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上述两地的所见所闻，令其对生存的感受不同于一般政治家，对战争充满恐怖与厌恶，对和平的渴望至为强烈。

他精神世界的深层饱含对弱者的同情与恻隐，这可能成为其“理想主义”萌芽的情感基础。从政之后，作为德国犹太人的独特经历，又令其在美国外交决策圈中的优势凸显——他对“老欧洲”的记忆，对人性的理解超过一般美国人，对老欧洲的均势政治更是十分谙熟。

基辛格早年深受康德式理想主义思想的浸染，沉迷于康德的哲学著作。即便从政之后，也没有脱离这种思维框架。1973年在联合国大会上，基辛格发言表示“哲学家康德预言人类永久和平最终将到来——要么是人类道德发展的最终产物，要么是物质发展的必然结果。看似乌托邦的永久和平将会成为明天的现实，人类将会认识到除了永久和平之外别无选择”。

将基辛格看作马基雅维利式的现实主义者有失偏颇，至少他的前半生并非如此，甚至到其从政初期，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他又不是单纯的理想主义者，而是秉持理想主义哲学理念，在现实中寻找和平路径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