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为什么在中国养育小孩是极其痛苦的事 2017年中国人均GDP达到5.9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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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国人均GDP达到5.95万元，约合9000美元，在全球排在大约第70位左右，但得益于庞大的人口规模，中国经济总量已经坐二望一。

虽然早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但因为1960年代中期的生育高峰导致了1980年代末期至1990年代初期的生育反弹，中国出生人口的萎缩是台阶性的。

上一次出生人口的雪崩发生在1990年代，而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第二年的2017年，出生人口不升反降将开启下一次雪崩。但在这两次雪崩之间，出生人口则相对稳定。

尽管出生人口在未来十年将经历又一次雪崩，但生育状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至少有二十年的滞后。再加上教育水平不断提升，城市化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可以预料中国经济在未来一二十年还是会相对高速增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没有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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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发展不仅表现于量的稳步增长，也表现于质的快速提升。在经济总量不断扩张的同时，技术水平也在突飞猛进。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中国不仅在低端和中端，也在越来越多的高端领域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在互联网应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更是处于第一梯队。

尽管中国的科技水平总体上落后于美国，但得益于庞大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口规模，中国的发明专利申请量已连续七年居全球第一，创新创业活动极其活跃。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普通民众的生活质量也在大幅改善。2017年中国零售总额有望超过美国而居全球首位，正是这一转变的最好注脚。可以说，中国处于两百年来的盛世。

但这个盛世能够持续多久呢？由于长期处于低生育水平，中国在未来20年内将成为老龄化和养老负担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且会不断恶化。年轻人口的不断萎缩将严重拖累国家财政和经济活力，而之后人口总量的雪崩将有可能导致整体国力的坍塌。

中国超低生育率的重要原因是养育小孩的痛苦指数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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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先表现于高昂的养育成本。除了孩子的衣食住行之外，具有中国特色的应试教育迫使家长不得不花钱上各种课外培训。在一个典型的中产家庭，养育一个孩子的平均每年的花费月3万元，从出生到18岁就需要5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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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种昂贵的养育模式与少子化形成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也就是说，生育率越低，家庭平均孩子越少，每个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越高，这样一般家庭越不敢多生孩子，反过来又导致更低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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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家庭普遍生育两三个孩子，每个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就不会这么高，“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也许就不会成为常态，想多生的夫妻也许就不会望而却步。

在中国养育孩子，除了需要承担高昂的直接经济成本，还面临越来严重的看护困难。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的托儿所奇缺。所以，如果夫妻双方在小孩两三岁前都必须参与工作，通常摆在他们面前的选项只有两个：

一是长时间雇佣保姆，二是由家中老人来帮助看护。可是年事已高的老人们，现在已经越来越不愿意或者说没精力来帮着带孩子，尤其是二孩更难获得来自祖辈的帮手。所以很多父母在自己坚持工作的情况下，就只能雇保姆或月嫂。可近几年，月嫂工资薪资猛涨，与香港的菲佣薪资相差无几。

对很多年轻夫妇来说，大城市高企的房价更是难以承受之重。2017年，北上深平均房价突破6万元，厦门、广州跟随其后，均价达到3万元，而三亚、杭州、南京、福州、天津则突破2万元。房价如此之高并非因为土地不足，更非建筑成本高昂，而实际上是城市化模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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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模式下，政府高价拍卖土地获取巨额收入来支持城市发展，这相当于让新增购房者通过支付高额房价一次性承担城市建设和管理的负担。这种模式在城市化初期非常有利于资源快速聚集，但不可持续。特别是，新增购买者往往是年轻人或外来者，而高房价恰恰在抑制城市中这些最有活力的新生力量。

如果算上二孩所需要的额外的住房面积和看护成本，在一二线城市生育二孩的直接成本就超过百万，堪比发达国家抚养一个小孩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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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国一二线城市的白领工资还不到发达国家的1/3。

可以说，在中国养育小孩的痛苦指数可能是全世界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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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中国大城市的生育率处于世界上最低水平的重要原因。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生育率不到0.8，处于全球最低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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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发布的《北京社会心态蓝皮书：北京社会心态分析报告（2016-2017）》显示，北京居民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差距较大，虽然58.6%的北京居民理想子女数为两个，但仅有10.8%的北京居民实际生育两个孩子。虽有意愿但决定不生二孩的原因是经济压力大、教育和医疗缺乏保障。

高昂的养育成本严重抑制了生育意愿在次背景下，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第二年，出生人口比上一年减少了63万人，远远低于卫计委和大多数人口专家的预期。2017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58.52%，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普遍在80%以上。

随着中国城市化率的进一步提高，生育率仍将进一步下降。况且，由于生育旺盛期女性面临锐减，出生人口在未来十年将会断崖式减少。现在生育一孩的主力是90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新生儿在1990年代快速减少，从1990年的2800万直线下降到1999年的不足1500万。从2015年开始，22-31岁女性在十年内将减少超过40%。

因此，现在开始的出生人口萎缩实际上在1990年代就已经确定了。这个萎缩可以从近年新婚人数每年减少7%-8%上得到佐证。而2017年，15-49岁育龄女性人数比2016年减少400万人，其中22-31岁女性减少600多万。

从全球来看，中国未来的人口萎缩触目惊心。中国人口占世界比例在1820年、1900年、1950年、1980年分别为36.6%、25.6%、21.8%、22.1%，整体上在大幅下降，虽然目前还有18.5%，但目前每年新生儿仅占世界12%。到2050年前后，中国届时每年出生的800万人将只占世界的5%。

在强劲的低生育率惯性下，中国要将生育率提升到世界平均水平，可能再需要两三代人时间。等到生育率最终稳定下来，中国每年新生儿占世界的比例，乃至中国人口占世界的比例可能跌破3%。如图1，即使现在完全放开但不鼓励生育，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也将急剧萎缩，到本世纪末，中国的份量将一落千丈，中华文明将可能衰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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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中华文明含中国大陆和港澳台，1950年前数据来自《中国人口史》（1988），之后来自2010年人口普查的推算，假设立即全面放开但不鼓励生育。其他国家1950年前来自Maddison（2008），之后为联合国人口署中方案预测。

要逆转这种人口颓势，需要全面放开并大力鼓励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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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几乎所有的低生育率国家都普遍实行鼓励生育的措施，具体措施包括发放经济补助和提供育儿便利。对生育家庭的经济补助往往是累进制，特别是奖励第三个及以上的孩子。

比如：法国孩子出生首先可获928欧元奖金，0～3岁每月有185欧元补助，3～20岁每月有65～231欧元补助，每月还可获得169欧元的额外补助。德国孩子从出生到年满18周岁，或19～25岁未正式工作或在读，可申领儿童金补贴，金额随通货膨胀调整，目前每个家庭的前两个孩子每人每月可获184欧元，第三个孩子每月获190欧元，第四个孩子起每人每月获215欧元。

我们认为可以立刻实施的是个人所得税减免和现金补贴并重的政策，对高收入家庭通过孩子人头抵税的方式减免个人所得税，对收入较低者则直接发放现金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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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升生育率并整体降低财政压力，可以在二孩政策实施的当下仅对第二个孩子实行抵税或者补贴，等到全面放开之后再对第三乃至更多孩子实行。

对六岁以前的孩子，我们建议政府以这些方式转移给家庭的支付大约以每个孩子每年平均1万元左右为标准，而孩子抵税所减免的金额以每个孩子累计到10万元封顶，切实减轻养育家庭的负担。这些鼓励生育的措施建议比起其他国家鼓励生育的力度要保守不少，以后可以根据情况逐步加强。另外，还要加大教育资源的投入，尤其是用于托儿所的建设。还要放开城市的土地供应的限制，从而缓解一二线城市房价的上升趋势。

总之，中产家庭都生不起两个小孩的“盛世”是不可能持续的，如果中国在未来几年不能出台有效的鼓励生育的政策，避免出生人口的雪崩，那么中国经济在二三十年后很可能步入萎靡甚至停滞的状态，并有可能最终陷入持续性的萎缩之中，届时，投资意愿低迷，基础设施老化、经济活力大幅下降，规模优势将逐步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