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根生被卖任正非想自杀，没经过至暗时刻，算不上企业家说到民营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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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民营企业家，大家能想出几个来?

20世纪60年代，鲁冠球作为最早的一批民营企业家，率先开起了农机厂，从一个铁匠铺掌柜做到资产百亿的企业老总。随后，禹作敏、年广久、马胜利、步鑫生、叶文贵等人也开始陆续办厂。

在那个饥寒交迫、物质匮乏且战争错乱的年代，这一代人在穷到鞋子都没得穿的情况下将实业做了起来，带动了民营经济的发展。

如今再回看这群老企业家，大多已经销声匿迹，有的光景不再，有的被拘捕入狱，有的悄然转行，还有的早已离开人世。

新希望集团创始人刘永好曾感慨:“大家都说，我们的企业太老了，我的年龄也太大了，我今年67岁了。我们的企业创建36个年头了，是中国民营企业比较早的了。今天我还能够站在这里，非常高兴。因为跟我一块儿走过来的一些企业家、一些朋友，有的病了，有的倒下了，有的企业没了。现在看看在一起开会的企业家，原来的已经不多了。”

改革开放前后，这群人经历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高考恢复、邓小平南方讲话等转变，在国企盛行的时期，他们一路走下来艰难坎坷。

史玉柱曾在自传中写道:“民营企业，你要想活的话，你得低着头，夹着尾巴做人。都说下岗工人苦，我觉得我们比下岗工人更苦，下岗工人还能得到同情，我们得不到同情。”

比起现在的企业家，这群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人经历了太多苦难，“华为的前几年是在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起步的”任正非说道。

作者:二毛

来源:创业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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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经过风吹雨打，算不上企业家

没有一条路是平坦的，对这些企业家而言，风吹雨打早已成为他们人生必将经历的磨难。

牛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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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根生出生不到1个月就被生父卖了，后来被养父养育。

文革期间，养父养母被拉去批斗，并被责令扫马路。由于母亲病重，扫不了马路，牛根生8、9岁的时候就开始替母亲扫街，后来怕同学们看见取笑，他每天凌晨四点钟就起来扫大街。

14岁的时候，牛根生的养母去世;不满20岁，养父也相继离开。那时候，牛根生挨过饿，受过冻，遭过打。后来，在伊利集团从刷奶工做到分管经营的副总裁再到创立蒙牛。回想这段经历，他总是百感交集。

曹德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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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大王曹德旺曾说:“几十年来，我每天工作16个小时，没有休息日。每天早上四五点钟起来，晚上十二点睡觉，连生病都没时间。20多年来，我都是昏天黑地过日子，没有看过一次电影，没有休过一次周末。为什么要扎根在这么苦的制造业?因为这是我的责任，我的‘苦’没有白费，我们证明了‘中国制造’一样可以成为世界一流产品、国际知名品牌。”

他是真正的农民企业家，艰苦的创业经历造就了他朴实的企业家精神。为了谋生，他种过白木耳，当过水库工地炊事员、修理员、知青连农技员，还倒过果树苗。奋斗到30岁，一切可能的生意曹德旺都做过。

早年的这些苦难，让曹德旺过早地体会到了人世间的冷暖，“我是从最底层上来的，这是我一生最大的财富。我最困难时，一天才赚2分钱。我结婚那天，才第一次穿上鞋，袜子还是我哥的。一包七分钱的香烟都买不起。”

任正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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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称任正非是中国第一大民营企业的掌门人，这不是玩笑话，经过31年的艰苦奋斗，他将华为从一个没有技术、没有产品、没有背景，当二道贩子的小公司发展成为如今全球信息与通信技术行业的领导者和世界500前百强企业，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企业发展史上的奇迹。

但得来的一切，却极为不容易。

1944年10月25日，任正非出生于贵州省镇宁县一个教师家庭，在7个孩子里排行老大。家中生活异常困苦，他常常饿得天旋地转，最大的心愿就是吃上一个白面馒头。他先后经历了战争、贫困、政治运动。

“我家当时是2-3人合用一条被盖，而且破旧的被单下面铺的全是稻草。”任正非回忆道。生活艰苦还可以忍受，但他先后经历了“饥荒”“文革”“重庆武斗”“粉碎四人帮运动”，父亲被造反派打倒，母亲忍受屈辱放下粉笔和煤球为伍，一家人过得惶恐不安。

创办华为后，他被爱将背叛、国内市场被港湾“抢食”、国外市场遭遇思科诉讼、母亲去世、核心骨干流失，难过的时候任正非一度想过自杀。生活的艰辛及心灵上的磨难，也成就了任正非日后隐忍坚定的性格。他曾感慨:“我能真正理解活下去这句话的含义!”

陶华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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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月，陶华碧(原名陶春梅)出生于贵州省湄潭县一个偏僻的山村。由于家里贫穷，陶华碧从小到大没读过一天书，早早担负起了家庭重担。她举过八磅锤，背过黄泥巴，背100斤才赚3角钱，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吃苦耐劳累不死人，只要肯吃苦，没得办不成的事。”

刘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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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岁之前,刘永好没有穿过一双像样的鞋子,没有一件新衣服。为了让孩子过年的时候能够吃上一点肉，他和三个哥哥被逼上了创业之路。

曾经，刘永好为了买到饲料原料，大过年的在厂门口等了好几天，除夕当天晚上饿得没钱吃饭。“现在吃肉成家常便饭,大家可能体会不到那时生活的艰辛。”刘永好说，他今天能拥有这些财富，可以说是回锅肉“逼”出来的。

鲁冠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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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出生的鲁冠球，是中国第一批民营企业家。他创造了很多个“第一”。

第一家万向节产品出口海外的中国企业，第一家国内上市的乡镇企业，第一家收购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的中国乡镇企业，第一家成为美国三大汽车公司零部件供应商的中国企业……

但老人家也经历了很多艰辛，15岁就被迫辍学当打铁学徒，后来因为人员精简而被辞退。回乡后，他开起了米面加工厂，当时，做生意不但可耻，而且非法。鲁冠球不敢明着办厂，只在私下默默运营，但依然多次被发现，反复被处理。

反反复复，斗斗争争中，年轻的鲁冠球打倒了又来，又倒了还来，6年中鲁冠球的加工厂换了7个地方，但最后还是被政府查封了。

直到赶上国家开放政策，每个人民公社可以开办一家农机厂，鲁冠球这才有了施展的机会。

他说过的流传最广的一句话便是，“只要你尽心、尽责、尽力去做一件事情，当别人一周工作5天，而你365天都不休息，别人在过年初一，而你还在接着干，那么你一定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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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代民营企业家的坚守

反看现在急躁的创业环境，老一代民营企业家的创业精神显得尤为可贵。

1.不达到目的誓不罢休

创业初期，海尔从德国利勃海尔引进了一条冰箱生产线，张瑞敏带领团队到德国利勃海尔参加培训，当时培训的企业共有三家，分别来自青岛、杭州和武汉。另外两家企业的人到了德国后，觉得技术学习很简单，认为没有必要进行十几天的培训，于是便到处游玩。张瑞敏和团队的人，每天学习到凌晨一两点，周六日也不休息，拉着德国的老师问问题，一定要把知识吃透。德国人看到后不禁赞叹:青岛来的中国人和其他人不一样。

许多年后，当年去参加培训的两家公司，一家已经消失了，一家则被海尔兼并了。这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要做就要做到最好的精神，今天依然在海尔身上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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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鲁冠球就有了造车梦。成立电动汽车项目组、研发关键零部件，最后研发出了第一辆电动轿车、电动公交车，但因为没法拿到国内汽车生产资质，电动车只能以示范运营的方式上路。

但鲁冠球依然是咬定目标不放松。

他开始走向国际，将美国最大的新能源电池制造商A123公司收归旗下;之后，更击败李泽楷财团，以1.49亿美元收购美国电动车巨头菲斯科，站上全球电动汽车产业的最前沿。

2013年10月，历经10多年的争取，万向终于拿到电动汽车生产“牌照”，鲁冠球的梦想被现实照亮。而此时，他在电动汽车上已经投入了50亿元。

至今，鲁冠球的汽车梦依然还未真正盛开。但他依然毫不灰心，丧气，更从未想要放弃:“我不造汽车，我儿子也要造。儿子成功不了，我孙子继续。”

2.要做中国的诚信企业

所有做大做强的企业都离不开这两个字，“诚信”。

在海尔的企业文化内刊上，刊有一幅黑白照片，那是一名海尔员工在挥大锤砸冰箱。照片记录的就是我们熟知的“海尔砸冰箱”事件，时间为1985年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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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源于用户的一封来信，信中反映工厂生产的电冰箱有质量问题。张瑞敏突击检查了仓库，发现库存中不合格的冰箱还有76台。对于这76台冰箱怎么处理，当时负责处理的干部提出了两种意见:

一是作为福利，处理给本厂有贡献的员工;二是作为“公关武器”，处理给经常来厂检查工作的工商局、电力局、自来水公司的人，让他们能够在关键时刻为企业提供一些便利。

可张瑞敏却作出了一个有悖常理的决定:开一个现场会，把76台冰箱全部砸掉。

张瑞敏当时要求所有的工人都来参观，然后要求谁做的这个冰箱，谁亲手把它砸了。许多老工人都流泪了，因为那时候，工厂都开不出工资了。张瑞敏到那个工厂时，开始的几个月，都是到农村生产大队去借钱，借到第四个月份，生产大队说什么也不肯再借了。

尽管上级主管部门意见很大，但张瑞敏执意要砸冰箱，并抡起大锤亲手砸了第一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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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通过行动告诉员工:我们提倡什么，我们反对什么!

当时，张瑞敏讲道，“如果便宜处理给你们，就等于告诉大家可以生产这种带缺陷的冰箱，今天是76台，明天就可以是760台，7600台……”

“凡是带‘干’字的辣椒酱都要打假，我们一年四季都在打假。”陶华碧说道。

为了打造中国第一的辣椒酱，陶华碧对产品层层把控。

2001年，有一家给老干妈供货的玻璃制品厂，给老干妈公司提供了800件(每件32瓶)玻璃瓶。老干妈公司装上辣辣酱刚铺货到经销商处，就有客户反映:“有的瓶子封口不严，有往外漏油现象。”

没有不透风的墙，一直盯住老干妈的对手企业们，以此为契机攻击“老干妈”的产品质量问题。作为老干妈最高决策者的陶华碧，第一时间知道这件事情后，要求老干妈相关部门迅速查处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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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老干妈的管理人员向陶华碧建议说:“可能只是个别瓶子封口不严，把这批货追回重新封口就行了，不然损失就太大了，这可是800件货呀!”

陶华碧当即否定了这部分管理人员的意见，坚决地说:“不行!这事关公司的信誉!马上派人到各地追回这批货，全部当众销毁，一瓶也不能漏掉!损失再大，也没有在市场上失信的损失大!”

在陶华碧的督战下，老干妈召回所有问题产品，虽然使老干妈公司损失巨大，却让消费者看到了“老干妈”信守质量的决心，坏事变成了好事。

3.坚持只做一件事情

经过31年的发展，华为是迄今为止全球最为成功的电信设备厂商之一，至少从规模上看是如此。

说到华为成功的秘诀，任正非说了其中一个因素:坚持只做一件事情，31年来坚定不移的只对准通信领域这个“城墙口”冲锋。

陶华碧对此也深信不疑，她多次在公开采访时提及，“有多大本事做多大的事。”

至今，老干妈不曾涉足其它行业，一直保持着谨慎清醒的态度。在陶华碧看来:“我做本行，不跨行，就实实在在把它做好做大、做专做精。钱再来得快，也不能贪多。”

许多公司垮下去，不是因为机会少，而是因为机会太多、选择太多。太多伪装成机会的陷阱，使许多公司步入误区而不能自拔。只有那些特别冷静的战略制定者，才不会被冲动和狂热牵着走。

在专注这件事情上，史玉柱深有体会。还没创业之前，就提前了一年时间准备软件，聚焦在产品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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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下来之后，史玉柱才开始招人，从开始的两个人到后来的四个人。到了后面做广告，他又用了半个月的时间聚焦在广告文案上。

“在创业初期的时候，一个人，一个时间点只能干一件事，不能干两件事，干一件事，就是聚焦聚焦再聚焦。”史玉柱说道。

20世纪60年代至今，这批民营企业家坚守这几点，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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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的下半场

回顾过去，很多企业家逐渐消失，属于他们的巅峰时期已经不在。

“五年前中国著名的民营企业家，现在名声好的已经不超过5%了。还剩5%也好不了，只是他比别人晚坏上五年。对这种现实，我们不必去改变，因为我们根本改变不了。”史玉柱谈道。

数十年来，民企遭受了莫大的非议，做实业的如履薄冰，为什么民企想做大这么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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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与当地政府政商关系恶化，李经纬被判刑，健力宝被卖

1.处理政商关系大多要靠企业一把手

冯仑曾总结了30年民企的三种死法，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政商摩擦。政商关系的问题是企业死亡率第一的原因。湖畔大学研究企业死亡率第一位的也是政商关系。

中国的商业环境中存在着两种资本形态的企业，一种是国有资本，一个是民营企业，甚至还被称为非公企业，这种称呼无意间也加剧了两者的分化。在前不久《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强榜单中，中国上榜公司有115家，80%的中国入榜企业是地方国企或央企。民营企业的发展任重而道远。

在很多领域，民营企业即使做得再好，也只能扮演跑龙套的角色。而民营企业家亦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辞职下海，弃官经商的梅永红讲过他在地方政府工作期间，看到很多官员对企业家吹胡子瞪眼睛，那种高高在上的气势令人心寒。

亲、清的政商关系定调，给民企松绑，让民企看到更多希望，但也需要企业家更有智慧地维护和经营。尤其是一些在地方的大型民企，早期有公有资本参股，后来被充分授权，发展壮大至今，这其中的权力平衡并非一般人可以驾驭。

2.中国民企大多处于野蛮生长阶段，内部管理跟不上

除了华为、万科、联想、新东方等少数大型民企外，中国有超过2000多万个中小企业，这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撑力量。在发展过程中，捉襟见肘、跌跌撞撞、死扛硬挺、野蛮生长，在奔跑中调整姿势，这是中小企业的真实写照。

中小企业在初创前期，几乎一切的导向就是生存、活下来。在这种背景下，建立合理而完善的人才梯队管理制度是极大的奢侈品。很多民企的一把手也扮演了精神领袖的角色，大权紧紧地握在自己手里，亲力亲为。这更容易导致一家企业以创始人为大，严重依赖单独的某一个人。这也加剧了一家企业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