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靖洋：知遇之恩未曾报 | 追思杨沐系列文章之三杨沐先生72岁生日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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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杨沐院长携谭锐（左一）、林辉煌（左二）、黄靖洋（右一）等青年研究人员拜访清华大学公管学院薛澜院长。

奥斯卡最佳动画《Coco》传递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命题，一个人的死亡并不是真正的结束，直到他不再被现世的人记住时，他的灵魂才最终走向终结。在这个意义上，杨沐先生并没有离开我们。因为他的高尚情操不仅被他的同辈所铭记，他的恩情也为我们这群后辈所感怀，而他的精神火种更可能随着他过去的言传身教传递到更多的人心中。杨沐先生，您的理想不灭！

杨沐先生于我有知遇之恩。朋友李江在转发杨沐先生悼文时说，“虽有知遇之恩，未能报之

万

一”。这代表了我们这些受过杨沐老师恩惠的后生们共同的心声。尤其像我这种多靠小聪明混迹、基础不牢、学识浅薄之流，直到如今仍能在学术研究的门槛处徘徊，未至于完全淘汰出局，离不开郑永年先生、莫道明先生、杨沐先生及其他众多师长的错爱与提携。其中，我与杨沐先生在IPP交集的一年多时间，于我有着特别的意义。

我和杨沐先生于2014年的IPP国际学术会议相识，在此之前，我已于很多师友的口中得知不少杨先生的传奇经历。别后数月，杨老师就正式赴任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杨院长初来之时，精神矍铄，走路生风，完全看不出已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令我们这群平时上班已稍显暮气的年轻人自惭形秽。

杨沐院长名义上是我们的领导，又是年长我们几个代际的长辈，但我们与他的交往丝毫都没有隔阂和距离感。可能与他人生经历和个人情愫有关，他在院里

倡

立开明民主管理之氛围。我们和他的交流总是轻松愉快，以至于使人忘却了层级之别。如我这种内有“反骨”之人，就会有一时昏头忘了规矩的时候，自视甚高地对院内管理事务当面妄议，杨沐先生却侧耳倾听，过后也不怪罪。

如果领导者没有宽广的包容之心，机构内一种扁平化的管理机制将无法持续，杨沐院长却能始终如一，令人敬佩。后来，我甚至觉得先生对我们后辈有点过于宠溺和包庇了。直到我看到杨沐先生对自己生命最后三年在IPP这段时光的评价，我和几个暂别IPP的同事聊起，才惊觉可能杨沐老师已把IPP当作自己的家庭，进而把我们这些是他子孙辈的年轻人当成自己的孩子了。得此结论，众人不禁怅然若失。

杨沐院长不以资历和职级论人，对我们这群后辈总是充分信任。他对我们一些微小的工作都不吝于最大的褒奖，也总是抓住任何的机会向外界推荐院里的年轻学人。有时像我这种underdog，时常会有怀疑自己的能力，自感无法再坚持的时候，杨沐先生就会在关键时刻给予及时和恰当的鼓励。承蒙杨沐先生不弃，在院期间，杨沐老师不仅对我个人自身的研究领域非常尊重，允许我花很多在岗时间外出调研，同时，还让我接受了很多我以前都没有想到过挑战，比如参与IPP的电访中心项目、早期新媒体的运营以及《公共政策研究季刊》的创立。如果没有这两年多在IPP能写满两页CV的丰富经历，我概不能有机会获得到知名学系继续深造的机会。

所以，当杨沐先生和我说，即便在外求学也不要忘记和研究院继续联系合作时，我欣然答允。可来港之后，学业和生活压力不少，很多应承之事未能完成。古人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有时我自我解脱：来日方长，待学业精进之时自己的回馈可能才更有价值。却未曾料想，还未报杨沐先生之恩惠一勺半瓢，就与先生阴阳两隔，令人黯然扼腕。

我硕士研究生时期的老师们一谈起杨沐先生，都会不约而同地提到“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我现在的导师是位杰出的美籍华裔学者，她原本并不知道杨沐先生，近年因缘也与杨沐先生见过数面，跟我谈起杨老师来也直呼“了不起”。我觉得，凡是和杨老师有过一定接触的人，都会受到他理想主义情结的感召。

杨沐先生的人生可以说和他生辰那日纠葛在一起。我生于1989年，未能在最青春激荡的年华经历那段光荣的岁月。但幸运的是，我生长和学习于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州，本科后又进入了南国最具自由主义底色的学府，各种耳濡目染下，使我虽未能完全体察先生潜藏和压抑在心底的那颗拳拳之心，但对他长期坚持的事业也心有戚戚。这里稍举一两事。

我记得某一次在办公室和杨沐老师谈起我的工作进度和研究计划，杨老师提起郑永年老师当时几篇对中国政治体制思考的文章，鼓励我作为政治学的学生，在自己本身的研究兴趣之外也要如郑老师一样对一些中国政治的真问题大问题多做思考多写文章。接着他开始畅谈起他对党内民主、人大政协、司法制度等改革议题的看法。他对国家和社会的未来前景语带期许和殷切，谈到动情处，我仿佛真的看到他眼镜背后有光芒射出。他对我循循善诱，而我却不置可否。一来我自知资质平庸，力有不逮，对某些宏大议题也早就兴趣寥寥，二来我觉得老师有些设想在当下的环境里实在有些不切实际，便提出了一些消极的观点和疑惑。没想到，一生历经波折的杨沐先生反过来勉励起我们晚辈要保持乐观，相信只要有智慧，有勇气，坚持价值就能克服阻碍和困难。

那天的长谈使我好像能理解他所说的，他觉得自己在IPP又仿佛回到80年代这句话的意思。我能感受到他觉得现在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于国有益，于民有益。只言片语中透着一种肝脑涂地，不顾一切的决绝。我想，对杨院长来说，他此生的最大遗憾，不是命运的玩笑，而是他不能再燃烧自己，不能再投入到工作中吧。

我在2016年离开IPP时，杨老师的眼睛已经不大灵光，后来又见过几次面，觉得他手开始抖得有点厉害。但在我心目中，他始终还是那个身体健硕硬朗的形象。我自然也没往心里去，往深处想。直到一个多月前，李明波主编突然跟我说，杨院长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了。我毫无准备，错愕许久。

在杨沐先生离世前，我从香港回穗和他见了两次面。每次见面，杨院长顽强的生命力和“蜡炬成灰泪始干”的事业心都给我很大的震撼。第一次是他入院后第三天，当时他从最危险的时候稍微恢复了一些，我们一同前往的朋友和他谈起了养病休息的话题时，他不为所动。而当我们聊起时局和IPP的工作进展时，他的眼里又重现光泽。他还叮嘱李主编一个原定于8月进行的会议待他调理好后再协调开始。当时我们这些已知道先生时日不多的人目睹此场景，无不动容。后来，在杨院长要转移去上海前，我和他见了最后一次面。当时他已极其虚弱，但为了能够顺利转院，他拼尽所有气力离开病榻适应站立和坐下的状态。我跟他汇报了自己论文的进展情况，末了，他握着我的手说，论文好好写，祝您生活和学业一切顺利。我一时语塞，只有默默点头，连声道谢。

杨沐先生72岁生日那天，香港的万千烛光再起。我原以为这是为这位理想主义者的祈福，可终究先生溘然长逝的消息还是很快传来。或许，这些点点烛光是对先生这跌宕又闪耀的一生的最后礼赞吧。

我记得郑永年先生说过，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很容易为生存哲学所累。我们这些初出或待出茅庐的人，为了求生存总不可避免地要生产精致而无用的论文。即便我们终将不能免俗，但我们在写作时若仍能记起杨沐老师“要做有温度的研究，写对中国社会有用的文章”，记起杨沐院长那份为未竟事业油尽灯枯的遗憾，那么杨沐先生的英灵就不会消逝，他的理想光芒也能继续找到传承。

杨沐先生千古！

本文作者：黄靖洋，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博士研究生，曾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编辑：IPP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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