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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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开始：

周小川的认知与思维方法已经深埋在这个转规国家金融发展的脉络之中，并将在未来很多年中依然发挥重要作用...

“只有从历史和宏观的角度，才能更系统客观的把握今天中国的金融改革”。--周小川

由曦

不出意料的话，本次全国人大会议之后，周小川将结束他漫长的央行行长任期。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任期最长的一位货币当局负责人，在16年任期中，周小川在中国金融发展改革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2018年3月9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采访人员会上，

周小川

回答了香港《南华早报》采访人员的提问，在被问到“漫长的行长生涯中有什么特别难忘或者特别遗憾的事情”时，周小川提到了“金融的改革开放”这几个字。

“我觉得有幸跟大家一起在金融改革开放方面做工作，向前推进，很有幸的一件事”，周小川说。

的确，周小川的整个公职生涯，就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他深度参与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个进程，又主导了本世纪前十几年的金融改革。

历史愈久远越清晰。任何关于周小川的评价，不妨交给未来。然而，他即将退休的这个时点，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回味他价值观和思维体系的机会，这种梳理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周小川的这些认知与思维方法已经深埋在这个转规国家金融发展的脉络之中，并将在未来很多年中依然发挥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说，读懂周小川，也就读懂了中国金融改革的逻辑。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周小川主导推动的一系列关键的金融体制改革：国有银行股改上市、利率汇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等等，都有他的精心谋划和细致推动。

“周小川是一个结构主义者”，一位曾在央行长期工作过的人士指出，他的经历让他很清楚，要想把中国经济的总量搞上去并不难，关键是要推动质量的提升。

这和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中国经济已经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化的判断十分吻合。在3月9日的采访人员会上，周小川说，“所谓过去数量型增长的旧常态，就是有很多事情也是靠资金堆积，资金投放比较大，所以就能够刺激经济增长。这种方式的转变也表明未来经济的增长依靠数量堆积会减少”。

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中，价格改革是重中之重。在周小川的眼中，结构改革很大程度上就是价格改革。2016年3月，在全国政协的一次会议上，周小川谈了他对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思考，篇幅不长，但信息量大：“我个人最早进入经济学是从搞数学模型出发的”，周小川先介绍了自己的背景，紧接着说，从他接触的各类数学模型来看，最终的结构性问题和价格问题是出于原始对偶关系。因此，“供给侧结构改革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消除价格扭曲”。

甚至，周的大部分经济金融改革的思路，都可以简略概括成“结构调整=价格调整”这个恒等式。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在中国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价格改革是非常重要的维度，从实物价格的市场化到要素价格的市场化，这条路走了将近40年，周小川在任期内，不遗余力推进金融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不断为利率、汇率的市场化改革鼓与呼，而金融要素价格的改革也是中国整体价格价格改革的“最后一公里”。

“把价格搞对头”是他长时间关注的目标。1989年，《经济社会体制体制比较》杂志刊登了一篇印尼总统经济顾问阿里·瓦尔德哈那的文章，这是阿里·瓦尔德哈那在第24届东南亚中央银行行长联席会议上的演讲稿，文章介绍了当时印尼经济改革的经验，提到了印尼经济结构调整的三个基本内容，分别是“把价格搞对头；让市场起作用；改革政府机构”，这些建议在当时和今天都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这篇29年前文章的译者就是周小川。

而在更早的1981年，周小川在《管理现代化》杂志上发表了题《试用仿真模型探讨社会经济长远规划中的一些问题》，与当时传统经济定性分析不同的是，周初步构建了一个用于经济长远规划的模型，希望藉此为经济规划提供参考方法和意见。

提出假设，建立模型、再去论证检验，是典型的科学研究的方法。在30多年前，周小川就将这种方法论广泛的用在了工作当中。用现在时髦的说法，他是在用理工科的思维来求解复杂的经济问题，而中国经济金融改革就是他要解方程。

周小川博士毕业于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系统工程专业，所读的系统工程专业鼻祖是钱学森。据周小川回忆，钱学森那时候鼓励他们用系统工程的方法去搞经济研究，因为钱学森认为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系有很多低效的环节，可能需要有动大手术的改革，系统工程的人的思路就是强调最优化，如果计划经济当时的做法不能实现优化，就要考虑通过改革转移到什么样的别的系统来加以实现。

终其一生，周小川都在为中国的经济金融改革求解。比如，在1991年1月15日发表的《改革》杂志上，周小川讨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在立论之前，他开门见山提出了三个假设；再比如，在2005年第1期《金融研究》上，周小川提出了“与适时、适度进行金融调控有关的三个数学模”型，分别是，“一二阶常微分方程”、“贝叶斯决策”和“博弈论”。这位央行行长在公开的演讲中，经常会提到一些观众听不懂的数学模型。

使用科学研究方法的背后是对经济规律的尊重。在一篇1990年刊登于《改革》杂志的文章《经济工作要充分认识并尊重客观规律》中，周小川写道，“几十年来经济工作、经济政策制定方面所出现的种种失误，我认为可以简单概括为一条根本原因，即未能充分地研究、认知和尊重客观规律”。

认识规律、践行规律，是周小川职业生涯的主线。很多时候，正是把规律搞清楚了，推进改革的时候才有更多的信心和笃定。在近两年推进汇率改革和资本项目开始时，国内反对的声音一直很大，出现了“条件论”、“顺序论”等观点。对此，周小川并没有直接进行反驳，而是从这派观点立论的“不可能三角”理论入手，揭示了这个理论存在条件的变化，三角形的三个角点的政策定义及其功效模糊化了，由“一点”变成“一片”了，原来的理论也就需要根据新的形势作出调整。

正是因为其对理论的强调，外界更多的将周小川看成是学者型官员，但往往忽视周小川也具有完整的体制内经验。他的职业生涯贯穿中国整个改革开放，曾先后供职过机械科学院北京自动化研究所、国家体改委、中国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建设银行、证监会、央行多个部门。这种阅历和学养，让他既明了改革的远景目标，也知道如何利用国内外形势，将改革具体的推进下去。

如今，周小川即将退休，但是他所参与推进并主导的金融改革，仍将在未来很多年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