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华薇:嗜血现金贷?
现金贷是不是高利贷,是不是会走向嗜血的一面?这取决于监管的认识和规制。
记者 凌华薇
现金贷是不是高利贷,是不是会走向嗜血的一面?
直到今天,高利贷还在接受道德的审判。但高利贷并非法律概念。根据2015年高法对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规定,超过36%部分的利息被认定为无效,借款人可以要求借贷人返还。这是传统体系下,对民间借贷纠纷中借款人的司法救济。
但在有识之士的努力下,“高利贷”没有入刑。为什么?因为利率是资金的市场价格。普惠金融要覆盖传统金融覆盖不到的人群,还要实现商业可持续,唯有靠市场,而价格是市场最基本的机制。因此,利率市场化的方向,不可逆转。
对小微贷款和大额贷款规定一样的利率上限,存在误区。小微贷款与大额贷款最显著的差别,就是小微贷款主要是对利息的绝对额敏感,对利率不敏感。1000元的贷款,按年利率36%,每天利息1元钱,普通人都承受得起;如果是1000万元的贷款,同样年利率,每天的利息1万元,大部分个人承受不起。也因此,讨论小微贷款的利率幻觉,意义有限。按等额本金还是等额本息还款,利率是有一些差别,但差别没有那么大,贷款买过房子的人都知道,这是个自选项。对小微贷款来说,两种还款方式的利率,一个36%,一个42.5%,这种差别几可忽略不计。而且,当下36%的规定,是当年拍脑袋之举,是按当时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匡算,那时小微贷款还没有形成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至于提供现金贷和消费贷,是不是鼓励了年轻人或是低收入人群提前消费、过度消费?鼓励了部分人群寅吃卯粮,改变中国高储蓄率的优良传统,不利于集中资金搞建设的国策?热爱储蓄是中国人民勤劳节俭的美德,但也是因为物质短缺的记忆,对充分的公共服务不留幻想。年轻一代所处时代不一样,没有这样的不安全感。选择消费、提前消费是否理性?年轻人的平均智商并不低于老一代。更何况对个人来说,盲目储蓄未必是最佳选择。消费可以是浪费,但也可以是对自己的投资。对于某个阶段的人群,消费和投资的界限,很难明确划分。为什么消费就比储蓄更不道德?很多情况下,最好的投资就是投资自己,对年轻人来说尤其如此。至于是投资教育,还是择偶,还是用一部Iphone或笔记本电脑打开新世界,都是个体自由,多个选择比没选择好。越横加限制,越不平等。
问题的关键在于,有没有与自由匹配的有效制度,有效隔离骗子和不自律的人。
太阳底下有没有新鲜事?没有。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小微贷都需要综合判断一个人的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来决定给这个人发放多少贷款。小微贷款的额度设定、本息占个人收入的比重、是否多头借贷,这始终是要回答的风控问题。因为信息不对称,且突破这一信息壁垒的成本太高,传统金融体系一直做不了。因此若问小微贷能指望持牌金融机构如商业银行吗?不抱希望,也不必苛责。
太阳底下有没有新鲜事?有, 就是科技。科技决定了风控技术可以有突破性进展,解决上述问题。现在新型小微贷的商业模式之所以成立,核心是来自大数据风控开始朝向解决以上问题的方向不断接近。
互联网首先是用大幅提高了获客效率,而大数据风控无论是数据积累还是风控的算法,一开始都只是噱头,但进展日新月异。这使得运用这一技术的小微贷款行业,已经大大区别于日本流行现金贷的时代,或是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地下民间借贷时代。
目前此类大数据主要集中在几大平台。其中,支付宝和财付通,因为以个人第三方支付账户为基础,或是依赖高流量的社交平台,或是应用于各个场景,均保持了高活跃度,支付宝用户4.5亿,财付通用户月活6 亿,各有特点,互有交叉,与有信用卡帐户的人群部分重合,实际在不断分流银行客户,推出的快速、小额、无抵押、不限用途的贷款服务,吸引了那些原本可能无法从银行贷款的人群。这类人群有稳定的中低收入,但具有高成长性,还没有信用卡或信用卡额度较低。财付通旗下微粒贷迅速做到了3000亿元,但尚未对外开放这一数据平台。支付宝借呗紧随其上,也做到了3000亿元的规模,但和腾讯不同的是,蚂蚁通过芝麻信用,对600家(在原来900家基础上作了清整)小贷公司开放了数据共享和交换的接口。趣店更成为蚂蚁金服从股权合作到引流再到风控全面合作的一个试验品。投资者的估值看重的也是趣店与蚂蚁金服在风控上的全面合作。
由此,大数据的积累额有效性在逐步提升。另一方面,相关平台在数据的获取、数据的完整性、数据脱敏使用方面,还存在各种瑕疵,备受关注,也有待规制。
谈现金贷嗜血,主要是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角度,监管和公共政策部门不可袖手旁观。关键在于两点,第一是不是暴力催收、恶性催收,这需要立法、执法,以法治确定行为边界。第二在于是不是无限制利滚利下去。本息总额是否应设定上限,这并非变相限制利率,而是因为法律缺失。中国缺少个人破产制度,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借款人“走死逃亡”,才能算借款关系终止。这意味着,若发生坏账,利滚利的期限是以人的生命为界的。公司总要撇账,坏账或会打包转卖给催收公司,如过转卖后还继续不断生息,再加上催收手段不作限制,借款人就落入了深渊。
现在有观点认为,小微贷公司的利滚利应该设定上限。本金的2倍、3倍还是5倍,可以研讨。就以36%的年利率为例,1000元的贷款,本息滚到5000元,需要5年3个月;从5000元再滚到50万元,只需15年。因此,限定债务倍数,公司撇账、债权催收,以此为界。一旦发生坏账,借款人就失去从任何平台借款的可能,更不要说从正规金融机构了。对个人来说,什么时候还了封顶的债务,修正了信用记录,还有重新开始的机会。
在个人破产立法的漫长进程前,要求机构承诺设定利滚利的上限,也是对金融消费者的适度保护,这是不是监管者可以考虑的政策指导?
对于机构来说,最可怕的还是信息阻滞,由此造成的多头借贷是此类小微贷款的最大敌人,这在信息不对称的时代无法根除,现在仍然无法杜绝(参见财新网“谁将毁灭现金贷”)。借款人的多头借贷,在多平台腾挪掩盖坏账,也许有一时之效,但实际不可持续,是这个行业最不可控的风险。规定小微贷款的额度,规定一个人借款占其总收入的额度,都在多头借贷不可控面前,难以落实。大数据风控系统在理论上应具备这样的能力。要说做不到,还是因为现在数据还是存在割裂、污染,无法达成有效共享。
无论是对金融消费者利益的保护,还是真正有效的风控,解决方案都落在了完善的个人信贷数据库,平台信息共享上。怎么才能做到真正的数据共享,又保护个人的隐私底线?是相信逐渐走向垄断的互联网企业,还是将希望寄托于成立国家级的个人信贷基础数据库?互联网巨头如何以自己的“不作恶”来赢得外界和政策层的信任?在效率和公正之间应如何权衡? 这些问题需要寻找答案。■
本文为2017年第42期《财新周刊》编辑絮语,有增订。
近期财新有关普惠金融的系列报道包括:
“助贷:新模式还是新马甲”
“谁将毁灭现金贷”
“趣店冲击波(上、下)”
“烫手的现金贷”
“普惠金融实现靠什么” ( 《财新周刊》2017年第41期编辑絮语)
“中国式普惠金融”(《财新周刊》2017年第40期封面报道)
“普惠金融之一: 银监会负责人阐述银行普惠金融事业部愿景”
“普惠金融之二: 小贷公司变形记 竟然不是金融机构?!“
“普惠金融之三: 动产融资难在哪里”
“普惠金融之四: 1500家村镇银行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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