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风大家】丰子恺：像个大人一样生存，像个孩子一样生活 20世纪30年代初

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新闻报》有一篇评论著名画家丰子恺的文章——《丰子恺画画不要脸》。

丰子恺看后大吃一惊，怒不可遏。心想：我与作者素不相识，无怨无仇，为何竟遭此辱骂？待看完全文，丰子恺却发出了会心的微笑。

原来文章是分析丰子恺画的画，人物脸部虽然大都没有眼睛鼻子，但却惟妙惟肖，极为传神。

丰子恺

民国有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头。

他画的画童真童趣，文章也是写的极其清雅质朴，句句至理。

他的心地，如他的漫画一样，善良、温润、有趣。

其实他的作品我们都看过，在儿时课本上，在老杂志报刊上……只是我们并不知这些生动的画，出自于“国漫之祖”丰子恺之手。

美学大师朱光潜赞他的画：有诗意，有谐趣，有悲天悯人的意味。

初出茅庐，一本译著惊鲁迅

1924年，日本学者厨川白村写了本奇书，叫《苦闷的象征》。两个月后，鲁迅买到日文版原著，即刻开始着手翻译并在《晨报副刊》上连载，受到了文学界的一致好评。

与此同时，《上海时报》也连载了这本书的另一版本的译本，同时出版两本外国著作，这在当时的中国文化界颇为鲜见。

而当时出版这本著作的人，让鲁迅大吃一惊，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伙，他叫丰子恺。

当时，人们很是好奇，鲁迅和丰子恺的两个中译本在翻译质量上，哪一本更好？

丰子恺说：“他（指鲁迅）的理解和译笔远胜于我。”这当然是谦词。

读者季小波（丰子恺的学生，与鲁迅也有交往）则认为，丰子恺的译本“既通俗易懂，又富有文采”，鲁迅的文章是大家手笔，但译文中有些句子长达百来字，佶屈聱牙。

他为此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将厨川白村的原文及鲁译、丰译的同一节、同一句译文进行对照，在比较后指出：鲁迅在翻译上的确不如丰子恺。

几天后，季小波收到鲁迅长达3页的回信，表示同意季小波的看法，认为自己的译本不如丰子恺译的易读，还在信中幽默地说：

“时下有用白话文重写文言文亦谓翻译，我的一些句子大概类似这种译法。”

鲁迅和丰子恺的两个译本由两家出版社同时出版后，鲁迅嘱北新书局将他的译本推迟一段时间上市。个中道理很易理解，鲁迅当时已是成名的作家，而丰子恺则刚走上文坛，如果自己的译本先发行，必然影响丰子恺译本的销路。

后来，丰子恺到上海景云里拜访鲁迅，谈到中译本《苦闷的象征》同时在中国出现时，他不无歉意地说：

“早知道你在译，我就不会译了！”

然而鲁迅却说：

“哪里，早知道你在译，我也不会译了。其实，这没什么关系的，在日本，一册书有五六种译本也不算多呢。”

鲁迅的态度打消了丰子恺的顾虑，这一段故事，成为了文坛佳话。

从此，中国文坛上多了一个文笔老练的作家。

其实，丰子恺的真正身份，远远不止一个作家那么简单。

一画惊人

大运河走到北端的拐角处，有一个四百多户人家的小镇，叫石门湾。

这里人人有米，家家有鱼，几百年来从未见过炮火战争，邻里和睦，处处洋溢着杭州文人雅士的文艺味道。

丰子恺，就出生在这里，从小便被包围在家庭温情的他，总是以温柔悲悯的心来看待事物，发散在他的笔下，就变成平实的文字和纯真的画风。

后来，他考上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原本思乡心切，毫无进学斗志的他，结识了对他的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两位老师——李叔同和夏丏尊。

丰子恺说，李叔同像爸爸，沉默，但却温和关爱，教会自己许多有用的技能和为人处事的态度，而夏丏尊像妈妈，事无巨细，都关心着自己。

在这两位与他情谊深厚的老师那里，丰子恺找到了伴随他一生的东西——绘画。

当时，他画了一副江南小荷，画面稚拙，别有风趣，好友朱自清看了说：

“我们都爱你的漫画，像一首带核儿的小诗，像橄榄，老觉着那味儿。”

从此，这样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画风横空出世。

他的事业很顺利，他那些画和美的教育的书很畅销，但是，他的眼睛却看见了自家窗外的孩子们，一个时代的悲哀心酸，出现在他的方寸画幅里。

“我的孩子们，我憧憬你们的生活，每天不止一次，我像委屈地说出来，是你们自己晓得，可惜你们懂得我的话的意思的时候，你们将不复是可使我憧憬的人了，这是何等悲哀的事啊。”

一生童真，一生有趣

丰子恺在台湾办画展时，谢冰莹劝他定居台湾。他说：

“台湾好极了，是个美丽的宝岛，四季如春，人情味浓。只是缺少了一个条件，是我不能定居的主要原因。”

“什么条件？”

“没有绍兴老酒呀！”

他常开这种玩笑，跟外人如此，更自己的儿女，更是如此。

有不少人以为丰子恺是吃常素的，理由是他画过6册《护生画集》，提倡爱护动物，不杀生。

确实，丰子恺吃过一时期的素，但后来就开荤了。他对荤菜有所选择，只吃鱼虾蟹蛋鸡鸭之类，不吃猪牛羊肉。好像他不吃4条腿似的，其实也是偶然。

丰子恺装了假牙以后，蟹钳咬不动了。在家里还可以用榔头敲敲，到外面去吃蟹就不行了。

在杭州时，有一次他到王宝和酒店去吃蟹酒，小女儿丰一吟陪在一旁。他要女儿替他咬蟹钳。女儿天生对这样的事物感到畏惧，但父命难违，只得勉强屏住气替他咬了。

以后女儿曾几次问父亲：

“为什么你那么喜欢吃蟹？煮蟹的时候不是很残忍吗？ ”

丰子恺点点头，承认是那么回事，但他无可奈何地说:

“口腹之欲，无可奈何啊！”

丰子恺在《忆儿时》一文中详细描述过祖父吃蟹的情况，最后说:

“这回忆一面使我永远神往，一面又使我永远忏悔。”

当时他正茹素，后来开了荤，就恢复了“永远神往”的吃蟹这件事。

吃蟹，他和祖父一样吃得很干净，蟹壳里绝不留一点蟹肉。

女儿在一旁看了觉得惊奇。这时他便得意地说:

“既然杀了这只蟹，就要吃得干净，才对得起它！”

他反复地说这句话，好像是为他的吃蟹作辩护，或者是对内疚的补偿。

然后丰子恺每次吃蟹，总是把蟹钳头上毛茸茸的两个东西合起来做成一只蝴蝶。吃几只蟹就做几只蝴蝶。

所以一到金秋季节，家里墙上总是贴满蝴蝶。

吃蟹，很无可奈何，所以他吃完会接着又补说一句：

“单凭这一点，我就和弘一大师有天壤之别了。所以他能爬上三楼，而我只能待在二楼向三楼望望。”

弘一法师，毕竟是他一生都在仰望的人。

“世寿所许，定当遵嘱”

李叔同出家了，法号弘一法师。他知道，老师的爱国热忱从未歼灭，为了帮助老师弘扬慈怀，他决定为弘一法师画一部《护生画集》，40岁画40副，50岁画50副，直到100岁画100副。

为了笃定意志，他给老师留下一封信，写了八个字：

“世寿所许，定当遵嘱。”即若自己能活到老，便将此画按约定完成。

师徒两人发愿流布“护生画集”，商议由丰子恺作画、弘一大师题字。

“护生画集”，所谓“护生”即是“护心”。

弘一法师说：“去除残忍心，长养慈悲心，然后拿此心来待人处世”。

画集预计在1929年出版，丰子恺想到，那时弘一大师正好50岁，何不画成50幅出版，以贺恩师50寿辰。丰子恺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弘一大师，弘一大师也极为赞成。

就这样，由丰子恺作画、弘一大师配文、马一浮先生作序，在1929年弘一大师50岁时，50幅的“护生画集”出版。

1938年，日军侵华、丰子恺携着一家老小，颠沛流离，过着逃难求生的日子。眼看弘一法师60岁生日在即，无论什么情况，都不能忘了那60副画作。

某个夜晚，大雨滂沱，一家人躲在一间屋子里避雨安顿，桌子上正摆着未创作完的画作，不巧桌上的瓦当处有一漏洞，把整个画稿浸湿。

丰子恺没有办法，只能熬夜赶制，一连下了一周雨，一连熬了一周夜，为此他染上风寒，依旧不忘弘一法师的重托。

后来弘一大师没能等到“护生画集”的后几集，就在1942年、63岁虚龄时，在福建圆寂了。

弘一大师圆寂前，心里记挂着《护生画集》的事，他曾经给友人写信，希望友人能帮助丰子恺完成后几集的编绘工作，他在信中说：

“务乞仁者垂念朽人殷诚之愿力，而尽力辅助，必期其能圆满成就，感激无量。”

但后来他委托的朋友也相继过世，这样“护生画集”的创作使命就落到了丰子恺一个人的身上。

丰子恺牢记恩师嘱咐，决心把“护生画集”继续画下去。

弘一法师

在弘一大师70岁诞辰来临之际，丰子恺专程来到泉州，拜谒了弘一大师的圆寂之地。

在迎接的人里，有人给了他一件弘一大师的遗物，一看竟是自己写给老师的那封“世寿所许，定当遵嘱”的信。

丰子恺感念恩师，眼看70诞辰在即，他在当地租房，闭门谢客，三个月埋头作画，在此间完成了“护生画集”第三集的70幅画稿，此时离弘一大师圆寂已经有七个年头了。

为了能和之前两集画册的形式相同，丰子恺一时苦于无人能够替画稿配写诗文。

几经辗转，才将画稿送往香港，请精通佛学的叶恭绰先生配写。

曾有人劝他放弃，丰子恺只是微微一笑，又转身为画作奔走而去。

建国后，丰子恺出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在繁忙的公务之余开始了《护生画集》第四集的绘制。

但当时有一些人把佛教当作封建迷信看待，画集已经不能在国内出版，就连绘制工作也不便公开；丰子恺只得随时选材作画，陆续寄到新加坡，委托广洽法师出版。

1960年夏天，丰子恺画好了《护生画集》第四集的80幅画稿，但就像上面说的，画稿的内容被认为是迷信的，已经不能公开出版，他给在新加坡的广洽法师写信说：

“近来常感两事遗憾：其一，弘公八十冥寿，原拟作护生画第四集八十幅刊。今材料已有，而出版困难。只得从缓实行……”

广洽法师立即给丰子恺回信，表示可在海外募款出版。

丰子恺在欣慰之余，全力作画，并请朱幼兰居士题字后寄交广洽法师在新加坡出版。

层层阻挠，依旧击不跨丰子恺的决心。

到了弘一大师的90岁诞辰，丰子恺已提前完成了90幅的画作，这一集由虞愚居士配文。恰巧的是，一年之后“文革”爆发，再晚点，早已无机会绘制。

有人说这是天遂人愿，只有丰子恺知道，有弘一法师的遗愿加持，一切都会是往好的方面发展的。万万没想到，丰子恺成了批斗对象。

无论遭遇了什么身心上的折磨，乐观的丰子恺一直瞒着家人，报喜不报忧。

直到有一年冬天刚下过大雪，女儿丰一吟去给他送御寒的衣服，看到父亲孤独地站在寒风飕飕的田野里，胸前挂着一个蛇皮袋，正在一点点地摘棉花，全身冻得直发抖。

之后，在女儿的一再要求下，丰子恺才带着女儿去了自己的住处，女儿在那个破旧的牛棚草屋里，清楚地看到父亲的枕头边还有一堆没融化的积雪。后来因为环境的恶劣和非人的折磨，患上严重肺炎的丰子恺被允许回家养病，此时的他已经是76岁的古稀老人了。

回到家中的丰子恺并没有按照医生的要求，好好休息，积极配合治疗；相反，他甚至偷偷扔掉医生开的药，因为这样他的病好不了，就可以继续留在家里、继续作画了。

他每天凌晨4点就起床，开始着手画《护生画集》的第六集，此时与恩师约定的最后一集还有6年时间；但丰子恺似乎隐约感觉到自己将不久于世，所以才拼命画的吧。

儿女们怕他累坏身体，也担心有人随时来家里搜查，就把他的笔和纸都藏起来了，丰子恺就向他们哀求道：

“你们这是要我的老命呀，快还给我吧。”

1973年，丰子恺终于画完了“护生画集”第六集的100幅画；他自知不久于人世，便秘密委托给朱幼兰居士保管。

1975年，丰子恺与世长辞，未能见到六集“护生画集”全部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