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葆森:伟大企业必备的四个标准( 四 )

1984年前后,我开始陪同河南省相关领导出访国外。自我介绍时,“I am from China”和“我从香港来”,得到的反馈往往是不同的目光。直到90年代,这种因贫穷而产生的自卑感也并未消除。

全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在这40年中的变化,我应该算是一个很有资格的见证者,我见证了全世界对中国开放前后态度的变化,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