现会馆的号召力是很强的。同乡籍的商人可能分布在不同的行业中，同乡性会馆馆舍的修缮、扩建都能得到较广泛的呼应，树立在会馆边上的石碑碑阴都清晰地记录着捐助者或是商号，或是店号，或是个人，会馆的事业之所以获得这么多的支持，是因为其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念。作为一个阶层的商人是随着其“先义后利”观念的树立而出现的，明朝后期特别是清朝前期，商人阶层在“贾而尚文”的时代思潮影响下，提出了“商与士异术而同心”的口号，在走南闯北的商业活动中，他们赚取了丰沛的商业利润，同时也衍生出积极的社会担当精神，他们通过建设会馆，将本来分散的商人凝聚起来，形成一种团体，一种有组织的力量，其所做的都是建立和维护城市商业秩序的努力，既能得到官府的默许、认可乃至提倡，也特别能赢得商民的拥戴。其所制定的规章来自生产生活的第一线，切实可操作，能在维持有序的商业秩序中发挥作用。其能获得广泛的捐助，也确保了会馆不竭的生命活力，而不至于出现政局变动而随之消亡的现象。

上海、天津、苏州、重庆等地的商会之所以生机勃勃、作用明显，均与这些地方有丰富的会馆资源密切相关。建立在海外的中华会馆更成为融合中西文化的重要基地。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原文载《历史与社会文摘》2017年第3期；

摘自《团结报》2017年8月24日，原文约2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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