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刑人员离监探亲：走在外面总觉得惶惶不安全监共几千多名服刑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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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开始：

漫长囚禁的“中场休息”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玄增星

5月10日，四川省崇州监狱的服刑人员陈家安吃过早饭，没有像往常一样排在队列中走向劳动车间，而是留在了监舍。

这一天是陈家安离监探亲开始的日子。接下来的5天，他将暂时告别漫长的监禁生活，回到家庭和社会。

这已经是崇州监狱今年第三次开展离监探亲工作，往年通常只有一次。在这之前的大背景是，春节期间全国共有311所监狱批准999名服刑人员离监探亲，全国范围内如此大规模的离监探亲活动，在司法行政系统还是第一次。

脚步声越来越近，陈家安迅速起身，双手紧贴裤缝。

“走吧。”监狱民警说。

8年来，他第一次跨过监狱门口那道粗重的红色警戒线，向远处的滚滚车流走近。

第一天：陌生的回家路

陈家安是在一间会议室见到父亲和两个妹妹的。

他们没有拥抱，也没有哭。以往大多数隔着玻璃的亲情会见，双方总是哭的时间多，说话时间少。这一次，坐在一旁的父亲也没怎么说话，只是不停地从纸袋里拿出新买的衣服，想让儿子穿上。那天崇州突然开始下雨，天气阴冷，陈家安只穿着短袖的囚服。

过久的期待在这一刻相顾无言。今年元旦获批离监探亲的崇州监狱服刑人员杨严记得，见到家人时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母亲只是轻轻拍着他的手，“先不说，先不说”。

陈家安向监狱作出一连串的保证，包括每天早晚在固定时间给监狱打电话“报告活动情况”，并跟父亲一起在监督责任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之后，他才把新衣服的标签扯掉，从头到脚换上。他看上去高高瘦瘦，如果纸袋里装的囚服和番号牌不被发现，他看起来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

1994年颁布实施的“监狱法”规定，监狱可以根据情况准许离监探亲。按规定，离监探亲的服刑人员不需要民警押送，也无需穿囚服戴手铐，依靠自觉主动返监。为了降低脱逃等再犯罪的风险，监狱将前期的筛查工作织得像蜘蛛网一样细密。

在司法部2001年发布的《罪犯离监探亲和特许离监探亲规定》中，要求服刑人员必须同时具备执行有期徒刑二分之一以上、宽管级处遇、服刑期间一贯表现良好、探亲对象常住地在监狱所在的省(区、市)行政区域范围内等4个条件。在此基础上，监狱还要多次、多层级研究评议，并在近年加入了心理评估，预判可能产生的风险。

全监共几千多名服刑人员，陈家安是获准离监探亲仅有的两人之一，也是2018年崇州监狱参与离监探亲的第三十一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服刑期间表现良好，在离监探亲这一天，他们急切地脱掉囚服，暂时放下过往，只想当一回儿子、丈夫、父亲。

并不是所有离监探亲的服刑人员都有机会再次扮演这些平凡的角色。王国涛的父亲在他服刑期间去世，他甚至没能见到最后一面，回家尽孝的方式只能是在坟前长跪不起。

回家的路是陌生的。有人在监狱里关了近10年，经常把2015年说成2005年。早些年家人需要坐长途大巴来接服刑人员，如今大部分都有了自己的车，土路也修成了高速路。回家两个多小时的车程，陈家安始终挺着腰杆，双眼盯着窗外。入狱那年他19岁，喜欢穿皮鞋，觉得像个大人。8年后，他脚上穿着崭新的白色运动鞋，妹妹说，现在的年轻人都爱穿这种鞋。杨严没有再回到以前跟母亲和姐姐租住的房间，这几年母亲在外地打工，自己攒钱买了一套有电梯的公寓。王国涛的儿子长高了。邱迪的父亲坐在轮椅上被推出来，矮小了许多。

对他们而言，许多记忆都很难跟眼前的景象重合。陈家安看到10年前在地震中被震垮的房屋，如今修葺一新。他的认知就像那些垮塌的房屋一样，需要被一点点重建。

第二天：被遗忘的罪恶

总有些地方是熟悉的。这些年来，陈家安的父亲把家里重新装修了一遍，添置了不少家具，儿子的房间始终没动。回家第一天晚上，陈家安几乎没怎么睡，他已经不习惯在黑暗中入睡了。

他想到晚上父亲拉着他的手说：“你现在是个好人了。”又想到白天他走出监区时，狱内公示栏上印着监区服刑人员犯罪致死人数，他入狱时，曾让这个数字上升了一位。

陈家安的父亲至今不知道他的犯罪经过，只知道9年前一个冬天，原本在家务农的他跟同村一个绰号叫建娃的朋友走了，说要出去赚钱。陈家安小学肄业，修过路、挖过矿，但干的时间都不长。那次去都江堰，建娃说他的“大哥”彬娃碰上了点“麻烦”，就一起去“帮忙”。出发的时候3人各自在兜里装了一把小刀，当时他身边的年轻人中许多都有这个习惯，也是一种“时尚”。

陈家安已经记不清打过谁、被谁打过，只记得那是一条幽深的巷子，天已经黑了，没有路灯，两旁是居民楼，隐约有做饭的香味。出事之后，陈家安在“彬娃”的安排下去了彭州，“当时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是几天后在茶馆被捕时才知道有人在那场打斗中失去了生命，指认现场时，地上有一大滩血迹，那时才感觉到害怕。根据法院的判决书，行凶的是“彬娃”，而陈家安也参与了打斗，被判13年。他被带走时，桌上的茶还冒着热气。

那次“帮忙”持续时间不过十几分钟，他的人生却从此被改变了。

王国涛也曾让狱内公示栏上的数字上升一位。起因同样十分琐碎，一次跟朋友喝酒，觉得邻桌的声音太大，两桌人就借着酒劲打了起来，酒瓶哐啷碎了一地。

在失去自由之前，家似乎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地方，跟家人的分离往往比被捕时来得更早。出事时王国涛的父亲还健在，但他不敢回家，在外躲了好几个月。邱迪在一次冲突中砸了对方的老虎机，并拿走了里面的钱，被判抢劫罪。他曾经在外潜逃7年，甚至躲到了西藏，几年没跟家人见面，手机号换了好几个，出门会戴上一副没有度数的眼镜。同样犯抢劫罪的杨严生活在单亲家庭，在大街上见到父亲他会装作没看见。陈家安离开家不久就换了手机号，因为“不想让父亲找到他”。

但在这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家成了唯一的主题。监狱民警会不定期对离监探亲的服刑人员进行“视频点名”，他们必须和家人同时出现在屏幕上。

家也是唯一能忘记他们罪恶的地方，没有人主动提起那段往事。直到探亲结束，陈家安的父亲也没有向儿子问起当晚的经过。杨严每次说起自己的愧疚，母亲总会把话题岔开。张新然的哥哥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王国涛入狱的时候儿子还小，这些年他总是告诉儿子自己在监狱上班。

身体的记忆会不合时宜地提醒他们自己还是个服刑人员。尽管前一天熬了夜，陈家安早上还是不到6点就醒了。他习惯性地开始打扫家里的卫生，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像在监狱整理内务一样，直到母亲夺下他手里的扫帚。在家短短几天，她只想让儿子好好休息。陈家安几年前患上了口腔溃疡，严重的时候疼得吃不下饭，体重比8年前轻了很多。

这几天，陈家安在大多数时候是个普通人，甚至带有更多的善意。服务员端菜上桌他会说“谢谢”，遇到窄窄的路口要请别人先走。只是总有一些场合需要他的真实身份。县城的医生问：“怎么拖了这么久才来检查？”他说：“在里面待了几年。”

“里面”和“外面”似乎是某种获得普遍默认的暗号，对应的动词是“进去”和“出来”。

“出来了吗？”他的情况比较严重，医生希望能进行长期治疗。

“还要进去。”

第三天：十年巨变

陈家安回家的第三天是5月12日。这一天，整个中国都在纪念同一件事：汶川地震10周年。亲历者只是一小部分人，而陈家安就是其中之一。10年前，他的爷爷奶奶在地震中丧生，旧居如今已经只剩下一段残垣。

那时他刚刚出去打工。家在汶川县雁门乡的高山上，只有悬崖边的几亩梯田，早年只能种些玉米和番茄。地震那年，从国外引进的车厘子树刚刚栽下，需要好几年才能长成，家里生计困难，打工是唯一的出路。

地震发生的时候，他还没“进去”。可是灾难的降临不分内外，大地在同一时间开始摇晃，四川省内多所监狱跟不远处的居民楼一起裂缝、垮塌，服刑人员们和普通人一样，冲出房屋的时候来不及带上任何东西。事实上，他们除了家人的照片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私人物品。被关押在阿坝监狱的杨朝华当时因杀妻刚刚入监一个星期，地震的时候正在监舍学习行为规范。他右手有残疾，原本对活着并不抱什么指望，但那一刻的第一反应还是：跑。

一栋楼里几百名服刑人员从各个楼层往下跑，跑过平时需要听从指令才能越过的监舍、过道、大楼的一道道铁门，一直跑到空地上。远处依山而建的围墙正在垮塌，但没有人继续往前跑，那块空地是最安全的地方，事后很多人说，那一刻他们唯一想争取的自由就是活下去。

幸运的是，四川省内靠近震中的几所监狱都没有出现人员伤亡。几小时后，所有服刑人员已经在空地集合，民警和特警都已到位，床铺和被褥也被搬下来，整齐地摆放在棚子底下。那块空地就是他们的监舍，点名依然每隔一小时进行，睡觉、起床都有口哨作为提醒。对服刑人员来说，阳光和空气既是自由，也是束缚。灾难为他们重新建立了一座牢笼。

在当时，“牢笼”不只是存在于监狱里。由于地震，灾区的许多道路无法通车，通讯也已经中断，许多还在外地的民警也要赶回监狱，在路上穿过漆黑的隧道，睡过拥挤却安静的集装箱。回家的路陈家安整整走了两天两夜。

对监狱来说，这座天然的牢笼并不可靠。几天之后，受灾最严重的阿坝监狱开始了对服刑人员的“千里大转移”，把服刑人员分批次转移到其他监狱。杨朝华是最后几批被转移的服刑人员之一，他记得天不亮就被带上一辆大巴车，跟邻座的服刑人员戴同一副手铐。两侧车窗都被报纸遮挡，他不知道自己将被带往何处。从茂县到崇州的直行路面已经无法通行，只能绕路，平时几个小时的车程走了整整一天。为了确保押解途中的绝对安全，服刑人员被规定中途不能下车，车上有一个移动马桶，为了不上厕所，很多人一天都没有喝水进食。直到将近凌晨，车子才驶进崇州监狱的大门。

陈家安的跋涉也终于到了终点。到家时，爷爷奶奶已经遇难，他和家人在废墟中挖出了遗体。两位老人年事已高，按照羌族的风俗，他们在去世之前就准备好了一对木棺。被发现时，遗体和木棺一起被压在碎石之下。

那一年，四川省监狱管理局特地开展了一次震后离监探亲活动。有人的孩子在地震中丧生，也有人的父母成了终生残疾。汶川博物馆里常年播放着地震一瞬间地动山摇的视频资料，陈家安的妹妹看了几秒就捂着嘴跑开，他在后面默默递上纸巾。如今走在汶川街上，他几乎找不到一点往日的影子。经历过地震和入狱的双重灾难，他对家乡的陌生感是成倍的。

正是从那年开始，四川监狱的离监探亲工作开始制度化、常态化开展，并且走在了全国绝大多数监狱的前头。2017年，司法部提出“治本安全观”，鼓励监狱通过各种手段激励服刑人员改造，各地再次大规模试点离监探亲活动。10年来，每年崇州监狱都会在春节安排服刑人员离监探亲。而从今年开始，频率和人数都大大提升了。

地震也间接促使四川监狱加快了“从山区到城市、从田间井下到车间教室”的转移速度。震后，崇州监狱已经从距离城区几十公里的山上全部转移到了城区西郊，监区与居民区仅一墙之隔，几百米外就是喧闹的菜市。以前监舍的通铺也改成了上下床，监区内有了电视、书架和心理咨询室，以及规范化的小学课堂。

陈家安和杨朝华就是在监狱内获得小学毕业证。杨朝华今年刚刚符合离监探亲的全部条件，原本也申请了离监探亲，可是因为剩余刑期还有4年多，风险较高而未能获准。

“盼了这么久，还是没盼到。”他所在的车间正在加工月饼礼盒，这让他更加失落，因为上一次跟家人一起吃月饼已经是10年前的事了。

“当前离监探亲工作开展的主要阻力是容错纠错机制还不够成熟，监狱民警需要承担的风险和压力很大。”崇州监狱民警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这也是很多监狱多年来没有开展这个工作的原因，怕‘惹麻烦’。”四川监狱系统却一直在坚持，12年来批准了4387名罪犯离监探亲，全部安全按期返监。

地震之后，陈家安曾经“非常听话”，在家里老老实实种地，“哪也不敢去”。可一年多以后，真正的牢笼还是来了。

第四天：与家和解

今年的母亲节是5月13日，陈家安在入狱前从来没为母亲庆祝过这个节日。这天他决定，自己去地里采摘车厘子，让父母在家休息。车厘子树早已长得老高，并成为了汶川县的主要经济作物之一，也是家里的重要收入来源。每年车厘子成熟的四五月份是最忙碌的时候，陈家安觉得这是他目前唯一能帮家里做的事情了。

家庭带给他的并非像这短短几天一样，只有温暖。父亲从小对他很严厉，印象中从未表扬过他，也从未有过像样的沟通。邱迪的父亲因为他逃学，曾经把他捆起来送回学校。

杨严的父亲曾经在打他时把衣架都拍断了，下岗之后经常喝酒，有时会“发酒疯”。他和姐姐从来都是匆匆把饭吃完，避免跟酒后的父亲说话，“他都说一些很无聊的话题，比如让我们以后去当工人”。他入狱之后，父亲曾经写信给他，责备他不听话，还把自己曾经得过的“先进工人”荣誉证书复印给他看。杨严当场撕得粉碎，跟母亲说不要让父亲继续写信了，“那么多年都没管过我，现在倒要管了”。

这次回家，严厉的父亲们都老了。杨严的父亲还住在离婚前一家人住的房子里，他和姐姐的房间一直没动过，曾经玩过的沙袋和双截棍已经积了厚厚的一层灰。这次回家，他特地把自己在监狱里获得的所有荣誉证书都带在身上，摆了满满一桌子。父亲仔细端详了半天，只是不停地说“好”。他下岗之后做了厨师，做好一桌饭菜总喜欢问孩子们“好不好吃”，也曾想听到一声“好”，但孩子们总是显得很不耐烦。破碎的一家人坐在一起，能聊的话题跟以前一样少，父亲最终说带他们出去散步，绕着新修的公园走了两个小时。

邱迪已经听不懂轮椅上中风的父亲说的话，只能靠猜。张新然的母亲在得肺癌之后还坚持去监狱看过他，走路都需要别人搀扶。他记得母亲以前是个很讲究的女性，喜欢浅色的旗袍，现在却终日卧床，头发全白了。而王国涛永远见不到父亲了。在监狱里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他在没人的监舍跪着哭了一个多小时，面前摆了几根香烟，权当祭奠。他曾经梦到过父亲带着笑容说“终于回来了”，却又突然消失在眼前。

对服刑人员来说，“父亲”这个身份很难有机会做得更好。王国涛的儿子不爱说话，跟他打电话的时候总是“问一句答一句，有时干脆不应”。他把原本夹在驾驶证里的儿子照片放到囚服的衣兜里，时常想起从前开车的时候，儿子喜欢钻在他握着方向盘的臂弯里。作为父亲，如今他只能从一张张照片中感受儿子的成长。这次回去，他特地带儿子去当地的五星级酒店吃自助餐、泡温泉、看电影，儿子只喜欢看喜剧片，生活给的悲伤已经够多了。

张新然的女儿不愿意让父亲拉自己的手。开家长会时，女儿每次都跟老师说“爸爸出差了”，她已经“快编不下去了”。

邱迪曾经有做父亲的机会。当时他尚未入狱，女朋友已经怀孕5个月了，最后还是做了引产。“我知道自己总有一天要被抓，害怕孩子没有父亲”。

杨严很讨厌别人说自己像父亲。尽管他们都有些急躁、固执，还都当过兵。他唯一一次记得来自父亲的关怀是送自己入伍的路上，父亲说了什么已经不记得，只记得自己一路都不停点头，希望对话赶紧终止。相比关心，他更能记得父亲的过错。

这么多年，他始终没叫过父亲。探亲结束之前，在母亲的劝说下，他勉强叫了一声，心想“叫就叫吧”。他说自己出狱后有时间的话还会去看望父亲，但“很可能没时间”。

第五天：“自在”与自由

陈家安离监探亲已经到了最后一天。监狱规定在下午4点半之前必须返监，否则以“脱逃”论处。这一次，他跟家人的告别并不忧伤，甚至有些轻快。他申请了假释，如果获准，他就随时能跟家人重聚。

回监那一刻，陈家安觉得释然。关押太久，他一定程度上已经跟社会脱节，走在外面总觉得惶惶不安。大多数人入狱的时候还没有智能手机和微信朋友圈，也没有打车软件。王国涛打车送儿子上学，下车前还在掏钱包，妻子悄悄跟他说“已经在手机上付过了”，他觉得很不好意思。回到监狱的那一刻，是囚禁生活的重新开始，却也让他们获得了另一种自由，不用奋力追赶时代的自由。

很多服刑人员已经习惯了监狱规律的生活。监狱里每个人都是一串编号，任何行动也都有缜密的轨迹。陈家安能流畅地背诵整本《服刑人员行为规范手册》，即便回到家里，有人问起他的编号，他依然会不自觉地把右手抚上左胸，那是他的番号牌所在的位置。回到监狱之后，他说：“出去不自在，回来才自在。”

监狱的生活也让他们重新有机会从另一个角度了解世界。探亲期间，邱迪特地去书店买了本《货币战争》，他在监狱曾经看过这个系列的其他分册，很感兴趣。入狱后，他突然发现以前自己过得浑浑噩噩，“金融危机来了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几年他自学了素描，经常临摹其他服刑人员的家人照片，画完就送给对方，却从没画过自己的家人，“觉得拿不出手”。陈家安喜欢打篮球，高瘦的他是前锋。杨严每天劳动结束后都要在监区前的篮球场跑步1小时，读书笔记做了十几本，衣兜里总是装着一支笔，他说“想活的面积更宽广一点”。

通常用不了太久，参与过离监探亲的服刑人员就能彻底跟家人团聚，最长的剩余刑期也只要1年左右，最短的只有几个月，他们没有太多“自在”的时间了。服刑人员之间有独特的打招呼方式，生人见面先问一句：“你还有多久？”现在的杨严会不好意思地回答：“还有3个月。”他觉得自己刑期将满对别人是一种伤害。他发现，通常关系好的服刑人员刑期都差不多，这样更容易获得心理平衡。

陈家安有时会想象自己出去以后的日子。母亲已经亲手绣了几双小鞋子，放在他的衣柜里，男款女款都有，那是给他未来的孩子准备的，尽管他还是单身。在他老家，结婚生子依然是一种成熟的标志。陈家安的妹妹和男朋友一直没有结婚，准备等他出狱再办。原本妹妹想把自己的好朋友介绍给他，还给他带过照片，他欣喜地夹在几十张家人的照片里，时常翻看。只是对方没等到他出狱就嫁人了。他不打算在本村找，因为“名声已经不好了”。杨严的母亲跟他聊起这些，他说，“现在不是我挑人家的时候”，“还是事业为先”。

陈家安原来想过出狱后放羊，因为“赚钱快”。现在只想先踏踏实实帮家里种车厘子。杨严喜欢旅游，出去后想先痛痛快快玩几天，“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做了两年老病残监区的监护员，现在的邱迪觉得“生死有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不在乎长短，在乎质量。”他显得坦然。

几年前，杨严的姐姐帮他把QQ账号昵称改成了“倒计时”，签名就是他剩余的刑期，每年改一次。进入最后1年后，签名变成了每个月改一次。现在停留在“3个月”。他自己在心里把这个单位变成了“天”，每天早上默默地减去一位数字。数字越变越小，他却不敢再想了。因为“越想时间过得越慢”。

第五天半夜，陈家安迷迷糊糊醒了过来，睁眼的时候以为自己还在家里。他想起真正的夜晚是黑色的，想着那片黑夜，他突然觉得安心，很快又沉沉睡去。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服刑人员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