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社会医疗保险一直是中国医疗最大的支付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医疗保险司司长陈金甫11月29日公开阐述了对中国医疗的一些看法及解决策略。他认为，社会治理不是一味强调政策为主导、法律为主导或者行政为主导，而是在平等的交易双方进行规则的制定、利益的博弈和价值取向的认同，这样才能形成一致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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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医疗保险司司长 陈金甫

社会医疗保险一直是中国医疗最大的支付方，然而近年来社保面临的支付压力不堪重负。仅仅十年间，中国卫生总费用翻番，达4万多亿元。对此状况，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医疗保险司司长陈金甫11月29日在“《财经》年会2018:预测与战略”上表示，总体而言，卫生服务总量还是不足，资源极度不平衡。

公开资料显示，过去近十年，我国人均卫生总费用水平始终保持两位数增长，从2010 年的 1490 元增长至 2015 年的 2952 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14.7%。

根据国家统计局及《 2015 年我国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我国包括政府卫生支出、社会卫生支出及个人卫生支出在内的卫生总费用，由 2010 年的 19,980.4 亿元增至 2015 年的 40,587.7 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15.2%。卫生总费用占我国 GDP 的比重也不断提升，从 2010 年的 4.9%增长至 2015 年的 6.0%。

陈金甫认为，在整个医疗发展中间，原有的医疗发展是靠政府推动和公有资源的支撑，现在中国卫生总费用不到十年间翻了一番，根本原因是动力机制发生了变化。过去主要靠政府投入、以药养医的发展模式，但这不合理。

?2010 年至 2015 年我国人均卫生总费用及增长率

 

?2010 年至 2015 年我国卫生总费用及其占 GDP 比重情况

数据来源：《2017-2022年中国医院行业深度调研及投资前景预测报告》

除了卫生服务总量不足之外，陈金甫对中国医疗服务质量表示担忧。他提到在所有医疗消费中，比如2万亿医疗费用中，30%是浪费的。过度医疗带来大量医疗企业野蛮生长，质量堪忧。陈金甫还特别提到卫生服务评价，在总量的发展中还有结构优化的问题。

在此背景下，陈金甫认为，医疗发展导向有几大命题：一是卫生服务总量会持续高速增长；二是一定要把质量放在第一位；三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一定要引入新动能。

他指出，一个庞大的事业或产业，如果没有原始的动力成长机制，靠政府投入，靠行政推动，靠政府的引导，靠个人的自觉，是做不到的。所以，医药的市场化能不能更具有价值创新力，医疗服务能不能具有发展的内在动力，这些均是需要研究的课题。

陈金甫认为，中国当下医疗里有一个很大的体制问题，就是没有解决医疗机构医生的利益机制。而且，现在诸多的医院大数据、智能监控等新兴技术并不能解决利益机制原生动力的问题。

他提到疾病是很复杂的，医学是很神圣的，具有不同疾病检查手段、方法、包括价格也会不一样。比如欧洲，医生给民众做各种检查，结果若是没病的话，民众也很坦然。而在中国，人们觉得检查半天没吃药就亏了。在他看来，中国的文化心态需要作出调整，而对院内医生而言，很多医院以药养医取消了，降低了药占比，但是虽然药房里取药的人减少，但输液室里还是满满的人。他认为，这些问题究其根由，则是由于当下医疗还没有解决利益机制原生动力的问题。如何调配好医疗机构医生的利益机制，是当前医疗体系需要解决的问题。

陈金甫说，医保在促进健康产业发展，促进医疗质量改善方面应该有所作为。首先，应当高度实现以价值和创新为导向的医保，并且在机制上要引入社会创新。在社会治理中，不是一味强调政策为主导、法律为主导或者行政为主导，而是在平等的交易双方进行规则的制定、利益的博弈和价值取向的认同，这样才能形成一致性方向。最后，需要更多的引入谈判和团购。而这种谈判和团购，一方面体现了医保趋势性的改善和整体性的优化，另一方面是引领价值的导向。

?dev.forwardhealthgroup

他补充说，中国经过近十年的医药、健康产业的发展，基本上解决了过去压抑性的医疗需求，正在实现可及性需求，但在这个新的起点上，整个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发展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这也意味着今后发展的战略导向将发生变化。

对此陈金甫强调，健康产业、健康领域或者说健康事业均应该要以人民为中心，任何产业或事业，还是要靠发展解决问题，发展一定要有质量和价值导向。他认为，现在医保还是要用内在的机制，第三方管理，外部的管理和引领，利用他集聚的医保资源和价值导向来进行集团性购买，明确的实现以价值和创新为导向的医保战略购买。

此前，陈金甫在《中国卫生》杂志上也发表过上述类似观点，并有系统的阐述。他在文章中表示，医保应当从认同价值入手重新定位医保，医保考虑的第一要素是价值，价值是药物经济学的核心，并且在研究方法方面，需要提高到足以体现价值的层面上，考虑宏观的系统配置，包括价值的认同、成本的选择、方法的使用。

 

参考资料：

陈金甫：中国卫生（8）38-39,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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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敏华|责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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