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副秘书长、公安局长先后坠楼身亡！告诉你真实的公务员生活 01江西上饶市广丰区区委宣传部官网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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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上饶市广丰区区委宣传部官网5月25日发布消息称，2018年5月24日22点40分左右，广丰区市民中心大楼有人坠楼身亡。经现场勘察和法医检验确认，死者郑金车，男，系上饶市广丰区政府副区长、公安局长。目前，坠楼原因正在调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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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丰区人民政府官网显示，郑金车，男，汉族，1965年3月出生，江西上饶人，大学学历，1982年11月参加工作，198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上饶市广丰区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区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督察长。他曾先后担任过上饶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副支队长、二大队大队长，万年县政府副县长、公安局局长，上饶县政府副县长、公安局局长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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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仅在三天前，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王晓明坠楼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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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千龙网消息，2018年5月21日12时许，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王晓明参加完一个工作会议后坠楼身亡。经公安机关现场勘查和调查走访，已排除刑事嫌疑。据其家属反映和相关医院诊断记录显示，王晓明长期患有抑郁症。目前，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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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话是这么描述基层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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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部分地区基层公务员最真实的生活处境就是，用低微的工资维护清廉形象，用副科的梦想牵住你向往的神经，你在房贷的生活压力和维稳的工作压力中，无暇过多思想，你挣扎在对体面生活的向往中，更挣扎于理想与现实的脆弱裂谷中!

在一些人的想象中，公务员的工作状态多是“喝喝茶、看看报、聊聊天”，而基层公务员无非“中午一顿酒，下午犯迷糊，晚上接着喝，早上还未醒。”但现实情况真的如此吗？

近期，《瞭望》新闻周刊采访人员走访了广东、江苏、湖南、云南、宁夏、辽宁等地的近百位公务员发现，不同地区、不同层级的公务员工作负荷相差巨大。少数地方确实存在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甚至脱岗早退现象，但对大多数公务员，特别是广大基层公务员而言，“白加黑”、“五加二”才是真实的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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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受访公务员表示，在一些舆论场中，仅仅因为少数公务员“不作为”行为被放大，大多数勤劳务实的公务员不得不“背黑锅”，导致公务员群体无论是“哭穷”还是“哭累”，都被贴上了“贪得无厌、不知满足”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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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忙、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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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单位情况不同，不能说没有看报纸喝茶的，但是绝对有很多很忙、很忙、很忙的。”谈到工作状态，宁夏一副处级干部李翔连用了三个“很忙”来形容。

李翔告诉本刊采访人员，他上班节奏很快，一般都按半小时划分工作任务，如果规定时间内没有完成计划，就要加班了。“最忙时，整整一年的周末没休息过。有时连续一个月每晚10点以后才能回家，最夸张的一次三天没合眼。”

昆明某基层办事处正科级公务员王文凯说，基层单位加班很频繁：周末开会、临时安排工作、出现大雨雪等极端天气都要值守。他算了一下，自己有1/2的周末无法正常休息，1/3的晚上有工作安排，加班时间超过2小时的占1/4。

《瞭望》新闻周刊采访人员在基层采访了解到，公务员的工作强度在不同部门之间差别较大。政府办、县委办、组织部等需要统筹全局的部门工作量大、强度高。这些部门的公务员加班加点，忙得没有了个人生活的也不在少数。

粤东某市一名副处级干部告诉采访人员，在市委办工作时，他每天要处理上百份批件、材料，有时候拆装文件、材料的信封都要一小时。陪领导出席各种活动、调研，多的时候一晚上要赶四五个“场子”，见其他地方的领导或者企业家。

“干这个工作，手机24小时开机，一天到晚铃声响不停，最高峰时一天要接超过200个电话。即使每通电话只讲1分钟，也需要3个小时”，他说。采访人员注意到，他用的是一个老旧的诺基亚非智能手机，随身携带两块电池。

在调研中采访人员看到，越到基层和窗口单位，公务员的工作负荷越大、繁复程度越高。一个“操作层面”的公务员要做多少事，外界了解得并不多。比如，拆迁这个“天下第一难事”，一些地方都“承包”到了区县以下公务员个人身上，于是八小时之外的晚间家访做工作就成了“家常便饭”，很多人家要上门十几回甚至几十回。

再如，创建卫生城市、文明城市，如今大小城市都搞“网格化管理”、“干部下一线”，基层公务员清早戴着红袖章上街在路口维护交通秩序，高峰期过后又要挽起袖子进社区打扫卫生。还有逢年过节前去困难户、五保户家送温暖、做服务，整治违章建筑，拆除乱搭乱建、清理小摊小贩，特殊时期“特护维稳”……

“我们干的就是‘重点工作强度高、维稳工作难度高、经受考验风险高’的‘三高行业’”，多位受访基层公务员深有感触地说。

与庞杂的工作量相对的，是基层机构的“多合一”。特别是在乡镇一级，基层公务员多是“万能手”。曾在乡镇挂职的李莉告诉采访人员，乡镇工作量大、责任重、经常加班，“考核很多，计生、安全生产、财政、农村合作医疗，很多都是‘一票否决’，完不成任务就没钱发。”

镇江市委一位处长说：“我这个处现在是‘一人处’，处里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事都是我做，同时还兼任其他两个工作。每天‘脚不点地’从早干到晚也忙不完。”

采访人员了解到，类似的“一人处”在基层普遍存在，成为很多基层单位最头疼的事。南京江宁一位基层干部说，现在行政村合并，更加造成基层人手紧张，“我们也想像以前那样到群众中去，但现在管的地方太大了，日常的事务性工作都忙不过来，实在是有心无力。”

“文山会海”何时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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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订了5份报纸，但我几乎没看过。”南京市级机关一正科级科员小陈告诉采访人员，他每年要写100多篇领导讲话、调研报告等材料，平均三天写一篇，到了年底几乎天天加班，“有时累得跟狗一样。”

《瞭望》新闻周刊采访人员见到王志强时，他已经连续两周没在凌晨两点之前睡过觉了。“每逢重大基层活动，就要不停地写材料、看材料，下乡督查，组织会议、准备会议材料等。今年，从正月初六开始一直是这个节奏。”王志强是宁夏固原市隆德县委一名副科级公务员，身在组织部这个“从来没闲过”的部门，他基本上也一直处于这种状态。

近日，采访人员夜探湖南一大城市城区政府办公楼，发现很多办公室都亮着灯，其中一些单位甚至处于全员加班状态。“今天估计要搞到晚上11点以后”，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公务员说，他们要准备大量的会议资料、安排会议程序、准备会务和文稿讲话稿。

随着中央进一步简政放权、贯彻落实“八项规定”、反“四风”，各地“文山会海”现象大幅下降，受到基层公务员的一致肯定。“接待工作少了、文字要求特别是数字要求降低了，会议时间短了、搞活动办会也不需要很多程序和‘细致’服务了。”李翔说，但是还需要继续精简，现在会还是太多，其中的很多根本没有必要。

采访人员在平时的采访中也发现，如今虽然会议短了，但是似乎数量减少得并不明显。例如，在采访人员联系政府部门采访时，采访对象通常要么正在开会，要么是在去开会的路上。“整个2月份基本上领导光忙着开会了，很多会还是处长们去‘替开’，领导什么都不干光开会都开不过来。”李翔说。

“我的工作有一半都是形式主义带来的。”宁夏固原市隆德县委机关公务员小李向采访人员吐槽，他的工作就是每天收发各种文件、布置会场，给领导写讲话稿。很多时候觉得自己工作没有意义。比如自治区要发个文件，市上、县上都要层层转发，到下面了就是说清一个事情、弄了一堆材料。

“现在都在反‘四风’，反对形式主义，但是到了基层，形式主义还要继续反。”他说。

“被诅咒岗位”与“被眷顾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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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另外一些公务员，“累得跟狗一样”的繁忙状态，他们绝对无法想象。

一位南方某地级市烟草局公务员告诉本刊采访人员，自己的工作非常惬意，“刚入职半年，月均收入就有八九千元”，还经常“莫名其妙地就放几天假”。

“在体制内‘混’了十多年，我们现在都是老油条了。”湖南某县级工商局公务员张涛表示，自己所在部门上班真的很清闲，“每天九点多去，先看一下报纸，如果领导有事交代的话那就去办一下，很快就搞定了。”

在采访中，受访公务员坦言，在“吃财政饭”的人当中，忙闲不均是现实情况。以前是“一壶茶，一包烟，聊八卦，侃大山，一张报纸就半天”；现在则是“上上网，聊聊天，玩游戏，看大片，读微信，扯闲篇”。

在公务员们看来，这个庞大的群体中既有“钱少活多压力大”的“上帝诅咒岗位”，也有成天无所事事、优哉游哉的“上帝眷顾岗位”。相比之下，非业务部门比业务部门轻松，二线比一线轻松，上级比下级轻松。

而现行的公务员工资构成，并不能体现对“忙”与“闲”的激励与惩戒。这一点，从本刊采访人员拿到的几张不同地区公务员工资单中就能看出。

小王，苏州某政府部门科员，工作7年。职务工资380元，级别工资408元，职岗津贴245元，此外是地区工作补贴、综合补贴、医补、差旅费、煤贴、误餐、通讯费、交通补贴等，实发2909元。

老吴，辽宁省凌源市委宣传部科员，参加工作29年。职务工资380元、级别工资709元，此外是工作性津贴、生活性津贴、艰苦边远山区补贴、取暖费等，实发2701.4元。

小江，广州市直某部门副主任科员。职务工资410元，级别工资488元，再加上地区工作补贴、工作性津贴、月平均年终奖金、生活性补贴、通讯补贴，实发5400元上下。

据了解，目前公务员工资主要由职务、职级工资和津补贴组成。职务工资根据不同行政级别划定，职级工资由学历、工作年限确定，这两部分相对固定，全国标准统一，且自2006年以来7年未曾调整。津补贴部分较为灵活，可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地方财政水平确定。

相同职级不论忙闲或贡献大小，“裸体工资”基本一致，工作量与工资不挂钩，造成了“干得好的人拿不到高工资，干好干坏一个样，财政花大量的钱给所有人发平均工资。”

苏州某局一位处长认为，公务员内部“忙的忙死、闲的闲死”对队伍建设极为不利。“不同单位间、同一单位内都有这个问题。有些人比较能干，就要干两个甚至三个人的活；有的人能力一般，就干一个甚至半个人的活。最夸张的，个别部门甚至是‘一人干活，其他人看着’。”

“问题是，多干活的人也并不能得到更多机会，甚至得不到认同。一旦出现了工作差错，还可能成为被责难的对象，陷入‘不干不错，多干多错’的畸形怪圈”。他说，“日子一长，多干活的也逐渐开始混日子，这是一种恶性循环。”

“基层减负”与“加强监督”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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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中，绝大多数基层公务员对“减负”的呼声非常强烈。

一些乡镇、街道公务员说，他们的工作“责、权、利”极不对等。比如，工商登记前置的环境影响评估、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盖章、无房无工作证明等技术难度很大的工作，都要他们去做；在网格化社会管理格局下，基层公务员身上担负着多如牛毛的“第一责任人”，很多事做不了也做不好。他们呼吁各职能部门不要将责任全部压到基层，让他们痛感“工资对不起自己那份付出”。

大多数公务员都认为，简政放权是必行之路，应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事务性工作，简化各种手续、会议和文件。这样既能纾解公务员的工作压力，腾出手来做其他政府该做、该管的事情，也能给群众、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提高整个社会的运转效率。

一些公务员建议，在岗位设置上应该“因地制宜”，不能“因人设岗”。相对忙碌的部门，人员配置应该加强；相对悠闲的部门，则应将人员分流出去，整合到需要人手的部门。

与此同时，加强监督也是惩治慵懒、激励先进的有力手段。去年7月，广州市纪委在市委礼堂大厅以活动公告板的形式，公开曝光了通过网络监控抓取的市属机关工作人员上班时间登录与工作无关的网站看视频、玩游戏、看股市等“庸懒散奢”行为。

监控结果显示：在一周的工作时间内，广州市科技和信息化局的一台电脑玩“QQ超市”长达22.35小时，平均每天4.5小时；广州市金融办、城管委、科技和信息化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各有多台电脑观看网络视频10小时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国资委、发改委看股票行情各6至9小时……不仅广州，在武汉等地，纪委也曾查处类似“庸懒散奢”行为，给闲者、庸者曝曝光。

受访专家表示，实际上，各行各业都有“闲岗”和“忙人”，公众对公务员群体的质疑更多的是一种期盼。全国政协委员高抒说，公务员是人民公仆，但少数部门的公务员“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甚至吃拿卡要、以权谋私，影响了公务员群体的形象。“现在，上有中央禁令，下有群众监督，公务员群体应以更加开放的心态与百姓互动沟通，以更好的服务赢得公众的理解和信任。”（注：文中公务员均为化名）

公务员“焦虑症”三大肇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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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瞭望》新闻周刊采访人员采访中，一些公务员对目前的工作状态存在不满，缺乏职业认可感和成就感，部分人存在“混日子”、“得过且过”的心态。采访人员发现，多数公务员确实很累，但这种“累”并不仅仅源于繁重的工作，精神压力是更重要原因。目前，焦虑情绪普遍存在于公务员群体中，“工作不好做、领导不认可、群众不理解”是最突出的三大原因。

工作不好做。采访人员在南京市政务服务中心看到，来办理各项手续的企业、个人络绎不绝，这里平均每天要办结100多件事项。一位窗口服务人员坦言压力大：“我们是窗口部门，有时候来办事的人过于着急或者办得不顺利，都会向我们发泄不满，有时还会投诉。我和同事都感觉，累倒是其次，就是压力让人有点焦虑。”

“上面的政策经常会与基层情况‘打架’，有时候解决村里的一个矛盾，简直要‘扒一层皮’。”基层公务员李莉表示，基层工作太难做，怎么在工作中找到幸福感？

对于目前的工作状态，公务员普遍表示“忙一点可以接受”，但同时认为“忙”应该更有价值。一些公务员告诉采访人员，很多工作其实并非“分内之事”。江苏某地级市一位公务员举例说：“去年要争创全国文明城市，我们作为配套部门，要出各种文件，准备各种材料，占用大量精力和人力，完全没有精力管其他事情。这种情况一年要来两次，真让人崩溃。”

江苏某县宣传部一位公务员直言：“现在感觉忙得要死，但真正做了什么呢？回头一看，都是些事务性的琐事。要说宣传，很多时候都是被动应付，除非被抓了‘负面’，才会积极一点。但这种‘灭火’工作很少有成就感。”

领导不认可。“苦干、实干靠政绩的，不如有靠山、背景搞关系的”，“有作为、魄力棱角的，不如平庸圆滑老好的”，“累死了诚实肯干当牛做马的，提拔了虚报浮夸指鹿为马的”……公务员群体里流传的此类段子可谓不少。

在现实中，工作的被动状态令一些公务员心理状态甚为焦灼。“领导一句话，你不想干也得干，不能干也得干，还得干得漂亮，干得让领导满意。”一名公务员表示，感觉自己工作唯一的评判标准就是“领导满意”，至于“个人价值实现”很多时候可以忽略不计。

一些公务员透露，有时加班加点并不是完全因为工作量大，而更多取决于领导好恶。“局长办公室的灯亮着，处长的灯就不能关，科长、科员就得干靠着”。

复杂的人事关系，更加重了公务员的焦虑情绪。对很多公务员而言，除了上班、写报告、下班的无限循环，身边交际圈子只有同事。但处于同一个竞争环境中，与同事相处也不容易，一些公务员表示“内心很孤独”。

群众不理解。在采访人员的采访中，认为百姓对自己存在“认知误区”的公务员非常多。辽宁西部某县一位女公务员说，大部分老百姓都不理解公务员，认为公务员拿着工资不干活，还整天挥霍腐败。其原因就是某些职权部门的个别公务员“吃拿卡要”，导致公务员队伍在老百姓心中的整体形象遭到严重破坏。

“好像我们整天就是闲着拿钱一样，主要是因为公务员的形象已经彻底被丑化。”徐州市地税局一位公务员有些无奈，“甚至有些亲戚都这么想，觉得你是公务员，肯定各种条件都好，有各种便利、各种好处。真心希望中央的‘八项规定’和反‘四风’一直搞下去，把害群之马清理掉，让一切都透明起来，让老百姓真正知道公务员不过是一些在政府里工作的普通人。

公眼观察公众号的公周曾这样描述身边的基层公务员：

太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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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这个时候，我们隔壁单位一个小伙子自杀了。

事情发生了，认识他的人才意识到，共事时间不算短却并不怎么了解他。只知道他家是山东农村的，孩子刚刚2岁，父母没有工作，身体也不好，完全靠自己奋斗到今天。平日里看他乐呵呵的，待人很热情周到，完全看不出内心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就在自杀前不久，我们单位还有同事与他一起抽调参与重大任务，起早贪黑、与世隔绝地忙了一个多月。问起来，大家对他的印象都是积极向上。

谁也想不到，这么个人见人夸的小伙子，会在单位地库里悄无声息地结束自己的生命。

后来听说，家庭带给他的压力比较大。工资低、买不起房，单位暂时也没解决周转房，老婆没有固定工作，父母治病也需要钱。那段时间父母来北京看孩子，与老婆之间难免发生些不愉快。他在中间左右为难，钻了牛角尖。

其实公周特别能理解这种心理状态。穷出身的孩子，特别渴望改变命运，特别希望得到别人特别是身边人的认可。他靠努力考上好大学、考上好单位，原本以为彻底告别了窘迫的生活。结果呢，仍然在经济贫困与人际争斗之间挣扎，奋斗那么多年，最终什么都没有改变。于是，他对未来绝望了。

你说，他的自杀，是因为家里穷，生活条件艰苦，带来各种家庭矛盾难以调和？还是因为艰辛的奋斗史，造就了他敏感脆弱的神经？

恐怕两者都是。

太拼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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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生病的时候，刚满36岁。

做手术前，大家都去看他。那时候，他入院时间不久，精神状态还不错。半靠在病床上，手里还拿着与工作有关的资料在看。见我们去了，他还爽朗地跟我们打招呼、开玩笑。旁边他3岁的儿子不谙世事，吵着要吃我们带来的水果。

看我们心情都蛮沉重，他还半自嘲半宽慰我们地说，“你们太敏感了，这都不算大毛病，我们农村人钢筋铁骨，奈何不了我的！”

G 特别能干。我们单位很忙，有时候十天半个月顾不上回家，熬通宵、黑白颠倒都是家常便饭。大家都担心身体吃不消，稍微有点闲暇，就抓紧休息。可他不是。份内工作他做完了，就帮其他人做一点。暂时没有着急的工作，就自己写写文章、看看书。想孩子了，就趁午休时间跑回家一趟，陪孩子玩半小时再接着返回来。大家常劝他注意身体，他却毫不在意，笑着用前面那句话回复大家。

他真的相信自己是钢筋铁骨，打不垮、锤不烂。

直到又一次重大活动临近尾声，同事看他眼睛变黄了，这才不由分说把他送到医院。这一去，就再没有回来。

胰腺癌晚期。

大夫其实不太建议做手术了，但他坚持。他希望用自己的好体格拼一拼。大夫不忍心告诉他，他的多项重要身体指标，其实都很糟糕。根本没有什么“好体格”。

G 死在了手术台上。孤儿寡母，肝肠寸断。G 是穷孩子，读了很多书，却始终没有学会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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