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教授跟小姨子跑了引发的爱情大论战，鲁迅喊“不要停” 在决定跟自己的老师鲁迅交往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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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决定跟自己的老师鲁迅交往的那一刻起，不知道许广平有没有想起，她曾经对另一位女学生与教授相爱行为的“指控”。就在她考上北京女子师范的那一年，也是她跟鲁迅初识的那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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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1月16日，北平的《晨报》上出现了一则耸人听闻的新闻《谭仲逵丧妻得妻，沈厚培有妇无妇》，编辑简单粗暴地刊登了当事人沈厚培致信《晨报》的全文。

沈厚培信中叙述的事情经过大致是:北大教授谭熙鸿(仲逵)在这一年前丧妻，其妻妹陈淑君本来在广州读书，与同在广州求学的沈厚培恋爱，并定下婚约。后来因为广州时局不稳，陈淑君转学来北京，就住进了姐夫谭熙鸿的家里。万万没想到，谭熙鸿竟然横刀夺爱娶了比自己小十多岁的陈淑君。沈厚培气不过，不惜将“家丑”登报，请求舆论界为他主持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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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熙鸿

这个新闻的爆炸点是，谭熙鸿是北京大学的名教授，陈淑君和谭熙鸿死去的妻子陈纬君，又都是汪精卫妻子陈璧君的妹妹。正是因为出身南洋巨富家庭的陈璧君瞧不上平民妹夫谭熙鸿，与谭素来不睦，眼见又一个妹妹居然重蹈覆辙，才背后鼓动支持陈淑君的前男友沈厚培，也才有了沈致信《晨报》的事件。

显然，妹妹并不愿意听姐姐的话。沈厚培的信见报第二天，陈淑君也发表了一篇《谭仲逵与陈淑君结婚之经过》投书《晨报》。她在文章里声称，自己不但没跟沈厚培有过什么婚约，与北大教授谭熙鸿结婚也纯属“个人自由，双方志愿，第三者实无置喙之余地”，同时控诉沈厚培捏造事实，企图破坏他人名誉。

几家都是社会名流，加上矛盾又集中在当时新旧思潮最激烈的家庭婚姻问题上，爆料一出，立马轰动北京城。一时间，各种议论铺天盖地而来，尤其引起北大各位教授的注意，比如其中一位哲学教授张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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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中华民国派遣的25名留学生，杨杏佛(前排左一)，谭熙鸿(前排左二)，张竞生(前排左七)，宋子文(后排左七)。

张竞生跟谭熙鸿是故交，辛亥革命后，两人都是追随孙中山的同僚，后成为留法的同学，回国后又是执教北大的同事。谭熙鸿的妻子陈纬君去世的时候，张竞生还曾与蔡元培、李大钊等人联名发表了一篇纪念谭陈纬君夫人的讣闻。张竞生所熟知的谭熙鸿，与陈纬君结婚6年，伉俪情深，两人生下一男一女，妻子死后，谭熙鸿经不起如此沉重的打击，曾病倒卧床很久。

更重要的是，作为主张“人生哲学，孰有重大过于性学”的“性学博士”，张竞生平日里对爱情婚恋方面的事情素有研究。出于为朋友“仗义执言”之心，也由于其一贯对于婚姻自由的主张，于是他写了篇文章，发表在4月29日的《晨报副刊》上，标题叫做《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公开为陈淑君辩护。

他的观点是，爱情是一种基于生理的、心理的、社会的诸种因素的极繁杂的现象，这种现象所遵循的定则主要有四项:(一)爱情是有条件的;(二)爱情是可比较的;(三)爱情是可变迁的;(四)夫妻为朋友的一种。以这四定则来衡量和判断陈淑君的爱情选择，张竞生认为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他坚定地宣称:“主婚既凭自己，解约安待他人!凭一己的自由，要订婚即订婚，要解约即解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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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竞生

张竞生的爱情四定则，放在现在来看，尚且难免争议，在90年前的民国社会，更是犹如一颗落水炸弹，震惊全国。《晨报副刊》当时的编辑是孙伏园，他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个重大话题，干脆策划了在《晨报副刊》的系列讨论。

于是，令所有当事人都想不到的是，一场原本的“三角丑闻”、一桩清官难断的家务事，由此开始，演变成了一场长达两个月、全国范围的关于婚姻、爱情问题的大讨论。

投书的稿件和信函从全国各地涌来，从谭陈沈三角事件，谈到爱情、婚姻、妇女解放，口诛笔伐的架势丝毫不比现在的水军弱。据统计，从1923年4月至6月，两个月，仅《晨报副刊》就发表了讨论稿件文章24篇，信函11件，加上其他媒体的报道，关于此事见于文字者则有百余篇。

讨论一开始，大部分自然都是反对张竞生的声音，争议最大的就是他提出的前三项原则。

比如一位北大教员冯士造，他虽然赞同恋爱的婚姻是由友谊进步来的，但极力反对张竞生所说的爱情可以有条件、可比较、可变迁的观点，他认为“爱是抽象的、整个的，不能用科学放大来分析，也不能直接地去形容。”还有一位北大人裴锡豫，他认为“因外物而发生的爱情，是对物发生的，不是对人发生的;是有目的的，不是真正的，质言之，是假爱情，是没有爱情。”

甚至有位读者章骏锜更是犀利地反问:“爱情以地位做条件，是不是趋炎附势?以财产为条件，是不是以身体交换金钱?以状貌做条件，是不是以色勾引人，形同拆白党?在公认的道德律未推翻以前，我们对于拿这些条件做基础的爱情，为什么不加制裁，反予提倡?”

一些温和的反对者则认为张竞生的的这些条件也许适用于婚前，但一旦有了婚约或是已经结婚，就不应该再进行选择。就像读者世良在来信中指出的，“只有在虐待、失德、犯罪、酗酒等情况发生时才能改约，这样的爱情变迁才是合情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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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论战中，被人们诟病最重的，除了谭熙鸿死妻再娶，陈淑君疑似见异思迁，还有两人各方面条件的悬殊。谭是教授，陈是学生，地位不匹配，谭33岁，陈21岁，年龄不相当，谭结过婚，还有子女，而陈是初婚，这是伦理的不道德。

另一方，当然也不乏赞同的声音。

就在张竞生的“答复”刊登当天，《晨报副刊》的杂感栏目还刊登了周作人署名荆生的《无条件的爱情》短文，周作人借男子爱上女鬼的故事，在文中讽刺爱情没有条件的论调。

而在《晨报副刊》6月8日刊登的一篇文章中，一名读者马复举了蔡元培的例子--1921年蔡元培的夫人黄仲玉病逝，两年后他就续弦了比自己小24岁的周峻。马复元说，说最近报纸报道的中国有一位教育家，也是刚二婚，也是妻死未久即娶，也是与新妻子年龄差异大，因为他是教育家、青年界的领袖，所以许多青年看了新闻都很失望。对于这样的情形，马复表示非常失望，他痛心疾首地大声疾呼:“所谓男子死妻不再娶，女子丧父不再嫁，这二句话，几千年来，不知害了多少青年呵!到现在已经是恶贯满盈，宣告上十字架的时候了。为什么20世纪的青年，刮刮乱叫的青年，还有这种贞洁观念，真是奇怪，真真是奇怪。”

如果说在反对张竞生的讨论中，发言还算理性，那么相当一部分反对者，则是直接对谭陈事件进行严厉的道德批判，甚至上升到人身攻击的地步。

比如丁勒生，不但指责张竞生多事，打开了窗子说亮话，陷谭陈于尴尬境地，还忠告谭熙鸿:“陈小姐之所以弃沈就谭，只因为你是大学教授罢了，要预防陈小姐故伎重演:防备点儿做朱买臣，唱马前泼水吧，最后提醒女同胞，对于陈女士，应有相当的表示，因她以自己的身体，为地位的交换品，与娼妓以自己的身体，交换金钱，同为侮辱女界人格的事。”

读者子略甚至直言，“谭比沈，我承认谭当然比沈的才能、地位要高一点。因为谭撒屎都要比沈多撒几大桶。”言语十分粗鄙。

爱情、婚姻问题大讨论演变成彼此攻歼的闹剧，以至于讨论的中后期，一些读者认为这场讨论反而佐证了当下的“中国人没有讨论的资格”，且没有别的价值，还不如叫停。

对于这样消极的论调，受过包办婚姻困扰、此前一直选择在这场论战中做积极旁观者的鲁迅，亲自写信给孙伏园，赞同他坚持讨论的立场，建议将讨论继续下去，因为“倘无报章讨论，是一时不容易听到，不容易想到的，如果‘至期截止’杜塞了这些名言的发表地，岂不可惜?”

赞成鲁迅的，还有读者杨剑魂，他认为“爱情这个问题，目下已成最当讨论的的问题，这次既有了谭熙鸿的实例，张竞生的定则，我们趁此机会来讨论明白，免得成为千古疑案。”杨剑魂的信跟鲁迅的一起，被孙伏园登载在了6月16日的《晨报副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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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0月4日摄于上海，前排左起:周建人、许广平、鲁迅;后排左起:孙福熙、林语堂、孙伏园。

纷纷扰扰两个多月后，6月20日和22日《晨报》以张竞生撰写的近两万字的长文《答复‘爱情定则的讨论’》结束了这场笔战，张在文章中回答了读者的质疑，也表示了因为自己的文章引起的，对谭陈二人攻击的抱歉。

他在文中不无感慨地写道:“处在这个不懂爱情的社会，乃想要去向那些先有成见的先生们，讨论一个真正的改善和进化的爱情，使他们明白了解，自然是事属为难。又要将一个被嫌疑的女子作为举例，使他们不生误会曲解，当然是更难之又难了。”

不得不说，这句曾经的感慨，90年后的现在，依然受用。一开始还是平心静气的爱情讨论，发展到后来就变质成，为了反对而反对的人身攻击、无理发泄。讽刺的是，时间过去90年，面对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人们好像还是学不会坐下来好好说话。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不怎么有爱的爱情大讨论里，居然促成了两对姻缘。

第一对就是鲁迅和许广平。鲁迅的态度前文已经说过，令人意想不到的，倒是许广平。

作为同样有着逃避包办婚姻的经历，又是接受现代教育的知识女性，在1923年5月2日的《晨报副刊》中，许广平却以“维心女士”的笔名发表讨论文章，开场即表明了自己“代表旧礼教说话”的立场。她不但认为谭陈的结合，是女子一方难有理智判断的结果，而作为教授的一方也没有为彼此的身份考虑，甚至苛责陈淑君，既然早就认识姐夫谭熙鸿，为什么不在姐姐死前或未离开广东之前就变迁爱情，可见“陈不能算是喜欢自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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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难料。爱情讨论结束3个半月后，1923年10月，鲁迅与许广平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相识，此时，鲁迅是国文教授，而许广平是国文系二年级学生。3年后，鲁迅与许广平相爱，两人同居。

1926年，北高师发生了一场驱逐校长杨荫榆的运动，许广平是学生代表，鲁迅也在背后支持。而杨荫榆之所以遭学生驱逐，有一个原因是，她反对教授和学生发生恋爱关系。

另一对促成的姻缘，则是引发讨论的张竞生，和在《晨报》投过稿的褚松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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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爱情讨论如火如荼进行的5月，褚松雪投稿到《晨报副刊》，在文中讲述自己反对包办婚姻，愤而脱离家庭关系的过往，引起了张竞生的同情和欣赏，因此写信安慰。

两人在通信中一来二去渐渐萌发好感。后来在张竞生的安排下，褚松雪考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1924年秋天，张竞生、褚松雪按照西方礼仪结了婚。

命运就是这么阴差阳错，这一对婚姻的组成，依然是一个教授，和一个学生。

参考:张培忠《爱情定则:现代中国第一次爱情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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