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省理工学院教授：MIT与中国企业的创新合作空间巨大学员们与MIT斯隆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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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享有“世界理工大学之最”盛誉的一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已有百余年历史，诞生了8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校友所创造的价值可以媲美全球第十大经济体。是什么造就了MIT如此高产的创新体系？清华-青腾未来科技学堂首期学员班日前来到波士顿，探索MIT的创新密码。

学员们与MIT斯隆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学教授黄亚生、MIT机械工程系首任华裔系主任兼讲席教授陈刚进行了深入交流。在两位MIT教授看来，MIT的创新秘诀在于其创造了一个非常有利于创新的大环境，而MIT的反潮流和反权威的管理文化正是塑造如此环境的沃土。此外，以科研为本的MIT与中国企业的创新合作空间也非常值得期待。

科研是创新的根本，创业只是创新的补充

“MIT的管理文化是反潮流和反权威，只有这种文化才能鼓励创新。”黄亚生教授说。黄亚生和陈刚两位教授都在学院担任过行政职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随意支配部门里的其他教授，实际上，MIT的教授都非常独立，而他们的角色更多是为其他教授提供项目支持、协调等服务。

MIT斯隆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学教授黄亚生

虽然MIT的教授有非常高的独立性和自由度，但是其在科研之外的商业经营活动仍然受到严格的限制和利益冲突管理。在MIT有一个绝对优先的原则，即科研绝对是最重要的，创业等都是衍生品，“科研是创新的根本，创业只是创新的补充”。

据了解，MIT的教授每周只允许有一天去做与教学和科研不相关的工作，而且不允许参与管理工作，只可以通过技术投资等方式来参与企业运营。而如果某教授的学生私下到外面做公司，那么学校会要求该教授切断一切与该学生的学术指导关系。

在黄亚生教授看来，过去中国主要注重做科研，而不搞创业，现在要防止走向另一个极端，只创业而不搞科研，因为这样对长远发展不利。

课题研究以济世为重

黄亚生教授表示，作为世界顶尖的大学，MIT理应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在MIT，课题研究非常重视解决实际问题，很多教授会选择围绕食品安全、能源危机等世界性或者区域性的挑战作为课题，进行技术或者产品方案的研发。

陈刚教授则以自己负责的机械系举例。国内的机械系主要关注机械设计制造，而MIT的机械系则涉及很多应用领域，如控制精密机器人、能源、海洋工程、生物、纳米等。

MIT机械工程系首任华裔系主任兼讲席教授陈刚

这样的研究取向也是整个科研评价制度的结果。陈刚教授指出，美国的终身教授制度评审较为严格，而MIT评教授时不看重发了多少文章，而是看重其对社会有什么真正贡献，以及贡献大小。

在课程设计方面，陈刚教授介绍，MIT商学院和工学院的学生经常在一起上课，加强沟通和交流，以便更好地将技术对接到解决具体的问题上。

有数据显示，美国的小公司存活率在15年后约为25%，而MIT诞生的企业存活率将近60%，这一现象与MIT的实际问题解决导向的文化密不可分。

加强创新合作才是共赢之道

有观点认为，中国过去自主创新不多，多以复制西方为主。但在黄亚生教授看来，“从0到1不容易，从1到100同样很难”。他指出，任何一项所谓突破性的创新都无法脱离原有技术的支撑。中国将西方的创新成果进行规模化的应用也属于创新，因为规模化的过程中需要解决各种挑战。例如中国大规模的制造业生产就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社会和经济工程，非洲、拉丁美洲、印度等很多国家都想效仿，但仍望尘莫及。

在他看来，MIT与中国有很大的创新合作空间。一方面MIT的硬件创新很多，但是美国缺乏样机制造，无法实现一定规模化的生产，而中国在制造业上优势明显，据透露，他们将成立一个深圳实验室，将MIT的硬件技术拿到深圳去试做；另一方面，中国科研经费投入很大，科研经费占GDP的比重超过其他发展中国家，而受当前美国政治环境影响，MIT面对科研经费不足的挑战。

据了解，目前MIT斯隆管理学院的中国实验室已经服务了包括京东、宜信在内的250多家中国企业，帮助其解决融资、管理、营销等方面的问题。

对于中国企业与MIT的合作，两位教授提醒，无论合作方出资多少，合作成果的知识产权是完全归属MIT，因为MIT坚持自己做的是最前沿的研究，不想变成企业的附属机构，但合作方将拥有购买该成果知识产权的优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