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勒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行为经济学的“造反”与“招安” “叛逆者”塞勒

?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塞勒头像

撰文 | 贾拥民

责编 | 徐可

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有些出人意料。说起来，这其实是一个补漏行动。塞勒作为行为经济学的主要倡导者和践行者，在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nemann）和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于2002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就应该一同获奖的。后来，当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因为行为金融学方面的贡献而获奖时，塞勒还是没份，令人觉得可惜，而且也替他不平。这一次，瑞典皇家科学院终于给这桩学术公案划上了一个句号，尽管显得有点“矫枉过正”——既然要给行为经济学颁奖，那么让同样对行为经济学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恩斯特·费尔（Ernst Fehr），或者科林·凯莫勒（Collin Camerer），甚至乔治·勒文施泰因（George Leowenstein）与泰勒共享殊荣，似乎也未尝不可。

瑞典皇家科学院给出的颁奖理由是，塞勒在个体决策的经济学分析与心理学分析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他将心理学上的现实假设用于对经济决策进行分析，阐明了有限理性、社会偏好以及自我控制缺失等人类特性是如何系统性地影响了个人决定以及市场结果的。他的经验发现和理论洞见推动了行为经济学的迅速发展，“给经济研究和政策的诸多领域都带来了深远影响。”对于塞勒的生平和学术贡献，由于本文篇幅所限，也由于许多人已经给出了很好的介绍，因此在此不再详细讨论（例如，读者可以参阅邹新月和陈玉琳的文章：《理查德·塞勒对行为经济学的贡献——2015年度美国经济学联合会会长学术贡献评介》，载《经济学动态》2015年第1期；以及李华芳、梁捷等人的介绍）。

官方声明很是堂皇，但是却掩盖不了这样一个事实：行为经济学本来就是对主流经济学“造反”的产物，塞勒本人更是一向被视为“学术叛逆”。作为行为经济学的掌门人，塞勒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件事情，固然可以说是行为经济学俨然成为“主流”的标志，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却也可以说是行为经济学被“招安”了。

?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教授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

因此，本文将从行为经济学的“造反”与“招安”这个不怎么“正经”的角度，讨论这样一个问题：行为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和核心假说是什么？有什么问题？与它的被“招安”有什么关系？

行为经济学的三大基本假设

主流经济学是一个相当抽象的演绎体系，它最基本的假设是理性假设和自利假设，即，所有人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但是，在真实世界中，人类行为的是极其复杂的，而且系统性地偏离了传统经济学假设所预测的人类行为。现实中的个人的理性能力往往是有限的，他们经常依靠直觉来解决问题，而且老是会犯错误。同时，人们还会通过合作来实现共赢，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来促进他人的利益。塞勒强调，必须从对真实世界的观察出发，解释这种系统性的偏离出现的原因。

针对主流经济学的理性假设，塞勒在2001年的“行为经济学”一文中强调，人性有“三重有限性”（three bounds of human nature），即，“有限的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有限的意志力”（bounded willpower）和“有限的自利”（bounded selfishness）。这三个有限性，构成了行为经济学的三个基本假设。（有时候，行为经济学家还会将“有限的资源”[bounded resource]列为第四个基本假设，但是主流经济学也强调资源的稀缺性，因此这一点可以暂时不予考虑。）

在这三个行为经济学基本假设当中，又以有限理性假设最为核心。这是因为，第一，有限的自利假设归根到底可以纳入有限理性假设当中：如果人拥有完备理性，那么就可以认识到，那些体现了社会偏好的利他行为、合作行为最终是对自己有利的；第二，有限的意志力假设也可以纳入有限理性假设当中：如果人拥有完备理性，那么也就意味着他的认知能力就高到了足以克服任何情感影响，化解一切自我控制方面的困难的程度。

需要强调的是，如果彻底贯彻有限理性假设，将使行为经济学从根本上不同于主流经济学。

行为经济学缺乏统一模型

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开篇就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说清楚一个幸福的家庭大致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也许不是太难；但是要说清楚所有不幸的家庭到底不幸在哪里，那就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同样的道理，要描述理性行为，在数学上不难实现；但是要将全部有限理性行为——从极端理性的（但仍然不是完备理性的）、到极端不理性的——全都用一个模型描述清楚，现在还看不到这种可能性。

既然有限理性这个核心假设无法在数学上描述清楚，因此行为经济学也就无法提出一个可以统领全部相关文献的系统性的框架，也缺乏一组核心假说（类似于主流经济学中的“需求定律”那样的假说）。事实上，一般的行为经济学著作，在很大程度上至今仍然只是各种各样的反例（或塞勒所说的“错误的行为”）、以及针对各种特定决策情境提出的非常特别的模型的集合。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主流经济学家（包括奥地利经济学家）认为行为经济学研究其实只不过是应用心理学研究而已。

塞勒本人对这种情况应该是非常清楚的。在《错误的行为：行为经济学的诞生》（Misbehaving: The Making of Behavioral Economics）一书中，他认为行为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有三个方向，第一个是在经验层面继续寻找总结系统性地偏离理性假设的人类行为的模式，第二个是建立系统的、统合性的行为经济学理论。第三个是推动行为经济学的应用。塞勒在21世纪以前的工作主要集中在第一个方向上，进入21世纪之后则开始将重点转移到了第三个方向上，但是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第二个方向上的工作。

这有客观原因（因为行为经济学还是一门新兴的、处于迅速发展中的学科），也与塞勒本人的志趣有关。塞勒说自己很懒，只想研究他自己有兴趣的东西。显然，在旁观者而言，“不幸的家庭”的悲欢离合，要比“幸福的家庭”的恩恩爱爱更加有吸引力——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托尔斯泰要展示给读者的，不就是一个不幸家庭吗？塞勒还说，他希望行为经济学更有趣味一些，不想它也像主流经济学那样“沉闷”（dismal）。这可能是他宁愿花更多的时间去研究各种异常现象，而不急于发展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的一个原因。

无论如何，行为经济学至今没有一个系统的框架，它虽然提供了人类行为系统地偏离了理性假说的证据，但是并没有提出一个关于非理性行为的统一假说。这应该是一个事实。这种情况会导致其他一些后果，其中一个后果就是：一些行为经济学家（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塞勒自己）前门树起了反对完备理性的大旗，后门却又把完备理性重新请了进来。这可能正是主流经济学愿意招安（这种）行为经济学的原因。

因为没有办法对有限理性明确地建模，使得行为经济学时刻都必须引用完备理性模型（的预测结果），作为讨论的基准。这就是说，行为经济学家所说的一切非理性行为，都是与所谓的完全理性行为相比较的结果。行为经济学中讨论的所有“偏差”、“效应”，莫不如是。但是，根据有限理性假设，完备理性行为是不存在的，这种比较也就失去了基础。而且，既然这种比较是必需的，也就说明行为经济学目前这种状态的有限理性假设是不彻底的。

行为经济学“只反贪官，不反朝廷”？

以塞勒和卡斯·桑斯坦合著《助推》（Nudge）一书为例。《助推》提倡的“自由家长主义”的目的是，让政府帮助人们成为有远见的计划者，即，政府利用行为经济学知识优化政策设计，引导人们在教育、投资、卫生保健、抵押贷款及环境保护等领域做出最优决策。这种“助推”的倡议不能回避如下责难：根据假设，“被助推者”是非理性的，但是怎么保证同样非理性的“助推者”的助推就一定是可欲的呢？要求实现所谓的最优决策，不就又把完备理性请回来了吗？

更加重要的是，被塞勒等人认定为“短视”、“非理性的”各种快速做出判断的“经验法则”或“启发式”，虽然与理性选择行为有所“偏差”，却可能恰恰正是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已经适应了环境的行为模式的结晶，它们虽然偏离了“助推”所追求的最优决策，但却是有演化效率的。更何况，犯错本身，也是有重要意义的；杜绝犯错可能，也许是危险的。

值得注意的和警惕的是，有限理性假设天然隐含着干预市场的政策含义。如汪丁丁所指出的，如果假设参与市场的人拥有完备理性，那么他们参与市场这个事实本身就证明他们认为市场改善了他们的福利。另一方面，如果持有限理性假设，那么就意味着市场生活不可能是完美的，必须加以干预。这里的关键在于搞清楚不同国家的“原假设”是什么，不然就可能会出现“误置具体性”的谬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原假设”也许是让个人自由选择、自由竞争，那么在个人面临过多选项时，政府的“助推”可能有益。但是在中国，“原假设”却完全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提倡政府的“助推”就得加倍谨慎了。

回过头来说，如果行为经济学的核心假说能够包容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假说，使后者成为行为经济学的一个特例，那当然是最好的结果。但是，行为经济学目前的情况，至少从表面上来看，却似乎与中国的《水浒传》所描述的不无相似之处：虽然贪官遍地，但是皇帝却仍旧是好的；主流经济学反例随手可得，但是它的核心逻辑仍是不可动摇的。

莫非，现在的行为经济学也是“只反贪官，不反朝廷”？如果像宋江那样，真的“只反贪官，不反朝廷”，那么还有被招安的可能；如果像方腊那样，自己称帝，那就只有等着被剿灭了。

不过幸运的是，就塞勒本人来说，他似乎对这次被“招安”的结果并不十分看重。在芝加哥大学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他以叛逆者一贯的反讽口吻说道：“这次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弥补了我两年前未能获得奥斯卡奖的遗憾。他们（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奖）没有设立‘最佳经济学家奖’，实在是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情。”塞勒毕竟是塞勒，没有令人失望。

无论如何，现在可利用的数据越来越丰富，可观察的参数也越来越多，行为经济学未来的一项重要工作，即如塞勒所指出的，建立统合性的行为经济学理论体系（或公理化体系），应该摆上议事日程了。至于日后被“剿灭"还是被“招安”，那却是另外一回事了。

作者为浙江大学经济学博士，师从汪丁丁教授、叶航教授，现为均衡研究所学术顾问，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已出版《国富论》、《超越经济人》、《实验经济学手册》、《神经经济学分析基础》、《入世哲学家》等20余种著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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