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一生轻易不发火为何老部长最怕他周恩来生于1898年3月5日。今年是周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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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生于1898年3月5日。今年是周恩来诞辰120周年，各家媒体陆陆续续推出许多纪念周总理的文章。今天想推荐一篇不太一样的文章给大家，你有没有想过周恩来总理也会发火？

周恩来温文尔雅，轻易不发火。但是，如果你问问那些老部长他们最“怕”谁，他们准会告诉你，最“怕”周恩来。谁想在工作中打马虎眼，糊弄下周总理？试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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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老部长们最“怕”周恩来

一些老部长回忆说：“我们这些部长最怕跟总理汇报工作了，他记忆力惊人，我们拿着材料念都不如他脑子记得准。”

有一次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会议，到会者来自几十个部委、百十号人。一位部长念着稿子汇报工作，稿子可能不是他本人写的，加上紧张，念得磕磕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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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听，周恩来的眉头皱得越紧，当这位部长念到一个指标数字时，周恩来打断他：“不对！看清了再念！”那位部长脸马上红了，又念了一遍。周恩来毫不容情地又说了一句：“不对！”接着，他没翻任何材料，就说出了准确的数字。

全场震惊了，响起了一阵翻纸的哗哗声。那位部长把稿子翻来覆去地看了一遍，不安地说：“对对，是这个数。这里印得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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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汇报的是一位副部长。这阵势他还是第一次所以还没等开始汇报，就浑身冒汗了。好容易熬过了念稿子，周恩来又开始了提问。他忙前忙后地翻资料回答。还算不错，都答上来了。

但周恩来并没有表扬他，面色仍很严肃地说：“自己的主管的工作，离了材料就说不清，还是不允许的。”说完这话，他又问前面那位部长：“这些文件送国务院时都是盖过章的，说明经你们审阅过，为什么还要念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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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红着脸解释：“这项工作是副部长主持，文件是办公室主任签的字。”周恩来紧跟着问：“那么这里的问题到底是制度不健全还是责任心不强，官僚主义？”部长没有作声。

周恩来接着说：“有制度问题。有些文件质量很差，可也盖了章送到我这里。我批了退回去重写。”他提高了嗓音：“现在我宣布一项明确规定，凡是向党中央国务院送文件，不能只以盖章为准，要有部门负责人、各委办负责人签字才能送。这样，以后我在文件上发现问题，部长签字我找你部长，副部长签字我找你副部长。你签了字，问你情况答不上来，那就是官僚主义，就必须作检讨……”

事后，几位部长大声感慨：“哎呀，总理不得了，记性那么好！记天下大事不说，一个部委办，部长主任都不知道的事，他就能都知道，都记得。”

-2- “我错了，我向总理检讨”

周恩来有个最好的朋友，那就是陈毅。但是如果陈毅做事有不妥之处，他也绝不容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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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周恩来途经开罗，赴阿尔及尔参加亚非会议。飞机抵达开罗前周恩来接到电报，阿尔及尔发生了军事政变。当时对政变的背景及发展形势都不清楚。趁飞机在开罗机场加油时，周恩来通过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情况，并建议改变原来的计划。

当时任外交部部长的陈毅打前站，已经先期到达阿尔及尔。还有许多亚非国家的代表也到达了阿尔及尔。面对这样的政局，他们都很焦急，纷纷来找陈毅，了解中国对是否继续召开这次会议的态度。陈毅是个炮筒子，见到朋友们着急，他的头脑就发热了。他连想都没多想，就掷地有声地放了炮：“这次亚非会议必须开。而且一定要开好！”

结果，由于各种原因，会议无法举行。代表们纷纷回国。本来，许多亚非国家对中国很尊重很信任。陈毅的许诺落空，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

周恩来回国后知道了这个情况，气得在屋子里打转，不住地斥责：“胡闹！简直胡闹！”陈毅也自知捅了娄子，一回北京就赶到西花厅，去向周恩来“负荆请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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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陈毅，周恩来扬起浓眉，两眼冒火：“你无组织无纪律！”这句话出口好像还不足以表达愤怒的程度，周恩来背过身去，握住拳头，在桌子上砰、砰、砰地敲了三下，严厉地说：“这是不允许的！”

“我负荆请罪，我一炮没放好……”陈毅诚恳检讨。周恩来却丝毫没被打动：“就这一句完了？”他转过身，近于声色俱厉地逼视着陈毅：“你是中国的外交部长，不请示不报告你就敢在那里擅自放炮表态，都像你这样还了得？谁给你的权力？这是国际影响问题！”

陈毅老老实实地又说了遍：“我错了，我向总理检讨。”周恩来激烈地纠正：“不是向我检讨，要向毛主席，向党中央检讨！”

也许是受到了陈毅那始终如一的诚恳态度的打动，也许是一肚子气已发泄了出来，周恩来的目光和语调都缓和了下来：“外交部不同于其他部门，一言一行都会带来国际影响，一言一行都要慎之又慎。我在开罗下了飞机就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请示，你在阿尔及尔就敢不汇报不请示擅自发表意见，革命大半辈子连这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陈毅心服口服地低着头说：“我向毛主席、党中央作检讨。”

陈毅走后，一位秘书向周恩来提意见：“总理，你是不是批老总批得太重了？”周恩来看了看他，严肃地说：“他们都是各路诸侯。在这里我不严厉批评他，回去他的诸侯国谁还敢批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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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总理有事，叫你们都回去。”

20世纪50年代。有一回周恩来送西哈努克离京，前往送行的还有一些将军。三点开始，将军们想去看球，都有点心神不宁。西哈努克进了机舱，门还没关上，将军们就往机场出口赶。

周恩来本是满面春风地站在那儿，等飞机起飞。突然发现了将军们的举动，他勃然大怒，吩咐卫士：“你跑步去，告诉机场门口，一个也不许放走，谁也不准离开，都给我叫回来。”

卫士赶到门口，通知将军们：“总理有事，叫你们都回去。”将军们虽有些遗憾，但想到总理有事，也就都说说笑笑地回来了，他们站在周恩来身后。

周恩来呢，始终笔直地站在那儿。目送飞机起飞，飞机绕空一周，然后逐渐远去。接着，周恩来向前来送行的外国使节告别。外国使节都离开了，将军们仍在说笑。

这时，一声喝问打断了将军们轻松的情绪：“你们学过步兵条例没有？”将军们这才发现周恩来脸色不对，立刻屏声静息，按规范立正站好。

只听周恩来严厉地问：“步兵条例里哪一条规定，总理没有走，你们就可以走了？你们当将军能这样？在部队里，首长没有走，下边全走了，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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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上静悄悄的，没人吭声。只听周恩来放慢速度，一板一眼地说：“客人还没走，机场已经没人了，人家会怎么想？你们是不是不懂外交礼仪？那好，我来给你们上课。按外交礼仪，主人不但要送外宾登机，还要静候飞机起飞，起飞后也不能离开，因为飞机还要在机场上空绕圈，要带动机翼……”

周恩来足足讲了15分钟，才抬起手腕看一下表缓缓地说：“我知道你们是着急想看足球赛，我叫住你们，给你们讲这些你们早就知道的道理。我讲15分钟，为什么？就是要让你们少看点球赛，才能印象深些。好了，现在咱们一起去吧，还能看半场球。”

周恩来就这样“教训”了将军们，这件事给将军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再也没有失礼的事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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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7月6号，在与病魔进行顽强斗争后，朱德总司令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从住院到去世，只有短短的10天。就在朱德去世前的一个月，他仍然坚持工作，接见了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

朱德消息传出后，这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赶快将这个消息丧事上报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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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图为毛主席晚年的住所，这时的毛主席也步入了生命倒计时，此时在中南海的寓所里，毛主席刚刚被抢救过来，在听完华国锋的汇报后，毛主席用微弱、低哑的声音问：“朱老总得的是什么病？怎么这么快就……”。在沉默了很久后，毛主席说一定要妥善料理朱德的丧事。

朱总司令的追悼会庄严肃穆，很多党和国家领导都参加了葬礼。

听到朱德去世的消息，人民群众悲痛不已，在追悼会外排起了长长的怀念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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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和朱德一生肝胆照相，互为知己，无论在哪个时期，朱德始终都是毛主席最坚定的支持者，毛主席和朱德一文一武，从井冈山一路打进北京城，他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朱德被誉为“中国红军之父”、“本世纪最伟大的名族领袖之一”他经历了旧明主主义革命、新明珠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几个历史时期，经历过许多磨难和险境，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毛主席称赞他是“人民的光荣”这是党对朱德的最高评价，也是人民对朱德的最高评价。XLW

朱德，新中国十大元帅之首，天下无人不知。后来又有人说：这个总司令是个空的。

“文化大革命”中，朱德上天安门，休息室内的军队领导干部见朱老总进来，纷纷起立。一位红极一时的造反派学生首领稳坐不动，说：什么总司令？给他起立！

什么总司令？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们有这个疑问。尤其对包括我们这些人在内的很多后辈来说，除了井冈山的那根“朱德扁担”，对总司令便知之不多，更何况当年那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

当年的造反派，现在也白发苍苍了。那位见总司令不起立的人白发苍苍了也许还不知道，1928年4月朱、毛在井冈山会师时，心情兴奋的毛泽东特意换下穿惯的长布衫，找人连夜赶做灰布军装，只为能够穿戴整整齐齐，会见大名鼎鼎的朱德。

肖克将军回忆井冈山斗争时说，朱德在部队中有很高的威信，部队对朱德带点神秘式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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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很高的威信”和“带点神秘式的信仰”，印证着总司令的地位。它不仅来源于中央军委一纸简单的任命，也不仅来源于红军将士在军纪约束下的服从。共产党人在最为困难的时刻，在被追杀、被通缉、被“围剿”环境中锻造出来的坚定性，是那些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人能吃多少碗干饭的人永远感悟不出来的。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是总司令威望和地位的起点。

但南昌起义部队对朱德的认识，同样经历了一个不短的过程。

不论是起义之前还是起义进行中，组织指挥起义的核心领导成员中都没有朱德。起义的当天晚上，前敌委员会分派给朱德的任务，是用宴请、打牌和闲谈的方式，拖住滇军的两个团长，保证起义顺利进行。陈毅后来回忆说，朱德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

朱德在起义中没有基本部队。起义军主力十一军辖八个团，由叶挺指挥。二十军辖六个团，是贺龙部队。朱德率领参加起义的，只有军官教育团三个连和南昌公安局两个保安队，五百人不到，只能算一个营。所以南昌起义计划中分配给朱德的任务，只是“加强在敌军中的工作，了解南昌敌军动态”。

起义后另成立第九军，朱德被任命为副军长。第九军当时就是个空架子，没有军长，也没有战斗部队，原是想争取部分滇军加入到这支队伍中来，但未获结果。

起义部队南下，当时滇军遍布江西。为利用旧谊使滇军让路，朱德又负责起先遣任务。他后来回忆说：“我自南昌出发，就走在前头，做政治工作，宣传工作，找寻粮食，……和我在一起的有澎湃、恽代英、郭沫若，我们只带了两连人，有一些学生，一路宣传一路走，又是政治队，又是先遣支队，又是粮秣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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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率领的不是战斗队。周恩来后来谈朱德在南昌起义中的作用，称他“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南昌起义之时和起义后一段时间内，朱德的作用确实有限。

朱德真正发挥作用，是在这支部队面临失败结局的时候。

1927年9月初，南昌起义军在三河坝兵分两路。主力部队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领直奔潮汕；朱德率领部分兵力留守当地，阻敌抄袭起义军主力的后路。

这就是著名的“三河坝分兵”。

朱德率领的这“部分兵力”，是十一军二十五师和九军教育团，共计四千余人。三天三夜的阻击伤亡很大，撤出三河坝时剩两千多人。本想去寻找主力，路遇溃败下来的二十军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率领的二百余人，方知起义军主力已在潮汕地区失败，起义诸领导人都已经分散隐蔽分头撤离了。

局面困难且严峻。在三河坝完成阻击任务时，真正是朱德带出来的九军人员已经没有几个人了。基本力量是周士第任师长的二十五师，还有周邦采带回来的部分二十四师人员。这支孤军与上级的联系全部中断，四面又都是敌人，自己也损兵过半，思想上组织上都相当混乱。

到底怎么办，只能由临时负责的朱德做出决断。

朱德就是在这个非常时刻，面对这支并非十分信服自己的队伍，表现出了坚强的领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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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量下一步行动方针的会议上，少数同志觉得主力都在潮汕散掉了，三河坝这点力量也难以保存，提出散伙。朱德坚决反对解散队伍。他提出隐蔽北上，穿山西进，去湘南。

这真是一个异常严峻的时刻。没有基本队伍、说话没人听、不过把他作为一个老同志尊重的朱德，接过了这个很多人已不抱希望的摊子。他通过异乎寻常的执着和坚定，为这支困境和混乱中的队伍指明了出路。

茫然四顾的人们，听从了他的话。

10月16日，队伍走到福建武平，还有2500人；17日击退追敌，便剩下1500多人了。到达闽赣边界的石经岭附近的隘口，朱德亲率几个警卫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缘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侧后发起进攻。粟裕回忆说：“当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通过由朱德亲自杀开的这条血路时，只见他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正指挥后续部队通过隘口。”

但局面不会因一两场战斗而改变。情况仍在继续下滑，谷底在赣南安远的天心圩。

当时已近冬天，官兵仍然穿着单衣，有的甚至还穿着南昌起义时的短裤，打着赤脚，连草鞋都没有。虽然摆脱了追敌，部队却常常受到地主武装和土匪的袭击，不得不经常在山谷的小道上穿行，在山林中宿营。同上级党委的联系没有恢复，饥寒交迫，疾病流行。

无处筹措粮食，官兵常常饿肚子。缺乏医疗设备和药品，伤病员得不到治疗。部队的枪支弹药无法补充，人也很疲乏，战斗力越来越弱。杨至诚上将后来回忆当时那支队伍的情况时说：“每个人都考虑着同样的问题：现在部队失败了，到处都是敌人，我们这一支孤军，一无给养，二无援兵，应当怎样办？该走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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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江西安远的天心圩，从师、团级主官开始，各级干部纷纷离队。一些高级领导干部，有的先辞后别，有的不辞而别。1927年12月22日，七十五团团长张启图在上海向中央写了一份《关于七十五团在南昌暴动中斗争经过报告》，描述部队到达天心圩的状况时说：“师长、团长均皆逃走，各营、连长亦多离开。”

南昌起义军在部队中除各级军事主官外，军、师两级设有党代表，团、营、连三级设有政治指导员。这一健全的军政领导体制到1927年10月底在江西安远天心圩最后崩溃。师以上军事领导干部走得只剩下朱德一人，政工领导干部则走得一个不剩。团级军事干部只剩下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政工干部只剩下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陈毅。

团以上干部全部加起来，仅剩朱德、王尔琢、陈毅三人。

领导干部如此，下面更难控制。营长、连长们结着伙走，还有的把自己的部队拉走，带一个排、一个连公开离队。剩下来的便要求分散活动。林彪带着几个黄埔四期毕业的连长找陈毅，说：现在部队不行了，一碰就垮。

与其等部队垮了当俘虏，不如现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后来人们把这段话作为林彪在关键时刻对革命动摇、想当逃兵的证据，那是言之过重了。在当时那种局面下，地位比林彪高且不打招呼就脱离队伍的人比比皆是。很多走掉的人都如林彪所想，不是去上海便是去香港“另外去搞”的。若说都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也许太重，但起码对这支形将溃散的武装能有多大作为不抱信心。

部队面临顷刻瓦解、一哄而散之势。南昌起义留下的这点火种，有立即熄灭的可能。

关键时刻，站出来的是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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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心圩军人大会上，朱德沉着镇定地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

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1917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

队伍中没有几个人知道1905年的俄国革命。不知道也没有关系。人们从朱德那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中，人们真切感受到了他心中对革命那股不可抑制的激情与信心。

朱德胸中的信心与激情像火焰一般传播给了剩下来的官兵。

西方领导科学认为领导力的形成依赖三大要素，一曰恐惧，二曰利益，三曰信仰。恐惧迫使人们服从，利益引导人们服从，信仰则产生发自内心的服从。1927年10月底，在中国江西省安远的天心圩，朱德这个最初“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的指挥者，在关键时刻向即将崩溃的队伍树立起高山一样的信仰。

通过信仰认识利益，再通过信仰和利益驱散恐惧，真正的领导力和领导威望，在严重的危机中凤凰涅一般诞生。

陈毅后来说，朱德讲了两条政治纲领：一是共产主义必然胜利，二是革命必须自愿。这两条纲领成为后来革命军队政治宣传工作的基础。

朱德讲话之后，陈毅也上去讲了话。他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仅经得起胜利的考验，能做胜利时的英雄；也经得起失败的考验，能做失败时的英雄！陈毅当时去上海、去北京、去四川都有很好的出路，但他哪儿都不去，坚决留在队伍里，实行自己“只要拿武装我就干”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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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一期毕业的王尔琢则蓄起胡须，向大家发誓：革命不成功，坚决不剃须！

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从1927年4月中旬的海陆丰农民起义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发动了八十余次武装起义。历次起义，包括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南昌起义都失败了。但因为保留下来了革命火种，它们又没有失败。

保留火种的工作，首推朱德。在最困难、最无望因而也最容易动摇的时刻表现出磐石一般的革命坚定性，使朱德成为这支部队无可争议的领袖。陈毅、王尔琢成为他的主要助手。

部队被改编为一个纵队，朱德任纵队司令员，陈毅任纵队政治指导员，王尔琢任纵队参谋长。下编一个士兵支队，辖三个步兵大队；还有一个特务大队。剩下一门82迫击炮，两挺手提机关枪，两挺重机枪，合编为一个机炮大队。多余下来的军官编成一个教导队，直属纵队部，共计800人。

两万多人的南昌起义队伍，最后真正保存下来的，就是这点家底。

这点家底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基础，战斗力的核心。

南昌起义的火种，从此再也没有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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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9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名列十大元帅之首的朱德、十大元帅之三的林彪、十大元帅之六的陈毅，名列十大将之首的粟裕，1927年10月都站在天心圩八百人的队伍里面。《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评价说，这支队伍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能够保存下来，朱德、陈毅“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参加井冈山早期斗争的谭震林解放后曾说过，留在三河坝的那部分力量假如不能保存下来，上了井冈山，而井冈山只有秋收暴动那一点力量，很难存在下去。

谭震林1927年秋就在井冈山任中共茶陵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他这番话，无疑是对南昌起义的最高评价，对保存这部分力量而不溃散的朱德、陈毅等人的最高评价。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陈毅说：“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什么叫力挽狂澜？这就叫力挽狂澜。我们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并不排除在某些关键时刻，领导者的决心与意志是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

也许在当时的情况下，天心圩留下来的那支八百人的队伍中，没有几个人能想象到共产党人22年后能够夺取全国政权。但每一个自愿留下来的人，内心深处都从朱德、陈毅、王尔琢身上感受到了共产主义一定胜利的信念。

历史中确实有很多东西难以预测。

1927年10月底，南昌起义诸领导者纷纷分散撤退的时候，很难有人想到留在三河坝的朱德，最后与毛泽东一道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起义部队的主力都溃散了，更难想到留在三河坝殿后的“部分兵力”，最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中流砥柱。又正因为历史难以预测，所以才充满机遇。面对难以预测的历史和难以把握的机遇，起关键作用的，仍然是人的素质与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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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的素质与信念，最终汇聚成历史的自觉。

历史是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给予个人的机会极其有限。

朱德从南昌起义队伍的边缘走到了“朱毛红军”的核心，最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没有义无反顾投身革命、舍生忘死追求真理的精神世界，也无法获得这样深刻和敏锐的历史自觉。一句名言说：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关键时刻只有几步。个人如此，集团、国家同样如此。能够在关键时刻帮助领导者做出关键判断采取关键行动的那种发自内心召唤的历史自觉，不但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必备条件，更为见风使舵者、见利忘义者、投机取巧者永远无法获的。

周恩来一生轻易不发火 为何老部长最怕他

周恩来一生轻易不发火为何老部长最怕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