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或是现实，这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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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看一位作家的普鲁斯特问卷，猜猜这是谁？
问：什么是你最开心的时候？
做能让我忘记自己的事情都很开心，开车、钓鱼、阅读、写作，但最让开心的是当我能消失在一种压倒一切的情境中时——第一次恋爱、孩子出生、上一本小说写完——不用想任何事不用深思，只有光亮，世界对你敞开。
问：你性格上有什么缺点？
我总是忍不住要取悦别人。（但总是适得其反，我猜。）
问：什么事会让你沮丧？
渴望取悦别人， 总是过度自我剖析，还有夸张的羞耻感，这些搅在一块让一切每况愈下。但也是小说的养料，比如我的第一本小说（有媒体称它是“男人羞耻感的纪念碑”），事实上写这本书时乐趣不少。
问：你不喜欢自己外表的哪个部分？
我的一口黄牙，之前一个记者在某篇关于我的文章里很好心地指出来。
问：你有什么坏习惯？
在干活后随处留下像脑子一样的口香糖渣。
问：你最喜欢的气味是？
虾，它们闻起来太棒了！
——摘自《格兰塔》杂志网站
你还记得来自克里斯蒂安桑的克瑙斯高吗？
2016年1月，六卷本自传小说《我的奋斗》第一部《我的奋斗1：父亲的葬礼》中文版首次出版，这篇微信文章也第一次将这位独特的作家带到中文读者眼前
（
他与魔鬼交易，用文学自杀，写了本书，也叫《我的奋斗》
）。
文中介绍作者卡尔·奥韦·克瑙斯高是：
47岁，身高一米九。二婚，有四个孩子。继20世纪后期的村上春树、罗贝托·波拉尼奥、泽巴尔德……等之后，属于21世纪的文学明星。
是不是很帅~已舔屏……
文中提到，大约每十位挪威人就有一位拥有《我的奋斗》。这部长达3600页的作品详述了他个人家庭生活的细微末节，内容的坦率与真诚令人乍舌。它标志了在斯堪地纳维亚和美国的某种文学革命，激起了自波拉尼奥的《2666》之后少有的对翻译文学的评论。2016年秋天《纽约客》书评人詹姆斯·伍德在奥斯陆和卡尔·奥韦·克瑙斯高做了一场对谈。当天听众塞爆了奥斯陆的“文学之家”（Litteraturhuset），晚来无法入场的人只能去隔壁的咖啡馆发呆。
克瑙斯“乐”高
过去三年，克瑙斯高又双叒叕出版了《秋》《冬》《春》《夏》的“四季”系列以及与弗雷德里克·埃克隆德合写的关于2014世界杯的书《主场与客场：书写精彩的比赛》，并在去年获得了两年颁发一次的耶路撒冷文学奖（该奖项历来得主包括博尔赫斯、波伏娃、桑塔格、村上春树等）。
高产、勤奋，名利双收，文学明星，克瑙斯高到底是位什么样的作家？一句话概括，他是一个全世界读者都知道他七大姑八大姨父母好友老婆孩子叫什么名字干了什么事的作家。在这套相当于十个小时纪录片的自传小说中，我们看到他的生活其实是这样的：
我把最后半只龙虾装盘，放下刀，擦掉脑门上的汗。
“弄完了，”我说，“就剩配菜了。”
“人家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吧？”盖尔说。
“什么意思？”
“对作家生活的普遍认知是令人兴奋和称心如意啊，可你把大部时间都花在洗洗涮涮和做饭上了。”
“没错，”我说，“可是你瞧，这多好啊！”
我把柠檬切成四份，摆在龙虾中间，又揪下少许香芹叶子 撒在旁边。
“人们喜欢浪荡的作家，这你知道。你应该去剧院咖啡馆，让成群的年轻女人围着你转。那样才像回事嘛。不是站在这儿愁眉苦脸地对着破水桶...... 顺便说一句，挪威文学最让人扫兴的人非托尔· 乌尔文莫属。他压根就不出门！哈哈哈！”
他的笑声很有感染力，我也大笑起来。
“最要命的是，他自杀了！”他接着说，“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可你得承认易卜生也很扫兴。顺便说一句，这跟他在大礼帽里藏小镜子无关，这个值得尊重，他还在写字台上养活蝎子呢。比昂松不扫兴。汉姆生绝对不扫兴。其实你可以像这样给挪威文学做个分类。我看你的结果不会太好。”
“不好就不好吧，”我说，“起码这儿挺干净的。行了，现在只剩下面包了。”
——摘自《我的奋斗2：恋爱中的男人》p.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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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尔是克瑙斯高的好友，自他从奥斯陆搬到斯德哥尔摩，一路见证克瑙斯高恋爱结婚与生儿育女。“洗洗涮涮和做饭”是对克瑙斯高作家生涯的精准注解。
随着国内最近开放二胎进而全面开放计划生育，女性是否要回归家庭浮出水面巨大话题，社会上对剩女、女博士的嘲讽，对女性的隐形强迫，引发大讨论。
年轻一代已经不甘愿成为生育机器和家庭主妇，在这之中，有女性的挣扎和焦虑被关注，而可能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克瑙斯高，这个年轻时候为了喝啤酒在零下四十度的新年夜走路一小时的男人，听最酷的摇滚，为了当作家长期没有固定收入的人，他所苦恼的与她们没有什么不同。
这一切起因于北欧国家的男女平等精神。男女平等不仅仅是工作权，这部分中国女性在过去几十年中已经得到，也不仅仅是尊重女性的性意愿和开车门拉椅子，北欧的女性平权体现在更公平的薪酬、产假，对单身女性的社会接纳，对男性女性更少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刻板印象。
“在我们所属的阶级与文化中，这意味着扮演相同的角色，以前称之为女人的角色。我已经绑定在这个角色上了，就像奥德修斯绑在桅杆上一样。”
从《我的奋斗》第一部与父亲的关系到第二部看似是与爱人、孩子和家庭的关系 ，实际上则是自我实现的渴望与现实生活的矛盾。吊诡又有趣的是克瑙斯高的焦虑实际上是我们所有人的焦虑，无论哪个国家何种性别，人们最终渴望是自我实现。
第二部中有一段曾经以“派对”为名单独在《纽约客》刊载，这段记录了克瑙斯高的大女儿万妮娅喜欢并崇拜大她一岁的同学斯黛拉，受邀她的生日派对后十分兴奋特意准备了礼物，克瑙斯高给女儿买了一双小金鞋，万妮娅十分喜爱，在派对中几次举起自己的小金鞋让大家看，但没什么人关注到她。万妮娅几次要回家，当克瑙斯高终于带她回家的时候，发现她光着脚，小金鞋被丢到一个花盆里。
这是一种隐喻，从孩童起我们就不由自主地寻求认可，当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的时候，即便喜爱的东西我们也会觉得不再珍惜，那件东西可以是小金鞋也可以是我们的梦想。无论如何描述自己无可救药的自轻自贱，克瑙斯高没有丢掉过自己的小金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