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这辈子的生活就是搏斗，如今，快意恩仇皆散了她是陈文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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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开始：

她是陈文茜，被李敖称为“台湾最聪明的女人”，于是吴晓波将她拉进“大头帮”。她说，加入“大头帮”是为了完成她最后一个愿望——加入帮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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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文茜的愉悦学校”，收听李敖、蔡康永、蒋勋、李安等人与文茜的深度对谈

。

李敖离世至今，文茜坦言，至今仍无法提笔，写一篇悼念李敖的文章。在中广电台节目《文茜的异想世界》里，她回忆了与李敖相识以来的点滴，每一幕都恍若昨日——他还在，她也还没有失去他。（在吴晓波频道微信主页回复关键词“李敖”，即可获得节目音频）

语音/陈文茜

这应该是我上周日要书写下来的感想，不过，当你的心情百感交集，杂乱得好像毛球的时刻，你可能

更想让它沉淀下来

，到一个阶段后理出一点头绪，再慢慢地拉出来。

3 月 18 日早上 10:40，我接到荣总脑神经医学中心主任王署君的简讯，他告诉我“李大师今天情况不妙”。从 2015 年生病，到 2018 年离开，除了 2017 年 3 月短暂回家住了不到 2 个月外，李敖几乎都在台北荣民总医院，这期间，都是王署君负责诊断他的病情，并一直照顾他。

去年年底，李敖被检查出脑干上的脑瘤已经全部变成癌细胞，布满脑部，当时，他就知道，离开只是时间的问题。那时候，他的脑压非常高，王署君告知了他实情，李敖很勇敢地说：“我愿意再开刀。”

开刀并不是把癌细胞拿走，而是弄一个引流让脑压下降。医生坦白地跟他说，以他当时身体的状况，很可能脑部开刀手术还没有成功，他就已经死在手术台上。但李敖却说“大不了一死”，因为他不能接受：

人好像活着却无法表达语言，

处于半昏迷状况。

死有何惧，只怕不能表达

李敖曾说，他是台湾最后一个可以打败电脑的“脑”，可他的脑却被癌细胞打败了。所以，他勇敢地面对疾病，也勇敢地接受手术。

可是，因为他的年龄、他当时的身体

（已被肺炎摧残过很多次）

、他的状态

（已多次进出加护病房，甚至心脏一度骤停）

，没有一个外科医生敢帮他开刀。之后，李敖就在半清醒半迷糊的状况里过了一段时间。

在往生前一个多月，他已经完全不认得任何人了。他的儿子赶回来签署了“不做积极治疗的同意书”，包括不打抗生素、把类固醇降得很低，而类固醇正是控制他脑部肿胀非常重要的药物。

李敖与儿子李戡

医生当时预言，降低治疗到这个地步，李敖可能只能撑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可是，他神奇地撑了超过一个月。他的血小板已经降到不可思议的低，是一般人生命需求最低标准之下，但他还是活着；他生命的斗志非常强，然而他始终是昏迷的。

因此，对于李敖会走这件事情，

我们所有知情的人大概心里都准备了一个多月。

那天早上一接到简讯，我还没来得及去了解这意味着什么，也没来得及出门，仅仅不到 19 分钟，荣总医院的副院长陈威明、主治医师王署君就同步通知我，“李敖走了”。

我和李敖有太特殊的缘分，我不喜欢说是老天的安排，

我想说应该是我的福气。

他总是扮演强者，帮别人打抱不平、替别人说话，也给自己惹祸，但从某个程度来说，他就是一个强者。我很高兴在他最后的三年里可以去照顾他。

认识他，就是我的福气

我隔一段时间会办“中天青年论坛”，2015 年的时候，我觉得李敖好久没有跟年轻人说话了，就让助理把他请来。见到他之前，助理先让我做好心理准备，因为当时李敖的腿已经有点不大对劲了。

那天的论坛应该算是他最后的公开演讲了，当时我看起来跟他在对谈，却不像平常那样谈笑风生。当天晚上，他告诉我，他走路已如棉花。

第二天，我就抓着他去荣总找骨科主任陈威明医师，我以为是脊椎压迫了神经，才导致他的腿不能走路。但陈威明觉得没那么简单，帮我们请来了荣总的“神童”王署君来会诊，照了脊椎也照了脑部，结果最不幸的结论出来了：

李敖长了一个肿瘤，位置还在不能开刀的脑干（脑干管生命中枢）。

李敖听到这个消息后没有慌张，脸上没有太多的表情。随后，王署君用清晰的语言解释道：第一阶段，它会先压迫你走路平衡的功能，所以你现在绝不能摔跤，一摔跤就完了；第二阶段，它会妨碍你吞咽的功能，你会开始吞不下东西或者直接吐出来；第三阶段，它会慢慢压迫你的呼吸中枢，那时候，你就走了。

如果你是一个恐惧死亡的人，听了这番话就会觉得阎罗王的地狱之门正一步步地靠近；如果你还是一个胆怯的平常人，可能每天醒来就会恐惧阎罗王会不会今天就来找我。

论坛这一天，看到他走路不对劲

隔天便抓他去医院检查

实际上，李敖在 2016 年的时候就几乎无法吞咽了，尤其到了 2017 年，他只能用插鼻胃管的方式维持生命。

脑干里的肿瘤很神奇，它真的到压迫人呼吸的时刻，反倒会使人的呼吸变得越来越急促，但不会停止。所以，在他死之前，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征兆，就连主治医师都没有意识到他第二天会走，谁都没想到，这样的呼吸会在某一刻“啪”的一下就停了。

毕竟现在人类的医学还没有进步到可以随时看到脑部的变化，更不知道癌细胞什么时候会压迫到他的脑部中枢。

鼻胃管手术后，李敖还嫌弃自己难看

回忆陪李敖的这三年，起初他刚得知病情，我们就要他每三个月回去复诊。有一段时间他逃掉了，我知道后就打电话把他骂了一顿，还把他最相信的医生都找来，大家一起吃饭，让他有安全感。

几个月后，他从走路不稳变成两腿真的像棉花一样，王署君就跟我说情况不妙，这表示他的脑瘤长得很快，而且应该是最近长的。因为如果是几年前，很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脑瘤，它应该长得很慢。但它却长得很快，

这就意味着李敖会走得很快。

所以，从 2017 年开始，李敖几乎没有办法出院。他曾在治疗脑部期间，接受过另外一家医院的治疗，打螺旋刀，但螺旋刀最后并没有抑制他的脑瘤，反而使他的脑部肿起来。为了控制脑部肿胀，医院只能每天给他使用 6 颗类固醇药丸，这就导致他没有任何抵抗力，接着就得了肺炎。

所以，他住进医院，不是因为他的脑瘤，而是为了治疗脑瘤间接失去了抵抗力，以至于肺炎不断地攻击他的身体。

行走成了他最大的问题，两腿软若棉花

李敖一知道自己得病、医生说还有三年的时候，

就开始搜集很多他想写但没有完成的资料。

他跟我说：“文茜，一年之内我不再见任何客人，我要认真地把握最后的时间，把它完成。”

那时候他的脑筋很清楚，讲话也很清楚，唯一有问题的就是走路。于是，我就请我的助理每个星期三去陪他：不让他摔跤、带着他去餐厅吃饭、去外面透透气，再帮他找一些资料。最重要的是，

让他感觉有人陪伴。

李敖还跟我说，明年要去一趟北京，要在台湾发表新书，让我要记得陪他去，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只是这个约定，不可能实现了。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说他很遗憾，儿子女儿都还在念硕士和博士，另外还有一个女儿在北京，需要一直给她生活费，作为补偿也是歉疚。全家只有他一个人在赚钱，所以他的经济压力很大。

“我可怜啊，这么多人啃我的老。”但是他当然知道，自己到 60 岁才结婚，这是一个必然的情况。要养这样一个家庭，他需要赚更多的钱。所以，当年他写完《北京法源寺》之后就接了很多电视节目，收入自然就高了。不过，在那之前，他其实一直是负债的。

终究还是没有完成最后想写的一本书

李敖走了以后，我情绪还是很激动，虽然对于他的死亡，我已经预知了那么久，但是那天下午我还是忍不住哭了。

李敖曾经接受杨澜访谈的时候说到，“伤感是一种负面情绪，它刚一出现，我就把它消灭掉了！我平生最欣赏庄子和伏尔泰，前者在妻子死后鼓盆而歌，认为生死自有命；后者死的时候，嘱咐棺材一半留教堂，一半留教堂外，万一上帝不让他上天堂，就赶紧从另一端逃走！”

所以，

人不要花时间伤感，失去的就失去了。

李敖接受杨澜访谈时，坦言自己对死亡的态度

他走的那个晚上，其实离我的生日还有一个星期，可是有一群好朋友提前帮我过了生日，他们给了我很多爱，还有美丽的花。我忍不住就哭了，在很多人面前哭出声来。其实我不是一个很爱哭的人，也很少哭，

但我觉得李敖太寂寞了，

你们一直以为他是强者，他自己也这么认为，但他却也是一个寂寞的人。

李敖的爸爸当年在台中一中教书，妈妈也是台中一中的职员，他的家境不算特别好，但也没有糟到没饭吃。李敖的家庭观念很强，一直照顾到妈妈离开，但他们母子俩并非没有冲突，他的妈妈还比较偏心他的弟弟李放。

李敖每个月会花 8~10 万新台币请人照顾妈妈，还帮妈妈租了一个房子，他其实很爱他的妈妈，只是不肯承认罢了。他笑说：“因为我要在我跟‘阎罗王’中间挡个人墙。”这是李敖式的风格。

自从他妈妈走了以后，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我不能够说他逞强。但是自从“阎罗王”跟他之间少了个人墙，他也离“阎罗王”更远了，这是李敖的寂寞。

少了“活阎王”，其实，他更寂寞了

我是 22 岁的时候认识李敖的。那时候大家说要一起办党外杂志，聚了很多人，他回忆说，当时看到我就觉得

“那一堆人里最聪明的就是陈文茜”

。其实，他注意到我很大的原因是，我当时头发喷了好几个颜色，他觉得我是哪里来的怪物，而他自己也是怪物，这是他注意到我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则是我讲话的方式和态度。

我 23 岁的时候担任《中国时报》海外副刊的主编，想约李敖的稿子，因为他有一本非常著名的书叫《传统下的独白》，于是，我就想出了一个名叫“独白下的传统”专栏。

我知道戒严时期让李敖写稿是有风险的，可能不让刊登，但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很特殊的梁山泊气质跟侠义的精神，亦正亦邪，所以就想让他用自己的角度来写，《资治通鉴》也好，《水浒传》也罢。结果，写第一篇，警总就出现了，实际上，不该写的都没写，

就因为作者是李敖。

如果当时他们没有查封李敖的专栏，那可能会成为当时最畅销的刊物，可以让人有机会读到那么多好看的文章。我的文笔应该比大多数人好一点，至少我看得出来，谁的文笔好，谁的文笔不好，谁的文章可以称作精彩绝伦，而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可以像李敖那样，把《水浒传》重写得如此才华洋溢、淋漓尽致。

但是，警总就是来了，尽管李敖已经刑满释放，

但威权体制依旧没有放过他。

坐牢以前的李敖

李敖为什么会坐牢呢？当时谢聪敏、魏廷朝几个台大毕业生的老师彭明敏发表了

《台湾自救运动宣言》

，加上他背后有美国人，所以就被软禁了。后来，美国人帮助他易容离开了台湾，而帮忙传递相关英文信件给国际特赦组织的就是李敖和那几个台大毕业生。

所以，彭明敏走了以后就换李敖他们坐牢。他被判了十年，跟当时的爱人小蕾就这样分开了。监狱里不准阅读，也不准看报纸，只能写信给女儿，所以他完全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直到有一天，狱卒跟他说“你今天可以看报纸了”，仿佛打开了一片窗，他很高兴，但翻开报纸一看，他才知道为什么那天他可以看报纸，因为上面有一个结婚启事，那个新娘就是他的女友。

他们就这样整他，“不只关押你，让你失去自由，还要让你彻底地失去一切。”

后来因为蒋介石死了，他才减刑一半，坐了五年多的牢。

李敖早期手稿

说真的，那个年代，彭明敏写自己的宣言关李敖什么事，不是他的亲戚，也不是他的老师。更何况，彭明敏是台独，李敖则是一个主张祖国统一的人，他为什么要帮彭明敏？只因为他认为，

在一个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大原则下，彭明敏的主张应该被尊重，

他不应该因此被软禁，所以他打抱不平。

但是，你们知不知道在那个年代打抱不平的代价是什么？尽管他在《文星》杂志时代出了一两本畅销书，但坐牢之后他的出版品就被查禁了，报纸上也不能登，甚至从此没有“李敖”两个字，哪怕我只叫他写一个《水浒传》，只用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来解释梁山泊的精神，都不能刊登。

跟内容没有关系，就纯粹是“李敖”就不行。

国民党想让他穷死。

他呢，可不可以不要穷死？可以，只要改变一点写作风格就好了。那个时候就有几个文化明星，他们大体上知道红线在哪里，知道什么不能碰，识时务者为俊杰。

但李敖不是俊杰，他是“豪杰”。

他认为戒严时期去写一些不碰触戒严体制底线的文章，例如纯粹地去谈“我们要好好地收垃圾”“要好好排队”“不要在公众场合大声喧哗”，这些就是取巧。他要写的文章，就是挑战戒严体制，要争取 100% 的言论自由。

被查禁了96本书，他为此列了一长串简况

有一次，他写了一篇文章，连反对他的人都跟我说，“没有话讲，

没有一个人的文章写得过他。

”1982 年，

他为老兵李师科喊话

。那时候的李敖也就四五十岁，处于才华的高峰，可他大多数的文章都不能刊登，只能登在党外杂志上，而主流媒体上根本看不到他的任何消息。

后来，他就笑说：“哎呀，你们所有报纸都把我封杀了，但知道我跟胡茵梦结婚，就又让我在娱乐版出现了。”很多人会觉得他很搞笑，其实，

他搞笑，只是不愿意活在愤怒当中，他必须要用一定程度的嬉笑来看待自己的人生，要么早就被气死了。

李敖说，很多政治犯都是被气死的，他可不要，他一定要活得比他的敌人更久。

老兵李师科被捕后很快就被枪决了

李敖那个时候是怎么赚钱的？以他的才华，如果愿意去写一些歌功颂德的文章，会卖得不好吗？官方不会捧他吗？如果去写一些不抵触既有体制的东西，他赚钱会有困难吗？我觉得如果是那样，他会赚非常多的钱。

但李敖认为

有些原则是要永远坚持的

，也因此，他在凤凰卫视的节目被关掉了，就因为他老是挑战言论尺度。凤凰卫视的老板刘长乐是李敖的知己，李敖一走，他便立刻搭着私人飞机来送他，无论如何也要见他一面，所以自然不是刘长乐要关他的节目。

李敖写过一本书叫《阳痿美国》，在台湾没什么人看，在大陆不被出版，因为他们说，这会妨碍中美关系。李敖就说：“中国人都被美国人欺负成这样了，我的书还不能出版！”中信出版社拜托他把“阳萎”两个字改掉，他坚决不改：

“连我都阳痿了，我讲‘阳萎美国’有什么稀奇，我就是不要改。”

李敖在大陆的知名度很高，他死的那一天，整个新浪微博的封面都是关于他的消息，大的、重要的公众号也都在发他的消息。如果他的书可以出版，难道不能赚很多钱吗？老来已经没有太多舞台的李敖是需要这样的机会，可是，他就是不会对这种事妥协，这个就叫做“思想言论自由”。

所以，他不仅在台湾被国民党封杀，就连大家以为的“他跟大陆关系很好”“是大陆的老百姓”“大陆官方对他还算敬重”，但他的出版物还是不能出版，他的电视节目《李敖有话说》做了一段时间后也关门了。李敖把自己活得很辛苦。

早期主持凤凰卫视的《李敖有话说》

李敖还有一些争议，比如卖二手冷气机，比如检举一些人收买官员，然后那些人只好来跟李敖“妥协和解”，他们认为李敖这种赚钱方法很可耻，却不觉得自己的行为可耻。难道收买官员、帮他们拿皮包、想尽办法去贿赂、拍马屁，因此得到政府给的特许跟特权就很光荣吗？

李敖只是不想被穷死，他并没有很多家产，又需要照顾妈妈、另一个女儿，还有一个家庭。

我有时在想，到底

这个时代我们在捧什么人，批评什么人？

附和权势的叫做“清流”，捍卫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体制的人却要被“封杀”，活得很辛苦，还要因此付出重大代价，甚至被拿来嘲笑。

2005年，李敖曾做客《锵锵三人行》

我说李敖是个寂寞的人，他其实不喜欢我用这种口吻讲事情，他是不诉苦的，他是用骂的，他还跑去《康熙来了》踢馆。

为什么？因为他要呈现出来，现在的年轻人完全支持堕落。他用坐穿牢底得来的言论自由却被滥用到了“狗仔文化”“看图说故事”“胡言乱语”的自由中，他遗憾媒体会堕落到这个程度。

他相信民主政治，相信自由主义，他以为有了自由主义，有了民主政治，我们的文化会提升，我们的思想会更深入。结果，他看到的是整个社会，包括媒体老板、各类名流给他的回报：

非常堕落的文化现象，非常低俗的思想。

更严重的是，他看到：当年国民党成员现在转身变成绿营权贵；当年在国民党体制下苟且偷生的人现在都大声地讲话，觉得自己是民主斗士。而他呢，却被扫地出门，变成一无所有，这个

“一无所有”指的不是他的权利，还包括他想要的体制跟理想。

因为，他一直为了理想而战。

只是，在当今台湾社会，这些理想，包括言论跟思想的自由都已经变成了笑话。所以，我觉得他非常寂寞，人生一场空。

2015年，李敖做客《康熙来了》

李敖走了以后，我特别伤感的原因还有一些个人因素：念初中的时候，我看了《文星》杂志，他启蒙了我；后来认识了他，他让我更勇敢地扮演自己所相信的一个独立者的角色，所以

我不会人云亦云，会坚持对思想、对认为正确的事情说真话；

当我受到挫折时，就会打电话给他，他可以三言两语就鼓励了我；他是一个非常贴心的人，我每次住院，他都会来看我，甚至次数比我妈妈还多；他对狗没兴趣，但他知道我视狗如命，所以得知我的狗死了，他就会来看我，然后掏出一大把钞票给我，再买一只。

他生病的时候，我突然又走了两只狗，这次换他儿子戡戡给我打电话：“文茜阿姨，如果爸爸现在脑袋清楚，他铁定要我再去买一只比当年的‘李敖大哥大’更可爱的狗给你。”我说千万不要再来了，家里的狗太多，可我老了，没办法再养狗了，只想把这几只照顾好。

李敖很重情义，高信疆晚年得了癌症，死后葬礼的钱都是李敖出的。高信疆是个很惜才的人，捧红了很多文人，当年他也想刊登李敖的文章，只是登不出来，但李敖还是很感谢他。

很多人赏识他的才华，只是受限于时代

李敖身上承继的自由主义，是由五四时候激发出来的一个后代精神，他死的这一年刚好是“五四运动” 99 年。可以说，

李敖是台湾这个岛屿上最后一个自由主义者。

他那么辛苦地赚钱，现在被很多人说是争议，他用赚来的钱支持郑南榕办杂志，支持言论自由。“台独”郑南榕一直以为李敖跟他是一伙的，后来才发现原来李敖是个统派。这就是李敖，他身上有侠义精神，东北人的气魄，和五四之后自由主义的精神。

李敖曾去北京大学演讲，他知道北京的尺度，却照常拿出一本书，“这就是我被国民党查禁的书”，全场掌声雷动。如果后来李敖继续这样的言论，凤凰卫视可能会被迫关门。为了他的好友、知己兼兄弟的刘长乐，他后来在清华大学的言论就没有按照原来的想法，那么激烈。不是向权势低头，而是要考虑好友的生存问题。

北大演讲，他拿出了“台湾禁书第一人”的坚持

侠义、自由主义，这就是李敖的一生。为跟他不同思想的人维护该有的言论自由，他去坐牢；付出一切代价帮老兵说话……

我比不上李敖，我也没有他那么大的勇气得罪那么多人，他是我永远的典范。

他有些缺点我没有，但他的优点我可能连 1% 都没有。

这个社会讨论李敖，注意的是他的机智和搞笑，还有他的特别和才华。其实，要找到一个像他这样有勇气、有骨气、不肯向权势妥协、不肯媚俗，又才华洋溢、知识渊博、又认真做学问的人，真的很难，没有第二个了。

他的离开，也是与一个时代的告别

很多年前，我写文章说，这个社会是不是要等到有一天，

李敖离开的时候才会开始怀念他

，等到当你发现再也没有第二个李敖的时候，你才会知道他的价值。确实，这个时代，大多数人似乎就是如此。

有一小部分文人好像觉得自己是了解李敖的，其实他们不了解，因为他们看不到自己。

苟且偷生的人很难理解赴汤蹈火的人，

包括他的心灵，他的思想，和他真正的人生观。

李大哥，你不相信有来生，你也不愿意跟大家说再见，我不知道说什么，我只能说：失去了你，我们都非常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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