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包小包移动迁徙 | 正午故事

大包小包移动迁徙 | 正午故事

我想,我和他们其实都是悬浮的蜂鸟,我们在各个城市挪来挪去,移动迁徙。终有一天,我们中的一些人也许会思考事情本身的意义。不过首先,得允许我们生活在这里。

作者 | 谢丁

1

2008年南方大雪的那个春节,我带着父母在江浙旅行。临时起意,我们决定去看望绍兴的亲戚。二姨一家在那儿打工,春节没有回老家。通了电话,才知道他们并不在绍兴市区,而是附近的柯桥。那儿以前是个小镇,后来成为中国最有名的轻纺城。工作机会多。

我们在柯桥汽车站下车。十分钟后,二姨夫从远处走来。我将近十年没见过他了。他仍穿着那件迷彩外套,头发和胡子都乱糟糟的,满脸皱纹。我读高中时他就在全国各地流窜打工,大部分时候都在江浙地区。我甚至搞不清他到底多少岁了。

他说,坐公交车,一块钱就到家。我们坐上一辆无人售票车。二姨父投了几个硬币进去,隔了一会儿,司机转头问我们几个人?“四个!”父亲说。“但是你只投了三个硬币。”司机看着二姨父。我母亲皱了一下眉头,回头对我说,他们可能太节约了。

母亲提到二姨时,常说她“仁义”,意思是她对人很好,大方。家里穷,但穷得仁义。

半个小时后,公共汽车开出了城市,沿着一条新修的马路越走越偏僻。我们在一个看起来像村子的地方下车。后来我知道那儿是当地的外来务工人员集散地。四周都是荒野,工厂似乎离得很远。步行十分钟后,我们到了,在一个肮脏的公共厕所旁,他们一家五口人租了一间不到15平米的小屋。

在老家乡下,二姨家是一个宽敞的大院子。我小时候常去那里过年。她是个风趣的女人,独有的农村妇女幽默。几年前一场大病差点要了她的命,最后她活了下来,但丢掉了一只眼睛。她称自己为“独眼龙”。她两个女儿,也就是我的表妹们在两年之内纷纷出嫁。其中一个现在和他们住一起,有了小孙女。

那天刚好是他们过年请客的日子。在离家一千六百多公里的这个小屋,来了那么多亲戚,算上我们一家,大约有15个人。他们住得都不远,都在附近的工厂上班。因为大雪,都没有回老家过年。按老家风俗,从大年初一开始,他们轮流坐庄请客吃饭。

我们在小屋门口,支了一张大圆桌。厨房也在门口,临时搭了个棚子。表妹夫妻二人忙着炒菜。屋子里黑乎乎的,两张床只是两块木板,底下垫的是砖头。中间隔一层布帘,晚上他们就隔着布帘睡觉。电视机是这里唯一的电器,荧光屏一闪一闪,映着墙上黑乎乎的腊肉。

陆续前来的亲戚们,站在屋外闲散聊着天,讨论最近的工作机会,哪家工厂是不是更好。偶尔也传来笑声。

那天中午,所有男人都喝醉了,喝的是绍兴黄酒。

饭后,母亲提议我们去附近的小超市,说要给我的小侄女买点东西。前一天晚上,我们坐在宾馆讨论,该给他们多少钱才合适。春节期间讨论每一笔支出,是我家的惯例,只是这一年搬到了浙江。

从超市出来,小侄女非常兴奋。她得到了一大袋糖果和一套童装。二姨背着她走在我们前面。

往回走的那条小道很狭窄,路上都是污水,偶尔能碰到几个年轻人在打台球,但还是很冷清。我和母亲,二姨和她的孙女,慢悠悠地走,足足走了半个小时才走回他们的小黑屋。南方真的太冷了。

2

我第一次听说三峡移民回迁,是北京奥运会的那年夏天。为了躲开京城的热闹,我从重庆乘船顺流而下。在奉节,我每天都会经过白帝城,爬上夔门峡的山壁,那里有一座八角亭,是长江上游最后的信号台。

那年,三峡库区的水位还没涨到最高线。但从信号台望出去,江面开阔,仿佛一镜湖水,早已失去了往日的险峻。奉节的老县城几乎已全部淹没。新县城建在半山上,只不过几年,却已恢复繁华模样,街上人潮汹涌,广场上的露天茶馆找不到空位置。我问朋友,哪里来这么多人?他说,好多搬走的移民,现在都回来了,就住在城里。

话题没展开,一晃就过了四年。

直到2012年春节,我才正儿八经去奉节寻找回迁的移民。听起来像大海捞针,但进行得却格外顺利。我找到一个,就能顺藤摸瓜找到下一个,然后是一个家族,一个村子,到最后,我不得不挑选着碰面聊天。有些人移民后,几个月就回来了。有些人在异乡又多熬了些日子,最终被生活逼回奉节。回迁的理由也千差万别,大多是因为钱并不好赚。但本质上,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不习惯他乡的生活,奉节始终是家乡。

在这些人中间,方诗伟给我印象最深。他最后成为那个稿子的主角。

他们回到奉节后的生活,已脱离了移民前的节奏,都是重新开始的。那些早回来的人,容易抓住新县城的发展机会,做点生意发点小财,买了房,过上更好的日子。就像中国大多数乡镇上的人一样,城市化进程会打破原有的阶层平衡。对移民们来说,早一点回来,往往意味着机会更多。方诗伟就常后悔,为什么在异乡浪费了那么多年。

回到北京后,我偶尔会想起方诗伟和他家人,不敢多想,怕他们过得不好。我常安慰自己,在中国,县城里的人只要努力,机会也许比大城市更多。

2014年,我翻出了方诗伟的电话号码。拨过去,电话里一片嘈杂,是批发市场的声音。他说今天下雨,生意一般。他的声音仍然很平静,不兴奋,也没有抱怨的意思。聊了一会儿,我才知道他的生意其实有了大进展。

在过去的两年里,方诗伟又租下了对面的门店,比他之前的大一倍。卖的仍是绢花、玩具,从江浙来的小商品。他还住在租来的那套房子,母亲从萧山回来帮忙,替他照看孩子做饭。他父亲仍在一千公里外的萧山,独自照看那边的家。我们聊了一会,谈起认识的另外几个移民,都混得不错。我说,看起来生活没怎么变。

"是啊。没得啥子变化。"他感叹了一句,停顿片刻,突然说,"我们马上又要生个孩子了。"

"恭喜恭喜。”我笑道,"这孩子应该算是奉节人吧。”

3

2017年夏天,我和赋格开车沿江而下,途径奉节,打算歇一晚。我决定再去找找方诗伟,但电话打不通了。凭着零星的一点回忆,我只记得他是在一个名叫“猪娃市场”的大楼,挨着长江。我也还记得他摊位的位置,进入市场后的第一个拐角。

但猪娃市场又在哪里,导航搜不到。

我们沿着滨江路来回开了好几趟,终于找到一个眼熟的大楼,客运站,再往上是诗城路,眼前的景象熟悉起来。马路左边的几个市场,都很像我几年前采访时的样子。

我首先去了长得最像的一个市场,但找了半天都没找到。随便找了个老板问,卖饰品的方诗伟,认识吗?不认识。赋格说,找个竞争对手问问。一问,竞争对手果然认识,说就在前面的市场。我寻摸过去,以前的拐角处摊位已换了老板。但是临街有个店面,卖饰品,里屋有个小妹,不是他老婆。

我走进店里。一个男人从里屋钻了出来,像又不像。我问,方诗伟在吗?他说,我就是。

我做了一番自我介绍,他好像终于想起来。“什么事?”他说,有点不知所措。

我说,没什么事,路过。

他掏出一包烟,给了我一支,说,到门口去聊聊。

“老婆呢?”

“她刚才还在这里,现在回家了。”

“住进新房了?”

“是,就在那边,这儿看不见。”

我们往前迈了几步,仍看不见。

“你父亲还在浙江?”

“还在,他刚下去。”

“其他亲戚还在那边吗?”

“还在啊。”他又点燃一支烟,“只有我回来了,他们在那边也都有事了。”

“都有生意?”

“也说不上是生意吧,”他说,“上班,工厂,反正都有工作。”

“你们以前的摊位呢?”

“租出去了。现在这个摊位也是租的。”

“有名字了。”

“是。”我们又往前迈了几步,回头看店里的招牌:“红石榴”。

方诗伟穿得比以前时髦了,一件浅格子T恤,浅绿色花纹短裤,肚子也挺了起来,头发剃得很时尚,小老板的模样。这时走来两个女人,选了一顶草帽,问多少钱。“20。”女人说,“太贵了,10块吧?上头有摊位只要10快。”他抬了抬眉毛,说,10块?那你们去那边拿吧。

他说有一次游泳,手机掉水里,丢了所有的电话,他自己的号码也变了。他从新手机里翻出一篇文章,发给我,仍是关于三峡移民的事。他说,“那些钱,很多应该给我们的钱,到现在还是没给我们。”我说,你小心一点。他叹了口气:谁也不知道那些钱去哪里了。

4

今天本来是缺稿的,也可以没稿,但我还是忍不住半夜写了这些字。写得快而乱,抱歉。就在上个月,我和朋友还去皮村看了看房子,那时我们正在寻找一处更便宜的住所,发现我们目前所住的常营周边,就有很多廉价公寓。一个小开间,带一厕所,十几平米,每月一千到两千。网上的图片显示,很多窗户都用铁杆封住,望出去是对面的墙壁。

皮村有很多这样的公寓。草房也有,物资学院也有,通州更多。我说,有点像大学宿舍,但这明显是美化了,浪漫化了。现实不是这样的。

很多年前我刚做记者时,跑都市新闻,有次不知什么事跑到北京西五环采访,碰到一个在石景山天桥上卖钥匙链和挖耳勺的男人。我跟着他回家,走了半个多钟头,似乎过了一道铁路,到了一排平房。他就住在那些平房里的一间,每月只要150元。屋里什么都没有,除了一张床垫。也是个冬天,冷死了。

还有一次是采访河南的灯光师,四年前吧,我从剧组跟的他们,采访快结束时,带我去他们住的地方,靠近北六环。他们之前住在北五环,城市慢慢扩展,他们也跟着往外挪,就挪到了另一个外地劳工集散地。他们就住在这样的临时搭建公寓,几平米的房间,带个厕所。他们说这算很好的。后来我去他们河南老家,乡下都盖着很大的房子。他们省吃俭用都是为了带回去。其中一个灯光师那时正在写剧本,写的就是他们的经历。

正午以前采访过人类学家项飚,他说,很多中国人的生活永远没有在群体里、在社会场域、甚至在物理空间里沉淀下来,嵌入进去,而总是在跳跃中维持。就像蜂鸟,必须高频度的振荡翅膀,把自己浮在空中。悬浮状态——“一切现在发生的事情,都是为了未来的某一个目标。你要努力去做,不做,未来的目标就达不到;但是未来是什么,能不能达到,完全不知道。一切现在做的都是为了超越现在。现在去做工, ‘工’是没有乐趣的,是为了明天更好。包括一些地方政府也如此,搞很多工程,但这个工程究竟有什么意义,说不清楚,但就要搞,不搞捞不到钱,一系列工具性的考虑,事情本身的意义是不重要的。”

我学问差,但他的这些话却记得很清楚。做记者做久了,容易有幻灭感,坚持不了的就转行了,留下来的也容易变得僵硬。思维上的,写作上的,甚至说话做事都很僵硬。我得常常活动筋骨,才能变得更灵活,因为我现在觉得,僵硬比蜂鸟更糟糕。

上面提到的所有人,我都很尊敬。我二姨一家最终回了老家,在我们县城买了房子,定下来了。我采访过的其中一个灯光师因为意外去世,但我去过他老家,房子很大,孩子也长大了。我想,我和他们其实都是悬浮的蜂鸟,我们在各个城市挪来挪去,移动迁徙,都是为了某一个目标。目标是存在的,而且可能会达到。终有一天,我们中的一些人也许会思考事情本身的意义。不过首先,得允许我们生活在这里。

—— 完 ——

题图:朱墨。题图和文字无关。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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