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鹏:新型大型技术公司正在崛起,政府职能需要被重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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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开始:

 在106年前的1912年,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曾经说过一句话:“曾几何时,公司在整个商业事务中扮演着微不足道的角色,可是今天他们成了主角,大多数人却成了这些公司的仆人。”

威尔逊看到,当时的日常生活很大程度上是在跟非个人化的大公司和大机构打交道,而不是单纯的个人。而且他认为,一个新时代已经到来。

在106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同样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时代和威尔逊的时代有很大的不同:今天已经不再是他说的那种大机构、大公司,而是大型技术公司在主导每个人的生活。

我们现在所谓的现当代西方政治学的很多基础性的假设和理论,或者政府运行的形态,是建立在过去一百年工业形态的基础之上的,包括我们今天政治学里面常用到的国家能力、国家的基本的职能,甚至国家政府和市场关系等等,都跟20世纪的大工业时代息息相关,包括现在很流行的监管政治学。

在整个工业结构和社会经济生产方式发生变化之后,我们的整个政治学的理论、基础、前提都要发生很大变化。我现在只是暂用“大型技术公司”这个词,其准确性尚待进一步检验。

他们所掌握着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信息化、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甚至包括量子通讯等等。这些“大型技术公司”,正在极大地改变着这个社会的经济发展。

政府概念需要被重新定义

我最近看到一本书。是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该书主要讨论了以互联网和大数据新技术为特征引领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以及这场“革命”对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产生的深刻的影响。这种新的方式,将来有可能会颠覆大部分行业和他们附带的社会服务;而且也会极大地改变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和社会的组织运行方式。甚至传统的政治权力的运行方式,都有可能潜在地被改变。

樊鹏:新型大型技术公司正在崛起,政府职能需要被重新定义

“剑桥分析”丑闻:Facebook平台用户的数据被非法采集和利用

前一段时间Facebook发生了个人信息泄露的丑闻。“剑桥分析事件”出来之后,李彦宏曾这么说:中国公众可能更乐于付出和共享个人信息,以获取较高的社会回报。对此我表示同意。

有一年,我去山东济南调研公安系统,他们做了一个规模很大的警务云,把山东省范围内所有的人口的各种信息都搜集起来,包括他们的通讯信息。这在美国是不可思议的。但在中国,民警们到百姓社区里去说,这是政府保护你安全的一个重要设施,结果济南的老百姓非常欢迎。而这套设施出来之后,他们整个公安办案的经费、效率都得到极大的提高。而且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特别有利于小型的技术公司的发展壮大。

所以,一个关键问题是,这些大技术公司在政府的职能的转变上,以及介入到政治生活领域中会扮演什么角色?

他们在淘汰传统的生产方式社会资源配置的方式同时,也带来了社会化组织形式的变化。此外,他们还制造了一个新型的政治空间,这是我们过去传统政治框架下的公权力是无法触及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很多领域政府的公共职能已经处在加速被替代的阶段。原来由政府主导做的一些工作,现在已经大幅度地退出。我们过去理解政府是governor,这个定义目前正在发生变化。

Facebook个人信息泄露丑闻震惊了整个美国。根据原来年轻的一批美国互联网闯将的理论,在自由竞争的开放式网络市场内,Facebook本身无需监管,但目前看来,他们的这套理论显然失败了。

Facebook这个例子证明大型互联网公司跟监管机构的关系,颠覆了传统的工业时代的“政府——资本”二元模式。他们开始在政府职能无可替代的领域和公权力部门展开深度合作。

在过去五年明显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新技术公司凭借先进的技术正在介入大量的公共管理事务。因此,具体的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形式和内容必然会有革命性的变化。

现在全国31个省份有27个省,已经把省一级的大数据全部交给了新技术公司。这种现象,就像我们开头所引用的威尔逊那段话所说的,这已经变成大的时代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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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食药监局与阿里巴巴集团签署食品药品安全综合治理合作协议(@南方网)

而且新技术公司正在跟政府积极谋求合作,来解决社会治理的问题。比如广东食药监和阿里签署了打击网络食药违法的条款;北京的地税跟阿里也在携手建立一个纳税的信用体系,这跟传统的国家认证的税收汲取能力有很大不一样;重庆跟蚂蚁金服建智慧城市,西安现在也是通过“智慧城市”这个概念,对城市的规划做出很大调整。

为了打击电信诈骗,公安部跟腾讯有一个合作,叫“麒麟系统”。比如一些二三线城市的中老年人经常收到来自10086的电话,他们还以为是电信打来的,实际上则来自于伪基站——它可以制造任何号码传递到你手机上。仅仅依靠公安部和网信办的合作,识别伪基站的难度和成本都比较大。

腾讯在2016年底跟公安部有了一次的里程碑式的合作:建立了一个麒麟伪基站实时监测系统。而且现在每季度腾讯都给公安部上报一个季度手册,对他们范围内所监测到的伪基站进行出警打击。

另外这种合作深度可以到什么程度?研究人脸识别的商汤科技可以作为一个典型案例。他们把所有摄像头产生的数据转化了为结构性的数据。比如公安部统计所有的犯人都有了一个典型的面部结构性特征,如眉毛长度和嘴巴长度等等,这些结构特征很容易化约为一个结构性数据。

摄像头一旦进入商汤科技的效用范围内,就会很快识别出目标人脸。这家公司正在地方上搞试点推行。比如在重庆,2017年年底,一个月之内重庆抓了69名全国重量级的通缉犯。现在这家公司市值超过了20亿美元。另外,阿里集团跟公安部刑侦局搞了一个钱盾反诈骗平台,也是采用了相似的合作模式。

很值得一提的还有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团圆系统”。这个“团圆系统”是无数个人共享终端在政治领域的一个运用。过去我们常说寻找失踪儿童是政府的责任,但从道德义务上讲,寻找失踪儿童是大众每个人的责任。但现在通过技术手段把这一点转化成了个体职能的一部分,为什么?因为这套系统跟高德导航、新浪微博、支付宝绑在了一起。比如我开车快到济南了,突然高德上弹出一个东西告诉我,附近3公里外有一个儿童失踪,相貌特征如何,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照片都可以上传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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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

互联网新技术还产生了大量的新兴政治空间。这些新产生的“政治空间”对传统的行政权力的实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国家政法委曾花费巨资建立了一个网格化管理系统,用新型的“专群结合”的方式来应对这个考验。

之前我去深圳跟广州调研时发现,当地的专业社工也已经跟各种新技术公司进行广泛合作。虽然这些领域目前主要主要集中在公益服务和社会公益类,但这样一个模式,已经对于基层的党政组织架构产生除了巨大影响。

我去年调查深圳国际化社区时,发现在周边大范围社区的管理已经不再是过去的街道办、党组织、居委会了,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一种替代。但是这样一种共管形式在北方,比如北京就很难看到。比如顺义的国际化社区,还是采用的传统社区的管理模式。

  新技术催生政府的新型监管

      我的导师王绍光老师曾跟我分析过这样一个现象,公共安全领域正在发生一个深刻变化:过去暴利资源制造、占有和使用完全是分离的,现在则不同,现在暴利资源占有和使用,比如大数据资源统一地集中在一些大技术公司手里。

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阿里、腾讯、滴滴、百度这些大型技术公司以极快地速度登上中国的经济和政治舞台。目前看来,他们这种加速度式的发展有可能会引发一连串的社会反应。

虽然目前在很多方面还没有特别表现出来,但其产生的政治效应,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深刻地改变我们的整个政府运作模式。有一点值得注意,目前中国的整个社会资本与技术结合的方式,是好多发达国家在这些方面无法与中国相匹敌。而且,目前国内法律监管的框架,社会大众相对宽容的环境以及较高的社会期待,都有利于中国进一步拥抱这些大型技术公司带来的新技术。

首先,新技术公司极大地冲击了过去一百年的那种政府监管模式,以及附带的政策体系。很典型的例子是滴滴打车、蚂蚁金服、阿里菜鸟物流等等这些新的资源的配置方式,尤其一些金融领域资本的运行模式,已经开始挑战传统的政府监管体系。

而且出现了一些较为极端的例子,他们在以打擦边球的方式,在很多方面游走于一个没有行政权利覆盖的一个领域。总的来说,政府现在面临一个相当不确定的商业组织形态和资源分配形式。

从政治学上来说,这是“行政权失效”——一个我们过去没有认真考虑过的现象,即在政府能力所不及的地方产生出了新的商业组织形态。

樊鹏:新型大型技术公司正在崛起,政府职能需要被重新定义

(创意配图 @视觉中国)

以阿里为例,他们提出来一个“五新”战略。“五新”战略包括新零售、新制造、新金融、新技术、新能源。这几个“五新”战略将会催生政府的“新行政”,因为他们终端的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代表了一种基础设施样态,这就非常考验政府的监管。

结语

通过这次剑桥分析事件我们也了解到,新技术公司已经广泛介入到政治权力和政治生活运行中,他们对facebook用户数据分析与特朗普政治选举的运动深度结合。但不得不说,政治安全管理系统仍缺乏跟技术公司分享风险的意识,还缺乏互联网思维带来的预警机制和能力。

面对这种新合作的浪潮,传统的政府行政体制未必能及时反应和跟随。而且这种合作模式与垂直化政治系统权利运行之间产生的规则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

为了应对未来新技术公司在公权力领域的磨合问题,需要在重新思考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础上出台一个新型的监管机制。另外应该优化社会合作机制,因为这次三中全会提出来党政军群的合作,建立一个职能优化,协同高效的体制。未来政府在面临社会复杂问题的时候,这把问题打碎扔给各个部门分开解决,这样一种方式逐渐会过时。社会安全的监管要求一个将复杂性、联动性、整体性高效协同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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