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这部 “婚姻法”居然支持已婚女子偷情，够革命题目中所说的“两个最强盛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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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中所说的“两个最强盛朝代”，一为秦朝，二为唐朝。女人们生活在秦，特别是秦始皇当政之后，只能怨自己命不好。女人被礼教捆绑束缚，并非从宋朝开始，早在秦朝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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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墓壁画上酥胸微露的仕女

秦始皇虽然英明神武，却不幸有个放荡的生母赵姬。他消灭生母的情人嫪毐后，便从礼法上倡导女子守节，鼓励“从一而始”、“夫死不嫁”等封建习俗，希望成为妇女道德的最高信仰。

到了唐朝，剧情反转。妇女的贞节观念淡漠，离婚改嫁和夫死再嫁习以为常，不受贞节观念束缚。究其原因，主要是李唐皇室胡化色彩浓厚，不太注重礼法，加上各民族的大融合，少数民族习俗对礼法形成冲击，使得唐人的男女关系呈现出历史上少有的开放。

唐代妇女开放，不仅是思想观念上，还有法律制度保障。《唐律》明文规定了离婚、改嫁的具体范畴，从法律上对离婚、改嫁予以支持。

《唐律·户婚》对离婚有三种条文规定：

一为协议离婚。指男女双方自愿离异的所谓“和离”；“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

二为仲裁离婚。由夫方提出强制离婚，即所谓“出妻”。大致是指女子“不顾父母、无子、淫、妒、恶疾、哆言、窃盗”。若妻子犯了其中任何一条，夫妻双方即可解除婚姻关系。

三是强制离婚。夫妻凡发现有“义绝”和“违律结婚”者，必须强制离婚。“义绝”包括夫对妻族、妻对夫族的殴杀、奸杀和谋害罪。官府认为一方犯了义绝的，即判定强制离婚，不肯离异还要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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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

另外，对妇女离婚改嫁和夫死再嫁，法律没有约束和限制，这就从法律上为婚姻自由提供了便利。

从史实看来，唐代离婚再嫁比较容易。离婚由夫方提出者为多。女子年老色衰，男子发家致富，都可以成为离婚的理由。女子的地位在唐代虽有提升，但毕竟中国古代还是男权社会，男子在离婚问题上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正如白居易的诗：“人生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

然而由女方提出离婚的事儿也不在少数。笔者查阅《旧唐书·列女传》：李德武的妻子为户部尚书裴矩的女儿，结婚一年，李德武因犯罪流放，裴矩即“奏请德武离婚”。还有唐武宗会昌六年，右庶子吕让提出：“亡兄温女，大和七年嫁右卫兵曹萧敏，生二男。开成三年，敏心病乖件，因而离婚。今敏日愈，却乞与臣侄女配合。”这说的是女子吕敏因为精神有问题而离婚，病好了又要求复婚的，（不过笔者以为这婚还是不复的好，谁知道精神病会不会再发作？）。还有，大书法家颜真卿担任地方官时，杨志坚的妻子请求离婚，颜真卿便判决离婚，准许她再嫁。由此可见，唐代离婚较为自由，既为法律所允许，也不受社会舆论的指责。

在唐代，再嫁也不为失节，唐代妇女不以屡嫁为耻。以唐代公主为例，再嫁、三嫁者很多。统计中唐以前的各位公主，再嫁者就有23位：高祖女4人、太宗女6人、中宗女2人、睿宗女2人、玄宗女8人、肃宗女1人。三嫁者有4人：即高宗、中宗、玄宗、肃宗女各一人。皇家公主尚且如此，民间更不必说。《大唐新语》一书中说，魏元忠的儿子娶郑远的女儿为妻。元忠的儿子被乱兵所害，郑远请求离婚，“今日得离书，明日改醮。”离婚再婚速度这么快，可见在唐代，离婚再嫁和寡妇再嫁是很平常的事。

在这种开放的风气下，唐代的男女关系，也成了历代最为开放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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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妻妾成群

在唐代上层社会的男子，一夫多妻实属平常。不仅皇帝妃嫔如云，成百上千；达官贵族也是广置姬妾；就连与妻子情深意浓的白居易，也写下“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除娶小老婆外之外，唐代嫖娼不犯法，文人墨客、进士新贵风流不自胜，流连于风月场所，所以杜牧有诗“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上层社会男女关系如此，下层也是一样奔放。社会上女子妇人私奔、私通之事，不乏其例。在唐代婚姻中，一夫一妻制不仅对丈夫，而且对妻子的限制也不十分严格，女子常常在“不相禁忌”的情势下，享有与男子相同的婚外偷情的自由。传统戏曲《柳毅传书》，就是从唐代男女的婚姻爱情故事演化而来。

唐代法律有着婚姻自主，恋爱自由的法律精神。《唐律·户婚》中规定：“子女未征得家长同意，已经建立了婚姻关系的，法律予以认可，只有未成年而不从尊长者才算违律。”这条法律，为青年男女自由恋爱开了方便之门，彻底冲破了封建家长制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束缚。唐代的红叶传情，就是这样的爱情故事。

参考资料：

1.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中华书局，1983年

2.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3.萧涤非等：《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