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历史事实能够进入历史解释历史事实总是随着史学和史家关照的问题

【编者按：彭刚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17年第3期发表《事实与解释：历史知识的限度》，本微信号获作者授权编发其部分章节。】

什么样的历史事实能够进入历史解释？

长久以来，人们所期待于历史学家的，是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研究，讲述人们在过去所经历的事情。可是，人们不会满足于，历史学家只是确认和描述，过去发生了如此这般的事实；而是期望他所呈现的，是一幅有着内在关联的历史图景，能够让人们了解历史现象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甚而进一步对历史过程中的当事人的选择和作为做出评判。历史学家工作任务的主旨，就是要提出自己的历史解释。搜集考订史料，勘定史实，当然是历史学家研究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但这一切，归根结底是服务于历史解释的。

从事具体研究工作的历史学家，经常同时面对着的，是史料太多和史料太少的情形。在探究特定的历史现象时，往往会出现史料有限、其中无法提炼出充足的信息来构成完整的证据链的情况，面对此种情形，史家只能或者是放弃解释，或者满足于提出推测性的解释。史家常常面对的，还有另一类情形：关于某一历史论题的史料过于丰富，最终只能选择蕴藏于现有全部相关史料中的史实的一部分，让它们进入自己所描绘的历史图景之中。选择性因而就是历史解释的一个不可离弃的特性。[1]的确，对于一个研究工业革命或者文艺复兴的历史学家来说，相关的史料是他穷尽毕生精力也无法完全将其掌握的。而哪些史实应该被纳入自己所提供的历史解释之中，就是历史学家所必须始终面对的一个问题。

历史学家选择什么样的历史事实进入自己所要构建的历史解释，依赖于他关于相关事实对于自己论题的重要性的判断。在黑格尔眼中，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民族和个人，可以区分为世界历史性的和并不具备此种特性的，而只有以其行动和业绩汇入了他所描绘的历史进程的民族和个体，才具有被写入历史的资格。司马光所说“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就再清晰不过地表明了《资治通鉴》的取材标准。杜维运更是径直把“史识”界定为，“史学家的观察力，亦即史学家选择事实的能力。”在他看来，“史学家要有眼光选择极具意义的一般事实使其变成历史事实，并扬弃无意义的事实，大史学家与一般史学家的分野在此。”[2]也就是说，史料中所记载的人类过往的经历，并不见得都是有意义的历史事实，而无意义的一般事实不是历史学家所应该关注的，甚至于没有资格成为“历史事实”。

我们可以认可，历史学家的工作就包含了，他必定要在他所掌握的历史事实中做出选择，他要选择的是有意义的历史事实。由此出发，我们可以说，“有意义”，是相对于史家所要考察的历史现象、所要探究的历史论题而言的，它既涉及到具体的历史事实与特定现象和论题的相关性，也涉及到史家对具体历史事实的重要性的判定，而这两者是彼此联系在一起的。与原来某一论题没有或甚少相关性的历史事实，在转换了论题后，也许就具有了很强的相关性，从而原本不具备的重要性，就随之而产生了。

半个多世纪以前，爱德华·卡尔在他《历史是什么？》的著名讲演中说道：“过去常说，让事实本身说话。当然，这话是不确切的。只有当历史学家要事实说话的时候，事实才会说话；由哪些事实说话、按照什么秩序说话或者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说话，这一切都是由历史学家决定的。……正是历史学家按照自己的目的来选择恺撒渡过溪流卢比孔作为历史事实，可是此前此后有成千上万的其他人渡过这条溪流，却丝毫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兴趣。”[3]可是数十年后，理查德·艾文斯却针对卡尔这话评论说：“到了1980年代，卡尔之论显见为不确了：社会史史家恰恰会对那数百万渡河的平民更有兴趣，包括他们一再反复渡河的行为所揭示出的交通模式；经济史史家则将会对这数百万人的贸易模式和渡河周期感兴趣，如此等等。”[4]

对于关注古罗马政治军事史的传统史家而论，固然只有恺撒渡过卢比孔河才值得关注，才具有重要性；可是一旦采取社会经济史的视角，考察的是特定时段人们的交通和贸易模式，原本完全被漠视的数百万普通人的日常行为，就因为与转换了的论题密切相关，从而具备了此前所没有的重要性。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历史事实的重要性是与史家所要探究的历史论题的相关性联系在一起，是依史家研究视角而异的（perspectival）。

上世纪后半叶以来，欧美历史学潮流所发生的一个持续至今的重大变化，就是越来越关注普通人在过往历史过程中的经历。社会史中“自下而上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的崛起，更往后的新文化史、微观史、日常生活史等新兴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的勃兴，都显示出了同样的趋向。历史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具有自身的价值关怀。价值关怀发生了变化，它所探究的对象也就会随之而发生变化。

马克思主义在探究宏观历史过程中的动力机制和规律的同时，也高度关注人民大众在历史中的命运。当代欧美史学对历史过程中结构性因素的关注和对人民大众命运的关切，都受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深刻影响，而这两个层面在史学实践中却往往被隔离开来。东德史家库钦斯基就曾经针对当时东欧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弊病批评说，那里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写的高高在上的历史可谓汗牛充栋，但对普通人民的生活经历却根本没有关心过，例如“他们吃什么，穿什么，住的是什么样子，平日在脑子里想些什么，怎样劳动，什么时候休息和就寝，他们生病了怎么办，他们的婚偶来自哪些人群，他们怎样从一地迁往另一地。”[5]而这些层面的内容，恰恰是新的史学潮流所要关注的。

杰出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汤普森，在他的名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开篇，以饱含感情的笔触写道：“我想把那些穷苦的织袜工、卢德派的剪绒工、‘落伍的’手织工、‘乌托邦式’的手艺人……都从后世的不屑一顾中解救出来。他们的手艺与传统也许已经消失，他们对新出现的工业社会持敌对态度……他们的集体主义理想也许只是空想，他们的造反密谋也许是有勇无谋；然而，是他们生活在那社会剧烈动荡的时代，而不是我们。”[6]

这样的文字，正是以其对于普通人在历史过程中的喜怒哀乐的关切和同情，具备了令人动容的力量。倘若认定了，“历史是过往的政治，政治是当下的历史”，由这种以政治为中心的传统史观出发，当然只有与金戈铁马的战争、纵横捭阖的政治权谋、风起云涌的重大事变联系在一起的伟人英雄的业绩，才是值得重视的。历史事实的重要性，也是和历史学家投射于历史事实之上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的。

因为与特定历史论题相关而产生的、以及由于史学和史家的价值观而具有的重要性，都可以归结为历史事实相对于特定参照系而言所具有的重要性。那么，历史事实还有没有相对超脱特定参照系而自身所具有的、内在的（inherent）重要性呢？

我们可以以新文化史（同时也可以被归入微观史）的两部代表性著作为例，来讨论这个问题。美国史家娜塔莉·戴维斯的《马丁·盖尔的归来》，通过司法档案重构了过往发生在几个小人物身上的戏剧性故事。一方面，戴维斯的叙述能够让当今的读者真切地感受到，生活在16世纪的法国乡村会是什么样的体验；另一方面，如同其他成功的微观史研究总是展示出更为普遍的关怀和更加宏大的研究意图一样，戴维斯也说：“倘若一部微观史写得好的话，它应该是一部有着自身深厚内蕴的研究，但同时也会揭示出与在它之外的其他进程和事件的关联……比如，就马丁·盖尔而论，没有了早期现代法国国家的司法体系和人们对于社会流动性的广泛期望，他的故事就没有了意义。”[7]

这部著作风靡一时，难免让有的人担心，这种着眼于小地方小人物的离奇故事太走红，会不会使得历史学步入日益碎片化的歧途。一位史学家就感慨说，倘若“马丁·盖尔和马丁·路德的名字一样有名，甚至比后者更有名”的话，历史学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8]戴维斯本人针对以上说法的回应则是：“我希望已经发生的改变是，人们在教马丁·路德们的时候，不再会不考虑到或涉及到马丁·盖尔们。”[9]

如若把历史事实的重要性界定为，特定人物和事件对后来人类生活面貌的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影响所及的地域的广狭和时间的长短等等，那么，无疑可以说，马丁·盖尔与马丁·路德完全无法相提并论。当然，对过往历史的理解，既需要了解马丁·路德，也需要了解马丁·盖尔。只是，这中间仍然有着分别，那就是马丁·路德是不可替代的，而马丁·盖尔则是可以替代的。离开了前者，我们无法理解和讲述宗教改革，而如若不是戴维斯发掘了马丁·盖尔，我们完全可以设想通过别的个案，来达成对于特定时段乡村生活方方面面的理解。

这里，我们还可以区分历史的（historical）重要性和史学的（historiographical）重要性。倘若说，马丁·路德比之马丁·盖尔，具有不可比拟的更大的历史的重要性的话，后者却可以因为戴维斯的出色的研究工作，而具有不可忽视的史学的重要性。在历史的重要性方面无足称道者，却可以因为具有史学的重要性，而在历史解释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意大利史家卡罗·金兹堡最富盛名的著作《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宇宙》中，主人公梅诺丘是一个以往名不见经传的乡村磨坊主，置身于宗教改革和反改革余波犹在的时代大背景之中，由阅读和自己的思考而产生了一套被视为异端的世界观，两度受到宗教裁判所的审判，从而留下了丰富的文字史料。

在金兹堡看来，“梅诺丘的案例是由于两个重大事件才成为可能的：印刷术的发明和宗教改革。印刷术使得他能够以他生养于其中的口述传统来与书籍相比照，让他有了能够将内心深处的观念和狂想表达出来的言辞；宗教改革让他有了向教区牧师、村民和审讯者们表达自身情感的勇气……”[10]如何梳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印刷文本和口述传统、由阅读而接受的和由自身思考而产生的因素，在这个具体人物身上的交集情形，就成了金兹堡的研究中最具有挑战性而也最能够彰显其创造性的问题。

这一微观个案的研究，对于改变和丰富我们对过往历史中相关断面和问题的认识，带来了新的视角。金兹堡在别的地方说过：“在人类学中，一篇特定的研究论文的重要性，并不与如此这般的一个部族的重要性相联系，就像是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相反，它是与研究所提出的问题和答案的总的质量相联系的。我在研究磨坊主梅诺丘时就面临这个问题，……我的想法，是要表明研究一个弗留里的磨坊主对于弗留里之外的读者以及潜在的每一个人所具有的意义，因为通过这个例证可以提出更大的问题来。”[11]

的确，马林诺夫斯基所研究的新几内亚和西太平洋上的若干部族，埃文斯-普理查德所研究的非洲努尔人，若不是因为他们出色的研究，恐怕会更少为世人所知。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然而，这些开拓了新的视野和方法的研究的重要性，却和这些部族本身在当今世界的重要性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历史学领域中也可以有类似的情形。生活于清末民初的山西乡绅刘大鹏，即便在生前也几乎没有过任何引人注目的行迹，可就是这么一个底层知识分子、商人、农民、时政观察评论者等多重身份混杂在一起的小人物的各种经历，却给我们理解那一段历史，提供了单纯从大人物大事件中无法得到的诸多视角。[12]特定人群在人类学上的重要性和在当今人类中的重要性[13]，不必是同一回事；在历史上未必重要的人和事，也完全可以具备史学上的重要性。

历史学家要纳入自身的历史解释的，总是在他看来重要的、有意义的历史事实。历史事实并非没有自身内在的重要性，但其重要性也绝非一成不变，而总是随着史学和史家关照的问题的变化、价值观的转换而发生变化和转换的。未必具备历史的重要性的历史事实，却完全可能具备史学上的重要性，从而在历史解释中占据一席之地。

[1]参见约恩·吕森，“我对历史哲学的几点认识”，《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吕森谈到历史解释的选择性时说：“只有符合各自视角的事件才会以叙述的方式进入当下之中。每一段的叙述同时也是一种隐瞒。每一段当下化的事件都掩盖了另外一个事件。对于选择来讲，关键在于哪些内容将要被讲述……”

[2]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1页。

[3] E. H. 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93页。

[4]理查德·艾文思，《捍卫历史》，第171-172页。

[5]转引自伊格尔斯、王晴佳等，《全球史学史》，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83页。

[6] E.P.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11页。

[7]参见帕拉蕾丝·伯克对戴维斯的访谈，见《新史学：自白与对话》，彭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5页。

[8]同上，第75页。

[9]同上，第77页。

[10] Carlo Ginzburg, The Cheeseand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 translated by Johnand Anne Tedeschi, New York, Dorset Press, 1989, p.xxii.

[11]参见帕拉蕾丝·伯克对金兹堡的访谈，见《新史学：自白与对话》，第251页。

[12]沈爱娣，《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赵妍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13]这里的“重要性”不涉及到价值评判，而是指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