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年：介绍一个世纪前的童蒙读物今年春节后到上海参加纪念谭季龙 (其骧

春节后到上海参加纪念谭季龙 (其骧 )先生的学术讨论会，顺便去苏州买了点旧书，当然算不上是什么善本，不过总还有点用处，《香山诗选》就是颇有意思的一种。这是选香山居士白居易的诗，六卷两册，有选者曹文埴的序和光绪十七年 ( 1891年 )黟县李宗的重刻序。回家后查了《贩书偶记》和《续编》，却未见著录。但书后还附了一页有“状元阁爵记印”六字的售书广告，此六字下还开列了“江南聚宝门三山大街大功坊郭家巷内电线局西首秦状元巷中李光明家自梓童蒙各种读本，拣选重科纸张装订，又分铺状元境，状元境口状元阁发售，实价列下”一段话，而这个李光明家正是其时南京著名的刻书铺。则此书当是李宗出钱交付李光明家刊刻，刻成后书版也就存其处印售。是否因销路欠畅，印本未曾流入北京，没有被《贩书偶记》编集者旧书业资深人员孙殿起见到，那就不得而知了。

白居易诗本是常见书，此选本也未见特色，我说有意思仍在这一页广告上面。因为可以从广告上面开列的 109种书册名目，来了解清季光绪年间通行的“童蒙各种读本”究竟是些什么。

广告是分类的。开头一类叫“蒙训” ，第一部便是《圣谕广训》。其书包括康熙皇帝的“圣谕” 16条和雍正皇帝 1万多字的“广训” ，是清朝人的政治必读书，要求“家弦户诵” ，考秀才时还得默写几条，其实都是带本照抄，形式上重视一下便可对付过去的。再是好几种习字范本或曰字帖。这是因为清人重视写字，尤其是考进士的最后一关“殿度” ，常常要按书法好坏来定名次，所以当时念书人写字多数规规矩矩，比如今中学生大学生甚至贵为人师者写的要顺眼得多，自然也不会出现如今自言是书法家的那种“鬼画符”式的货色。值得注意的是所开列的这些字贴中只重视欧体—— 即唐人欧阳询的字体，有《欧三字经》、《欧百家姓》、《欧千字文》、《欧体格言》。《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是旧时开蒙读物，俗称“三百千” ，这是用欧体书写了以供小孩子既读又习字之用。这不知是否有关时代风尚，因为在我小时候是强调临写柳公权《玄塔》的，既难学又不好看，实远不如写欧字，可现在小学生仍叫写柳字，不知是何理由? “三百千”之外的开蒙书在这里还有《圣贤孝经》、《三字孝经》、《弟子规》、《古事二十四孝》、《日记故事》、《昔时贤文》、《空谷传声》等等，自惭寡陋，除知道“二十四孝”外均未寓目，不敢妄加评说。

接着是专为小姐姑娘们备下的“闺训” ，只有《凤鸣女儿经》、《女四书》、《醒闺编》三种。我非女同胞，连《女儿经》也只在什么文章里看到引用的几句，久已忘却，不知糟粕中还有无精华。

再是“史类” ，只有不知讲什么的《宛志》和《三才论略》、《龙文鞭影》、《鉴略》共四种。后两种见过，只是传授点起码的历史常识，说明当时小孩子是不必多读历史书的，因为科举考试不考它。正经地读史治史，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大抵于宦成以后休退之时，始以余力肄及，殆视为文儒老病销愁送日之具” ，自然和童蒙无缘。

“史类”后面的“经类”则热闹了，有 31种之多，这是因为科举要考《四书》、《五经》。《四书》自然是朱熹的集注，《五经》则《易》、《书》、《诗》、《礼记》是所谓宋元人注，《春秋》则用《左传》，这都是当时科举所用的法定本。其中《左传》的注本刻印了两种，一种是杜预注加上宋人林尧叟的注俗称《左传杜林》，一种是杜注加上清人姚培谦的补注，在过去却最流行。另外还有一套这《五经》的《旁训》，即把简要的注用小字附在经文的行间，大概是明人开始编刻的，我曾见过这类《旁训》的明末刻本。《五经》以外只有《尔雅蒙求》和《周礼节训》，《十三经》不需要齐备。还有《四书合讲》、《四书备旨》之类也都是为做八股文准备的，后者我见过当时的石印细字小本，正文带朱注在书页的下半截，上半截则是讲该八股题目的作法，让带进考场作弊用的。

“文类”有《古文观止》和学做骈体文用的《六朝文》，有八股文范本《目耕斋初刻》、《目耕斋小题》和金陵三书院的课艺。则《古文观止》此书，先师吕诚之 (思勉 )先生指出本也是为做八股文服务的，所以尽选些没话找话说的文章。我记得黎庶昌选的《续古文辞类纂》也是李光明家刊刻的，但未列入此广告，自然是不合童蒙学做八股需要之故。 “诗类”有《神童诗》、《唐诗三百首》、《千家诗》之类，还有做诗要用的韵书《佩文诗韵》和《诗韵集成》。其中《千家诗》花样最多，有《注释千家诗》、《五言千家诗》、《七言千家诗》、《国朝千家诗》、《小学千家诗》，除第一种外我都未见过。叫儿童读诗并非指望他们成为诗人，是因为科举除做八股文外科学家得做五言八韵的“试贴诗” ，弄得当时的读书人好歹得写几句能押韵能调平仄的诗，不致像今人老是发表不押韵不调平仄的所谓旧体诗。

最后两类是“杂学”和“良方”。“杂学”中的《幼学句解》、《幼学琼林》还算是给童蒙讲典故的书，其余《春联分联》、《算法指掌》、《武经三子》、《道德经》、《围棋谱》就都已超出了蒙学书的范围。还有一册《感应篇》，全称叫《太上感应篇》，是旧时劝成年人行善的教条，顺治皇帝以及乾嘉学派经学大师惠栋都曾给它作过注，《子夜》里吴老太爷不离身的也是此宝书。“良方”自然也是给成年人备的，有《达生篇》、《催生符》、《验方新编》之类，奇在还开列了家常备用检日子之类的迷信书—— 《玉匣记》以及《敬灶全书》，是否因为其中还有点药方的缘故。

广告上还都有价目，价钱最高是《左传杜林》壹千贰百文，最低的是《神童诗》拾文，应是根据本子多少和厚薄来定。广告下面有横行白文说“以上价目一律制钱不折不扣” ，广告左边有直行白文说“包修搬字摆板宗谱”。后者是用木活字来包修家谱的广告，其事说来话长，可另写文章。

很惭愧，近年来在琉璃厂营业员和玩线装旧书朋友的心目中，我已成为版本目录专家了。但如上所说此广告上的书我就多半未曾见到过，《贩书偶记》等目录书上也未著录过，可见书后附印广告除了意在图利外，对读者来说还可起广开眼界的作用。记得我上中学大学时，大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的书籍后面往往附有新书广告，很可增长知识，解放后不知怎么忽然不见了。现在又恢复起来，我想是好事，只要不吹得离谱，不加进黄色调料便可以。

再是从这个广告，可以看到当时的童蒙读物，是以科举需要而不是从培育青少年成长这个角度来编印的。这和今天中学生被迫围着升学这个目标转，是否仍有其共通之处? 我不懂得教育，虽然教了一辈子书，教育理论、教育史一本也未看过。不知撰写教育史的专家教授们有未关注到这类童蒙读物，包括解放前的种种“投考指南”以及今天禁而不止的种种高考复习书。我认为对此作点研究，当仍不无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