灼见丨周天勇：当前最迫切的是真减税降费( 二 ) 眼前最为

阅读新望先生精心主编，高尚全等40余位经济学家撰著的《40年改变中国》，书中回顾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各方面起步、理论讨论、各地方和行业实践，展现和解释了这一伟大历程及其带来的发展奇迹。使从事研究30余年生涯的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最为深刻的感受是，中国近代以来，惟有邓小平20世纪70年代末的那次改革开放，才将中华民族领入了真正迈向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征程。

20世纪70年代末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1978年解放思想、事实求是的改革开放，使当时经济低水平和困难的中国，进入了现代经济增长的轨道。是通过突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思维，农村分田到户、联产承包；突破“租界卖国”思维，沿海设立特区，启动“三来一补”、加工出口、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做生意，扩大创汇；突破“国有经济正统和纯正计划经济”思维，工业允许乡镇企业发展，活力方面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流通方面允许计划外生产、销售和价格随行就市，推动了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一轮经济增长上行。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又遇到国内动荡和国际经济制裁，经济增长速度又下行到了3.9%。1992年突破思维定式，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使我们突破了国内经济社会形势困难和国际经济关系紧张的影响，实现了上台阶式的经济发展。邓小平的应对方略不是将国门重新关闭起来，不是转向计划经济，不是让个体私营经济倾家荡产，而是后悔没有第一批就开放上海，而是突破“姓社姓资”、“计划经济”、“国外资本主义”等争论和思维，实施浦东开放开发战略，确定个体私营经济与公有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且通过了允许外资到中国投资办厂的三部法律；不是受当时国内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们“经济增长要适度，关键是提高经济效率”论证及建议的误导，而是清醒和明确地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国民经济隔几年要上一个台阶的战略导向。中国最大商业金融城市—上海的对外开放，个体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市场和价格机制发挥调节作用，以及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港澳外商兴起到中国投资办厂热潮，推动了90年代又一轮经济增长速度的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