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官查实伪证，产权人真假辨明——检察院调查核实权运行实例

前两期文章，集中聚焦检察院调查核实权的理论与实践，为读者描摹了民事抗诉案件中，检察院调查核实权的基本框架。相比在理论层面上的争议，调查核实在个案中的价值，却被一个个鲜活的案例反复印证。实践中，检察官运用调查核实权厘清事实、扶正错案的案例不少。

今天的文章，为大家讲述一个笔者亲身办理的，既奇葩又有趣的案件。这个案件反映出检察院在调查核实的启动、力度、成效上与法院调取证据的些许区别，更有助于大家了解检察院调查核实权的运行规则。

另外，今天是感恩节，感恩天同诉讼圈读者一路的支持和陪伴。你们的关注，让我一直有动力去码字，去分享，也去收获。

王真：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学硕士，原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从事民事行政检察工作14年。2015年6月加入北京市天同律师事务所。

曾获最高人民检察院“首届全国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检察业务竞赛”总成绩第一名，获“全国民事行政检察业务标兵”称号；荣立个人二等功两次，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

在疑难复杂民商事争议解决领域具有丰富的执业经验，参与办理各类民商事案件近1000余件，承办案件获评“首届全国十佳民事行政检察精品”案件。曾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北京市法院系统任职交流，参与起草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熟悉法院审判思路和检察监督案件审查思路。

曾担任国家检察官学院、北京市政法委兼职教师，多次受国家检察官学院、人民大学邀请授课，开发课程两次获评“全国检察教育培训精品课程”。

案情——离婚后的惊人发现

唐某与李小军（均为化名）于2000年结婚，于2009年协议离婚。因唐某抚养子女，协议约定北京海淀区房屋一套归唐某所有，唐某负责归还全部贷款。2010年，唐某忽然接到丰台区某小区物业电话，称其家中房屋漏水请到物业解决。唐某赴物业公司方发现，李小军在离婚前已购买该小区两套住房，价值千万余元。为此，唐某起诉至一审法院，要求依法分割李小军在离婚时隐匿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即上述两套房屋。李小军则辩称，自己是军人，没有身份证，诉争的两套房产是其受远房表哥李小军之托购买，二人同名同姓。购买案涉房屋的身份证为其表哥李小军的身份证，两套房产均登记在表哥李小军的身份证名下，上述两套房产不是其本人所有。

本案诉争焦点集中在：

1、购买房屋所持身份证系哪个“李小军”的身份证？

2、房屋产权应属于哪个“李小军”？

一审——因持有并使用，应为权利人

一审法院根据唐某申请，调取了1997年、2006年机动车驾驶证申请表，证明被告李小军曾持案涉身份证向交通管理局申请驾驶证。李小军承认该申请表系其签字，但否认申请表上的照片系其本人，坚持称照片是表哥李小军，该驾驶证系表哥李小军所有。

一审法院认为，公安机关在办理该身份证时采用的是当事人年少时的照片，不能否认该身份证非本案被告李小军所有。结合本案被告李小军持该身份证办理驾驶证及补办驾驶证，足以认定：该身份证由被告李小军持有并使用。此外，李小军购房过程中均未提交授权委托书，其受托购房之说不能成立。本案诉争房产系被告李小军签约购买，并作为权利人向权利机关申请权属登记并提交身份证明。故法院认定诉争房产为夫妻共同财产，刘小军在离婚时隐匿房产。遂判决争议房屋中的一套归唐某所有。

二审——权属不明，不能分割

李小军为了证明购买房屋所用身份证为其表哥身份证，出具某公安分局户籍证明，证明案涉身份证号系表哥李小军的身份证号，该证明中有表哥李小军的目前照片。二审法官经与该公安分局户籍办公室联系，被告知户籍证明确系该局出具，且证明内容与户籍存档材料一致。表哥李小军亦出庭作证，称身份证系其持有，其委托被告李小军购买丰台区两套房屋，其为房屋所有权人。

二审法院认为，本院审理中，法院核实了户籍证明的真实情况，加之案外人在本院审理中出庭提出争议等情况。原审法院直接认定诉争房屋就是本案当事人名下并予以分割不妥，二审法院予以纠正。本案当事人在现有房屋存有争议的情况下，唐某以夫妻登记离婚后财产纠纷的角度起诉要求分割，证据不足，唐某可就房屋权属提起诉讼待产权明确后再行主张权利。遂判决撤销原判，驳回唐某的诉讼请求。

检察监督——查实伪证，确认产权人

检察官审查后，认为本案李小军涉嫌提交伪证，遂启动调查核实程序。检察官根据表哥“李小军”对其家庭住址、父母姓名的线索，亲赴表哥李小军居住地，核实其真实身份。

检察机关调查了下列证据：（1）表哥“李小军”母亲方某的《常住人口登记表》《工人退休审批表》，显示其有三个子女，均姓刘，其中刘晓春系次子，其照片与本案表哥“李小军”提供的《户籍证明》上的照片为同一个人，其身份证号与案涉身份证号区别明显。（2）表哥“李小军”父亲刘某《职工登记表》《退休职工登记表》。显示：其有三个子女，均姓刘，其中刘晓春系次子，记载的住宅电话等信息与“李小军”在一审庭审中对自己自然情况的描述完全一致。（3）谈话笔录。承办人赴其父亲所在公司及其居住地调查，相关人在辨认户籍证明上表哥“李小军”照片后，证实该人系刘某二子刘晓春。（4）全国公安信息查询系统查询记录。根据《常住人口登记表》上记载的刘晓春身份证号信息，查实该身份证号下姓名为刘晓春，查询到的照片与本案《户籍证明》上的照片一致。

检察机关调查核实的证据充分证明，本案中表哥“李小军”的真实身份应为刘晓春，二审提交的户籍证明系伪造，在法庭上刘晓春以“李小军”的身份出具了虚假的证人证言。

检察官以调查的新证据抗诉，再审确认检察院调查事实，唐某取得了应获得的权益。

实务提示：

TIPS1：启动调查核实程序需形成一定的“心证”

根据《监督规则》的规定，启动调查核实并无实质性限制，检察官可以根据案件情况自主启动。但实践中，不打破当事人诉讼地位平衡的观念深入人心，调查核实启动谦抑而谨慎，能启动如本案般较大力度的调查并不多见。本案能让检察官亲赴外地取证，取证范围广、力度大，主要源于几方面原因：

1.案件事实本身疑点较多。

本案中，亲戚关系当中出现两个同名同姓的“李小军”，并相互委托购买房屋，本身太具有戏剧性；被告李小军多次使用该身份证办理驾照，表哥“李小军”不在北京工作却将身份证多次交给远房亲属使用，不合常理；李小军因系军人身份，可以不持有身份证，其利用这一点虚拟同名同姓的“李小军”存在一定便利和动机。

2.当事人提交了动摇证据真实性的初步证据。

申请监督过程中，唐某提交了两份新的证据，一是李小军单位说明，证明军人可以办理身份证。二是唐某的委托代理人与表哥“李小军”之母的邻居的电话录音，陈述表哥“李小军”另有身份证。上述证据进一步动摇了户籍证明、“李小军”证言等证据的真实性，为检察官形成上述证据可能为伪证的“心证”，有辅证作用。

3.案件取证具有可行性且难度可控。

检察官手头通常有多个案件，加之工作的繁忙，作为同样有人性弱点的检察官，也会不自觉的“选择性”办案。涉及调查核实权启动的案件，如果通过简单调查可以获取的，会有优先启动的“冲动”。

检察官心目中的调查情形难易排序：

一是向国家机关或第三方中立机构调取或咨询。国家机关对检察院调取证据的配合度较高，第三方中立机构因与案件无利益关联，通常也会较为配合；二是向无利害关系的案外人了解情况。检察院调查的强制性较高，案外人多能予以配合；三是向企业、事业单位调取相关人员身份等信息。由于企业事业单位是管理者身份，配合上障碍不大；三是银行查询账户信息。如涉及多家金融机构，因需单独到各个金融机构查询，时间成本较高，难度会加大；五是询问有关证人或当事人。上述人与案件通常有较强利害关系，被调查人配合度通常不高，询问成效有限；六是调取有利害关系企业账目、会计账簿等。此类情形利害关系企业通常不予配合，检察院没有强制调取该类证据的权限，调取难度极大。

TIPS2：检察院调查核实与法院调查取证的区别

根据《民事诉讼法》及《监督规则》对法院调查取证和检察院调查核实的相关规定，在调查的方式手段上，检法没有明显差别。但实践中，在调查范围、力度、效力上，确实有不同程度的区别。以本案为例，李小军二审提交《户籍证明》后，法官显然也对本案的“巧合”存有疑虑，承办人曾致电给当地公安局户籍科，核实户籍证明的真实性。而检察院则将调查重点放在了表哥“李小军”的真实身份的核查上，在调查方法上较法院更多、范围更广，力度也更强。探寻检法在认证、核证上的区别，可能的原因有：

1、检察官更倾向于追求客观真实。

受刑事案件审查思维的影响和熏陶，检察官更倾向于对案件客观事实的挖掘，对争议事项，有通过调查寻求“水落石出”的期待。同时，受刑事证据取证标准的影响，对证据的形式、证据之间的印证、证据的效力等要求更加严格，亦推动检察官在调查中力求全面、详实。

2、检察官调查的经验更加丰富。

检察官尤其是有刑事侦查经验的检察官，对于调查有比较体系性的思维。相较于民事审判岗的法官，检察官调查的经验更多，在某些重大的涉及虚假诉讼的案件中，民事行政检察官还会要求有反贪、反渎侦查经验的检察官辅助，制定调查预案。

3、被调查人对检察官调查的配合度较高。

在普通人的观念里，法官系居中裁判，对法官调查取证不予配合的情形较多。而检察官调查，被调查人较难了解检察官调查的深度、用意及后续影响，因此压迫感一般较高，被调查人配合的概率也较高。

4、检察官调查的时间更为充裕。

相较于法官每年需要审理的几百件案件，检察官办案压力相对较小，也使检察官有精力和时间去完成一次更加精致的调查。时间和精力上能否触及，有时是现实而又有决定意义的因素。

TIPS3：经调查核实后的案件改判率较高

在讨论审判监督制度改革时，有学者建议诉讼程序采完全的当事人主义，并将再审限制在法律适用审上，即法院再审及检察院抗诉均仅能针对法律适用错误案件提起。该观点受到实务界的一致批判，最终未能落地。实践当中，法律适用错误案件虽然并不显见，但因我国尚处在法治发展的初级阶段，当事人举证能力、证据意识欠缺，事实问题方更令人堪忧。

检察监督实践中，因事实问题向法院提出抗诉的，改判概率要高于因法律适用问题抗诉案件。而如经调查核实取得新证据抗诉，改判率则更高。而针对法律适用问题的抗诉案件，往往存在一定的认识分歧，且法院对法律适用问题更为自信，加之有一些法律外裁判规则及司法政策的影响，再审法院维持的倾向更为明显。

因此，拟以《民事诉讼法》二百条中第（一）至（五）项申请检察监督的，推动检察机关启动调查核实程序，对还原案件事实、增加案件改判机率，将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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