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做夫妻的中美两国，前方会是深渊吗？不再做夫妻的中美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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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做夫妻的中美两国，前方会是深渊吗？。中美两国|国家利益|特朗普---

不再做夫妻的中美两国，前方会是深渊吗？

6月7日，美国商务部公布了对中兴通讯的最新处罚通告，此次将新缴纳10亿美元的罚金，同时在第三方账户存放4亿美金保证金，加上之前的8.92亿罚金，累计罚款总额22.9亿美金（这差不多相当于中兴2017年净利润的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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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制裁几乎使中兴陷入“休克”状态，之前中兴通讯在深圳总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董事长殷一民表示，美国的制裁将直接影响公司8万员工的工作权利，直接损害8万个家庭的利益；

将对公司为全球数百个运营商客户，以及包括数千万美国消费者在内的、数以亿计的终端消费者用户履行长期服务责任带来直接影响；

将对公司全球30万股东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害；将对公司对数以千计的、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合作伙伴和供应商履行责任和义务带来直接伤害。

因遭到美国制裁，中兴通讯在A股和港股上市的股票均紧急停牌，并延期发布一季报。

看到本国企业处于如此被动的境地，岛君不禁感到后怕，但无论如何，过去的都已经过去。当务之急，是知耻而后勇，防范于未然。

中兴案和解之后，我们应该思考什么？

把贸易摩擦置于美国对华战略框架下来考虑

中美贸易战暂时熄火，以谈判解决问题是最好的方法。

不过，在高兴之余，我们也要看到，无论中美之间达成什么样的贸易协定，都无法改变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实质。这个战略转变的最初根源，来自于美国金融危机时，在最严重的关头，中国拯救了美国。如果当时，中国选择了一条落井下石的道路，美国经济和美元霸权可能面临非常严重的挑战。

虽然中国救了美国，但这却是对美国精英的当头棒喝：原来中国可以一巴掌把美国打入更加严重的危机深渊。

如同大梦初醒，美国开始了战略调整。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辩论和战略挑战，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和TPP都是针对中国的，特朗普当选以后，许多人幻想对中国有好处，这是不了解美国战略。笔者当时就在《中国经济导报》上发表文章指出，美国的战略已经发生了变化，特朗普当选可能对中国发起类似贸易战争的摩擦，我们需要把贸易摩擦和贸易协定及其效力放在美国的这个战略框架下来认真考虑和研判。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佩服美国精英事实求是的精神。美国依然是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最强的技术大国，拥有最尖端的机器制造业，美元仍然是世界货币。

美国政府的行为可能受短期竞选周期的影响，但是美国精英和战略家的眼光却相当长远，他们考虑的是10年乃至20年以后的事情。他们感到了中国带来的压力。虽然中国人均GDP不到1万美元，而美国是大约5万多美元，虽然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美国精英和战略家却对美国的相对衰落痛心疾首。

国家依然强大，他们却忧心忡忡，不断反思和调整自己的战略。如果只读班农的文章和发言，你会疑惑：美国是不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美国领导人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可以不顾盟友和其他人的看法，只干那些符合国家利益的事情，以顺应变化了的世界格局。

这种为了国家利益采取实用主义战略在美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

美国精英是有一股子反潮流的精神的，不为“潮流”的虚名所动。全世界都反对，只要符合国家利益，就我行我素。为了国家利益，不屑于博取那些没有实际利益的掌声。

大家看看特朗普的行为，他在告诉我们，虚名同国家利益相比，不过是一地鸡毛。反思过去几十年的对华政策，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必须在未来5-10年之间，制止中国进一步崛起。否则，美国的衰落将是不可避免的。

所谓贸易战争，不过是总体战略的一个基本部分。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中国经济上的崛起被遏制了，那么其他方面的崛起也就被遏制了；如果中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那么中国超越美国的担心，就会变成一场虚惊。

如果有人还怀疑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调整，那就应该去认真研读美国2017年12月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和今年发表的《国防安全战略》。中国已经被美国当成了对手，这是不以我们意志转移的。

另外，还要读懂班农2017年12月在日本的讲话。那篇讲话代表了美国左中右所有政治光谱的共识，那可是在访问中国以后发表的讲话。他自认为，那次访问，让他读懂了中国。

习主席反复强调，“我们要埋头苦干，成功不必在我”，就是反对谋虚名。我们要学习美国这种反潮流的精神，不管什么潮流，不符合国家利益的，就不随其流。

在国际关系中，美国对其他国家是抱有非常深的怀疑的，它从来不会简单地假定其他国家都是对美国友好的。它总是从怀疑开始，再去验证，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国家利益，而不是简单地认为其他国家的某些行为是为了美国利益。

大家回忆一下二战时期罗斯福是如何利用二战的历史契机同盟友英国斗争的，是如何规划了战后的世界格局，从而获取了最大的国家利益。

我读了许多美国历史，也接触了不少美国比较有发言权的人士，他们总是以怀疑的眼光看待世界。然而，正是这种怀疑的眼光，让他们避免了许多陷阱，避免了天真的幻想，避免了把国家的命运赌在别人的善意上面，而是转而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争取自己的国家利益。

国际关系中怀疑一切固然可能遭到许多人的批评，但是，它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好处，就是把国家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需要学习美国这种怀疑一切的精神，这种精神让我们不盲目相信战略对手口中的话，让我们“察其行”，让我们把自己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美国的做法

会不会置中国于中等收入陷阱

我们实在要向美国精英学习。

在国际关系和国际经济关系中要追求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追求我们的经济增长。如果经济上去了，通过运筹帷幄，其他也能上去；如果经济上不去，我们追求的许多东西，可能在快到手的时候从手边滑过去，甚至得到了也会失去。世界上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历史上留下的是数声叹息。

从向美国精英学习的角度，我们要从怀疑一切的角度来看待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转型。

美国希不希望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当然，如果只从美国精英的讲话来判断，答案是否定的，还没有人公开讲希望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但是，如果我们观察他们的行为，答案却是肯定的。

第一，美国不希望我们迅速产业升级。

我们再重复一下，中国的人均GDP不到1万美元，而美国是5万多美元。中国处于中等收入阶段。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迈入高收入阶段？关键是必须提高人均GDP。

如何提高人均GDP？提高总要素生产率。如何提高呢？创新、产业升级，突破我们在全球价值链所处的地位，向上提升。这是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唯一道路。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2025非常重要。某种程度上讲，2025的成功或失败，将是中国跨越或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为此，中国不能再走在贸工技的量的扩张道路，必须在科技上突破，大规模提升总要素生产力。

然而，这次贸易纠纷主要瞄准的就是我们的2025。就美国而言，如果中国人民的勤劳和聪明都运用在低端产业，那是非常好的；如果要运用在高端产业，那就不能允许了。

第二，美国要破解我们行之有效的经济制度优势。

如何实现大规模的创新和2025？要依靠我们的制度优势。

我们的制度优势是什么？有时候中国那些对手的话更具有力量。班农就认为，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即在市场基础上的强力政府作用）是最大的优势。

近几年来，他反复指出，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对美国最大的威胁。他希望美国政府通过种种方式，破解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也是美国那份清单里面的一个主要内容，要改变我们的行之有效的经济制度，改变我们制度上的比较优势。

有时候，观察国内有些精英的观点，感到有些迷惑。有一种看法：特朗普在倒逼中国的改革，这种改革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这种说法，用更白话的表达就是：特朗普是通过贸易威胁，让中国转型到一种更加有效的经济体制，从而能更有效地挑战美国。

特朗普和美国精英其实是拒绝这个“大公无私”的标签的。他们公开承认，你那个国家资本主义对我们威胁太大，必须破解。

两种观点，究竟哪一种更加真实呢？特朗普以极限压力的方式，为了帮助中国超越美国？这种观点，起码缺乏美国精英那种怀疑精神。

其实，中国对美国的优势在那里？不是我们的高科技，不是人民币，不是我们的金融体系，是我们的经济制度。这一点连美国精英都认识到了。

第三，美国要我们超越我们的发展阶段开放金融。

再强调一下，按今天的美元价格计算我们的人均GDP不到1万美元。如果同样按今天的美元计算，美国欧洲甚至日本都是在人均收入达到了4万美元左右，开始金融开放的（美国是1980年开始，日本是1990年开始）。即：在高收入阶段开放金融。

国际上有一种共识，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认为，在中等收入阶段开放金融，最容易导致金融危机。然而，有些观点却认为，这是一个历史性机会。对此，我们将有专门文章讨论。

由此可见，美国是从多方面入手来拆解来自中国的经济挑战。这些战略和战术如果成功了，高概率的可能就是：中国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需不需要重新战略定位？

好了，现在我们回到了问题的实质。在美国已经把中国当成了战略对手的时候，我们需不需要认知这种战略变化，重新调整自己的战略定位，并以此为出发点，来调整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科技战略、地缘政治战略、金融选择和制度选择？

与在商界一样，如果别人把我当成竞争对手，而我却没有明确的认知，那是非常可怕的。

战略定位是最核心的、关乎全局的中心。战略定位上的模糊会导致其他方面的模糊。战略定位是纲，纲举才能目张。

当美国把中国当成主要对手的时候，中美关系的基本特点就已经发生了变化。不管我们承认还是不承认，中美关系已经变成了一种竞争的关系，一种经常有摩擦的关系。我们管理中美关系的方式也应该随之发生变化。

我们要用理性现实主义的方式，来适应已经变化了的世界，已经变化了的中美关系。以发展的眼光和方法来把握世界，把握中美关系，把握中美的经济关系。这就是理性现实主义。

完成了这个定位转型，彼此才能减少误判，才能在斗争中求团结，才能避免有人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才能放下包袱，丢掉幻想。

其实，只要完成了这个理性现实主义的定位转变，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美国的那些要求，就能非常客观地理解，就能一眼看到它的实质。我们也就能清晰地认识到：

即使我们达成了贸易协定，贸易摩擦还是会不断发生，它可能变成中美关系的新常态；就不会希望一次性的彼此大幅度妥协就能解决中美经济关系的问题；我们就可以预期，这种贸易纠纷可能不断地被复制。

我们就会问自己：如果我们今天把所有能打的牌都打完了，将来别人在挑起贸易争端，我们如何出牌？而且，在贸易条约签订以前，我们都要抱怀疑的态度。

这样的定位是非常重要的。有了这样的定位转变，我们就绝对不会把自己的饭碗放在别人手里；我们就不可能把中国的崛起寄托于别人的善意。

饭碗端在别人手中，别人的一个制裁，中国就会民不聊生。国家安全是考虑最坏的情况，而不是考虑最好的情况。这是任何风险管理的基本前提。如果一个投资者总是按最好的情况来下自己的赌注，毫无悬念地，肯定会赔个精光。

中国需不需要反思全球化？

如果我们的战略定位适应美国的战略变化，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必须反思全球化。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而不是加深对美国的依赖。

现在西方的那种全球化理论，把国家利益从模型中拿了出来。

《大国政治的悲剧》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利益竞争关系。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也是这样认为。这也是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原则。

然而，西方的全球化理论却把这给原则抽象了出来。它所讲的全球资源配置、全球价值链的最大化，都是在抽象掉了国家利益的真空实验室里面完成的。

因为，现实生活中，没有国家利益的全球资源配置是不存在的。我们需要把国家利益放到模型中去，还原世界的本来面目。这次贸易摩擦，让我们是感受到了这个全球化模型的弊端。

全球化理论的基点就是比较优势理论。这个比较优势理论现在有一个新的提法：全球价值链的最大化。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最大化现有的国际分工。

这是不符合中国的2025的，也不符合习主席关于“国之重器”的科学论述。2025和“国之重器”就是要改变现有国际分工，突破现有的全球价值链，就是我们要产业升级。

我们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追求全球价值链最大化，其实就是放弃产业升级，就是“贸易优先”，就是“造不如买”，走下去就是中等收入陷阱。美国要我们放弃2025，就是要我们实现全球价值链的最大化，让美国永远控制核心企业。

如果把国家利益从模型中抽象出来，全球化可能会导致中国对美国的巨大依赖。这场贸易摩擦我们已经有了感受，我们要以此为戒。在美国对华战略已经转变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把国家利益放回模型。我们需要减少而不是增加对美国的经济技术依赖。

所以，我们期待，战略定位的调整，让我们将逐步降低对美国的依赖，而不是增加这种依赖。这是战略需要，是国家安全的需要。

在美国精英的计算公式里面，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永远高于经济利益。

总之，为中国的安全计，贸易摩擦的结果应该让中国逐步增加技术和经济上的独立，逐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而不是相反。

特朗普的底气来自那里？

这次特朗普一开始就对中国施加极限压力，这是一种谈判技巧。他对NAFTA和欧洲也是这种战略。不过他同这两个地方的谈判，一年多了，也没有结果。

而中美间的谈判只用了1-2个月。特朗普对中国是开出了极限条件的。在美国和欧洲，对特朗普对中国开出的这些要价是有许多微词的，普遍认为没有可行性，是只有大棒。

问题是，美国对中国的这种态度来自于那里？

美国对中国的研究是非常令人吃惊的。就我个人接触可以归纳成以下几点：

首先，他们自认为已经了解了中国的底牌，认为无论如何，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中国也不会选择和美国一拍两散。

他们认为，中国没有任何正式的表述，可以让他们得出结论：在某些情况下，同美国分手可能是一项现实的选择。他们认为这不是中国的选择，中国寻求同美国经济的结合是无条件的。

其次，他们也非常关心中国对全球化的态度，从而认为中国坚持全球化，必然坚持同美国的经济融合。

第三，他们认为，中国对美国的经济依赖高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他们认为，美国可以没有中国，而中国不能没有美国。

如果说，在以前，“夫妻论”还符合现实，也表达了中国的诚意，但在美国已经把中国当成战略对手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还以“夫妻论”来定义中美关系，无疑会给美国以非常错误的信息。

我们不评价他们的这些看法是否客观，但这些看法支撑了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强硬态度。

而且，美国的“契约精神”实在不怎么样，它可以退出教科文组织，退出气候条约，退出NFTA，退出TPP，退出伊核条约，即使我们签订了贸易条约，谁能保证它将来不会退出？我们不能把中国经济的未来建立在别人善意上面。

为中国计，中国需要有一个对美国说“不”的方案。有了这这个选项，美国可能就不那么有底气了。

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如果对美国的不合理要求说不，中国能不能再赢30年呢？

答案是肯定的。

双轮驱动，财政为主

进口替代，农民升级

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同时，加强财政和货币政策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实施扩张性可持续赤字政策，而央行为扩张性财政政策服务。

1.可持续财政赤字

赤字最持续的用途是投资，赤字是债务，债务是需要用未来的收益来偿还并支付利息的。如果债务不能带来收益，那就需要用其他收益来支持，长期下去债务就是不可持续的。

从债务这个特点来看，为了政府赤字可持续，需要用它来推动GDP的增长，通过它创造的GDP增量所带来的税收增量来偿还。

用于有效投资的赤字是可持续赤字，可以考虑达到GDP的5%～6%。

大家知道欧盟有一个财政赤字3%的警戒线。为什么是3%？其实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就是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博弈的结果。这个3%几乎没有人遵守。

我们简单来看一看欧洲的债务危机。欧洲的债务危机不是政府债务占GDP比例太高，而是南欧那些国家在欧元区里没有主权信用。日本政府债务占GDP比例高达250%，远比南欧那些国家高，却没有债务危机。

为什么？因为有主权信用，央行承担了“最后购买者”的角色。南欧那些国家却没有，央行无法大规模地购买财政债券。结果就是财政赤字和债务基本仰赖金融市场，导致国家财政政策被金融市场绑架，无法推行有力的财政政策。

这个教训是非常深刻的，中国是没有这个风险的。在国家实现小康目标、实现两个100年战略过程中，央行要服务于这些战略目标的实现。如果国家选择扩张性可持续的赤字政策，央行就要服务于它。

总之，只要央行像美联储、日本银行、英格兰银行一样为政府债务服务，中国就不会有主权债务危机。假如中国要实施扩张性可持续赤字政策，要争取让央行、国内企业和个人成为持有主体。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在我们冲刺两个100年目标的时候，是中国非常强大的财政能力发挥重要作用的时候。

2.央行服务于国家战略。

如果选用这个方式，央行需要在未来30年中服务于国家战略，包括可持续的赤字战略。通过以下两点：（1）维持低利率，降低赤字成本；（2）购买政府债券。

同时，这也是央行转变货币发行方式的历史机遇。我国在1994年实施了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央行采用投放基础货币的方式来购买商业银行的外汇结余。流入的美元成了推动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原始因素。

这个问题的另一面，就是美元流出，央行必须抽回基础货币。产生的问题是：在经济过热时，本来应当适当收缩，但是，如果国际投机者赌中国泡沫和货币，大量热钱流入中国，央行必须为此投放大量的基础货币；

相反，经济放慢，当央行需要投放基础货币的时候，热钱流出，央行反而需要抽回基础货币。可持续财政赤字会大量增加政府债券。

按上面的假定，10年以后，政府债务余额将达到83万亿元人民币，GDP总量达到135万亿元人民币。到2045年，政府债务余额将达到448万亿元人民币，GDP总量为561万亿元人民币。央行可以在今后几年告别美元，转而通过买卖中国政府债券投放和回收基础货币。把基础货币的发行权拿回来。

此外，这也是扩大中国金融产业，让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一个稳健方法。

10年以后83万亿政府债券，可以形成一个庞大的低风险投资类别，给许多投资者，特别是退休职工，提供低风险的长期投资，可以降低中国资本市场和投资者的总体风险。

而且这种方法还利于国家稳定。30年以后，如果投资者持有448万亿元人民币的国家债务，许多是长期债务，谁不希望国家稳定、政府稳定、国家统一？

还有一点，这是经济货币化的一个可持续的路径，它可以大规模做大金融市场。容量一大，抵御国际金融资本冲击的能力也就大了。

这种方法需要央行做最后信用提供者，需要大量挤压和抑制金融泡沫，使社会总债务占GDP的比重处于一个可以管控的水平。这是把债务用于实体经济，推动生产、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实现两个100年战略目标切实可行的低风险路径。

3.进口替代

中国一方面要在低端产业捍卫就业，一方面要创新和产业升级，大力推动2025。在完成2025以后，继续推出其他的战略产业。

我国2016年进口工业制品总额为11773万亿美元，相当于进口总额的74.2%，GDP的10%左右。我们是朝超级强国方向奔的，在这方面必须迅速升级。我们可以把进口额度排个序，选择那些进口额度大的产业和技术，政府支持企业攻关，提供资金、税收、采购和国际市场等方面的支持，迅速突破，形成规模，替代进口，推动出口。

假定：（1）我们在10年之中，能以GDP1%的速度降低这个净额，10年后工业制品进出口净额为零；

（2）美国制造业的乘数效应为2.48（即，买1元的制造业最终产品，可拉动其他产业创造2.48倍的GDP），我们就用这个乘数，那么10年之中，进口替代对GDP的贡献，每年是2.48个百分点，可以持续10年；即便把这个目标减半，对GDP的拉动也是每年1.24%，可以持续20年。

在实现工业制品进出口净额平衡以后，还可以推动我国成为工业制品的出口净额大国，那又可以是10年或20年的增长。总之，中国要大力推动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千万不能搞“后工业化”。

十年甚至二十年卧薪尝胆，什么都上去了。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成绩，但是在科技和产业上是走了弯路的。现在我们认识到了。

4.农民升级

我国在农村生活的人口大约有6亿。2014年农村人均消费是11228元，城市消费是23079元。在未来30年我们可以考虑农民的全面升级，实行3/3制：

（1）让3亿农民工和他们的子女在城镇落户，成为工作所在地的居民，享有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待遇；

（2）再把3亿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

（3）对留在农村的3亿人口，在全面脱贫的基础上，深化改革，全面提升农村经济水平，提升农民生活的方式和档次。

比如把通向自然村的路修得更好一些，基础设施更好一点，文化设施搞得更好一点，花大力气改善乡村的居住和消费环境，极大缩短农村同城市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时间差，缩小城市和农村的差距。

农民可以在网上开店，也可以有共享经济。这不仅可以推动农村经济增长，推动农村土地和物业的价值，还能吸引更多的城市人口到乡下度周末，变成常态。

要实现这个3/3制，我们现有的基础设施可能很快就会变成瓶颈，我们需要非常多的基础设施，更多的路，非常多的桥梁，需要3%的可持续财政赤字。农民升级，同消除贫困一样，可以彻底改变中国的经济面貌，带来更加公平的发展，同时为经济发展注入绵绵不绝的动力。

中国经济完全可以

再有30年高于7%很多的增长阶段

可持续赤字投资、产业升级、农民升级，不仅能大幅推动GDP总量增长，还可以极大提高社会总要素生产力，改善经济结构，提升经济质量，大幅推动人均收入的提高。

这个战略，在未来30年可以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新的动力，推动中国迈入高收入社会。在未来10年，它的推动效益可以达到2016年GDP的60%左右。

改革+经济的通常增长+上面三项新变量=持续的高增长。

远离金融自由化，我们也会有高增长，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实体经济的高增长。

中国经济完全可以再有30年的高于7%很多的增长阶段，实现两个100年目标，成为最为强大的经济体、最为强盛的国家。

这个世界很不太平，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存在低概率的地缘政治风险。而世界性过剩，又给了我们绝好的历史机遇。

我们要同时间赛跑，要同可能的地缘政治风险赛跑，在被人逼迫走进拳击场以前，抓紧练内功，让GDP很快再登上一个大台阶，一旦不可预期的地缘政治风险来临，我们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技术能力、产业能力，捍卫自己。

在目前的国际格局下，需要用地缘政治的紧迫感来发展经济。早一天GDP世界第一，我们就可能有更加壮实的肌肉阻止任何地缘政治风险的上升，即使来了，也更有把握。

总之，即使对美国的不合理要求说不，中国也能有30年的高增长。

首批战略配售基金已上线，个人投资者也有机会成为中国新经济巨头股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