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究竟是谁引发的唐代社会由治转乱开始衰弱的明显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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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社会由治转乱开始衰弱的明显标志，无疑是“安史之乱”。那么“安史之乱”究竟是谁引发的呢？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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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人君德消。

开元24年冬，唐玄宗自东都回到西京，从此“不复东幸”。李林甫曾说“知上厌巡幸”。玄宗自此便开始“怠于政事”，这位刚刚经过数年“家事”烦恼的天子，这时已寻得精神上的寄托，终日沉湎于新的欢乐之中，整日与太真“娘子”如胶似漆，根本不会有太多的心思放在勤政上。

荒怠政事，思慕长生，随之而来的绝对不会是厉行节俭，只能崇尚奢靡，也就是所谓的“心荡而易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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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宰相误国。

自开元末年开始，玄宗“渐肆奢欲，怠于政事”，这就给宰相专权造成了可乘之机。先是李林甫“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后是杨国忠勾心斗角，取而代之，以聚敛而“终成其乱”。

杨国忠“终成其乱”一方面是其穷凶极奢，聚敛钱财；另一方面是千方百计欲“以激怒（安）禄山，幸其动摇，内以取信于上”。天宝年间，安禄山恩宠日渐加重，又握有兵权，“（杨）国忠知其跋扈，终不出其下，将图之，屡于上前言其悖逆之状，上不之信”。杨国忠还指使门客前去刺探安禄山“阴事”或“围捕其宅”，或将其安插在京官中的耳目贬官，使得“禄山惶惧，遂举兵以诛国忠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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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下势偏。

开元中期以来，良将精兵都戍守北方，使天下之势偏重。而且，节度使权重。每一节度使领若干州，是这个地区最高军事长官，功名卓著者往往可以入朝为相，所以节度使地位颇重。

时至开元中后期，“天子有吞四夷之志，为边将者十余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则庆，忠诸王，宰相则萧嵩，牛仙客，始遥领矣；盖嘉运，王忠嗣专制数道，始兼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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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安禄山得到宠信，势力膨胀，兼统三镇，封东平郡王。最终，杨国忠多次激怒安禄山，“欲其速反以取信于上”；安禄山则“决意邃反”，以“将兵入朝讨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终于酿成大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