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税起征点上调，“红包”有多大? 个税起征点上调板上钉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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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税起征点上调板上钉钉，这可谓是两会发给全国人民实实在在的“红包”。“红包”有多大?这是下一个焦点。

两会期间，有代表委员建议把个税起征点提高到7000，有人建议提高到10000。7000元翻了一番，似乎“异想天开”，10000就更有点天方夜谭了。可你若回溯个税起征点上调的历史就会发现，在相当长的时期，工薪族是和个税不沾边的，那时候的800元是难以想象的高收入。只是在2001年中国人均GDP才达到1000美元，工薪收入才进入到了快速增长的通道。在2006年2011年的5年间，国家曾连续3次上调了个税起征点，从800到1600到2500再到3500元，5年就涨了3倍多。这个意义上，距离2011年又过去了7年，涨一倍都保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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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董明珠建议将个税起征点提高至1万元

2010年，也就是调整个税之前的一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201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396元，涨了90%，这应该是免征额和税率调整最直接的基础。按财政专家的说法，免征额的基本原则是体现普惠，要覆盖生活成本，并留有余地。那么，这七年间以CPI为口径的物价显然就没有这么高，按国家统计局数据，2010年至2016年CPI涨幅不超过25%。若个税起征点完全按物价指数去计算，涨个900元，那可真让人哑口无言了。作为消费者，无论是一线二线还是四五线，谁没有房价翻了一番或两番的直观感受。

其实无论按收入还是按物价，3500元的起征点都难找出科学依据。2016年我国个税收入首次突破万亿大关。可全国交个税人数只有2800万人，占全国总人数的2%。这2%的人算得上是凤毛麟角的高收入了吧，再加上他们的家人也不会超过4%吧。全国人民难道只有这样一小部分人衣食无忧了?我们正在迈步进入小康社会，绝大多数人都应该小康了吧，绝大多数人的收入都应该完全覆盖了生活成本并有一定的富裕了吧?可事实上绝大多数的人是不缴纳个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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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亿元的个税中，2016年，上海以1483亿元的个税收入位居榜首，北京以1428亿元紧随其后，两个城市占了全国近30%，四大一线城市总量占全国的比重达到四成左右。可以说，正是城市里的上班族们贡献了全国绝大部分个税。如果个税起征点的依据是居民的生活成本，则首先是北上广深工薪阶层的生活成本。

月薪万元在北上广深能活成什么样?如果你有了自住房，没有子女教育问题，这里的生活压力相对小，毕竟这里是物流辐辏之地，各色商品或比四五线城市还平价。但没有房子，则只能和室友们合租公寓或者合租一个单间了。动辄七八千的租金把所谓的高收入者迅速打回原形。而根据经济学人智库的《全球城市生活成本》榜单，北上广深都进入了全球60名的行列，上海甚至比肩东京，成为全球最贵的城市之一。如果是这样，拿着人家1/4或1/6收入的我们，是否应该所有的收入都免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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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是所有公民的义务，中国的税收问题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但仅以2%人口缴纳个税来推断税收之不平衡是不对的，我们税收的大头在流转税上，市场上购买任何产品都缴纳了比例相当高的流转税。而富人收入中最大的部分如投资收益、遗产所得是不交税的。这就背离了税收用来调节居民收入，二次分配财富的税务公平原则。故而，税改的大方向是应该把越来越多的居民引导入个人所得税的体系中，按照居民的直接收入缴税，同时再降低流转税的比例，同时开征资本所得税和遗产税等税种。惟其如此富人才可能缴纳更多的税收，普通人税负比例才能下降。

2%的缴税比例说明个人所得税已经演化为典型的工薪税，并且是北上广深专属的工薪税。最高档45%的税率在发达国家也是最高档了。过高税率排斥了海外人才的回归，降低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放在全球人才争夺、创新竞争的大环境下，多收上来的那点税是得不偿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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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的困境折射出的是整个税收体系路径依赖，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困境。惟愿起征点上调、税率下调是个开端，整个税收体系今后会逐步调整。特朗普减税后，全球制造业“基础设施”战争已经打响，减税调结构才是应对之道。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