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特朗普减税之后，中国对策应不止于减税理性·建设性中国既要考虑减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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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建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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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既要考虑减税，也不应止于减税。

特朗普税改方案最终落地尚需时日，引起的连锁反应却不可小视。中国是否针对性减税，或者采取何种方式应对“特朗普冲击”？我们以为，就帮助企业减负进而提升竞争力而言，如果一定要拿出应对特朗普减税的中国方案，恐怕也不只是以减税应对减税。中国既要考虑减税，也不应止于减税。

市场预期大幅度减税可以为企业减负，提升美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举目四望，虽然逆全球化声量不小，但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没有改变也没有停止。即使经营活动局限于一国之内，企业要打赢的也是一场“国际战争”。中国经济体量世界第二，但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企业屈指可数。应该说，企业负担重，束缚多，还是不可否认的掣肘因素。正因如此，为企业松绑和减负是本届政府经济方略的主线之一。

中美税收结构不同，简单比拼单项税率高低价值不大。更不用说税外有费，换个角度看，切实为中国企业减负，降费的紧迫性一点也不弱于减税，这也包括五险一金。不过还是要问，中国进一步减税有没有空间？静态地看，很多反对继续减税的辩解不无道理。比如地方财政已经压力山大，再减税吃饭且成问题，遑论保民生促发展。不过动态观察却不尽然。就拿“吃饭”这件事来说，更应该问的恐怕是财政供养规模是否合理，是否也确有一些部门和机构不乏冗员，既有精简必要，也有精简空间？这也是简政放权的必然之问。

我们说中国方案不止于减税，是因为有些领域的症结不在减税而在税制改革。比如说个人所得税，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改方向早已明确，可惜20年来进展不大，如此就陷入了一个怪圈——公众呼吁提高起征点，相关部门说简单提高起征点不公平，但要推动税改似乎又是阻力重重，始终悬而不决。或许现在是到了下决心的时候了。

即使是减税本身，真要落到实处有时候也是“功夫在税外”。如果政府部门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甚至存在寅吃卯粮的情形，减税效应就要打折扣。解决这样的问题固然是要做到“有权不可任性”，但如果甩不脱唯GDP的绩效观，不从根本上改变官员的评价和动力机制，地方仍然惯于铺摊子上规模，就可能存在减税降费的“逆效应”——经济下行压力越大，地方越依赖投资撬动增长；资金缺口越大，财力受限的地方政府就越可能在企业身上想办法，企业负担由此加重。即便这只是个别现象，但缺乏硬约束就不乏效仿者。

当然症结还在于，中国现行18个税种，只有4个是由全国人大立法实施的。当然时间表已经明确，中国要尽力在2022年之前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也就是说，政府收什么税、向谁收、收多少、怎么收,都要通过人大来立法决定。应该说时间并不宽裕，这可能是一个比减税更为艰巨的使命。

中国应当减税，但对策不止于税。更重要的理由是，企业负担轻与重，营商成本高与低，税费只是一部分，有些时候甚至不是决定性因素。我们还要问一问政府效率到底怎样，企业是否不得不与懒政、怠政，不作为和乱作为斗争，是否还有很多没有拆掉的 “玻璃门”、“弹簧门”和“旋转门”，让企业头疼伤脑筋。说到底，企业之间乃至国家之间角力，最终比拼的是创新能力。就此而论，中国对策的核心，还是创造一个鼓励创新宽容失败，更好地保护产权，让创新者自由享有其成果的体制机制，让那些相信市场、敢于冒险和尝试的企业家和他们领导的企业，站在国家竞争的主赛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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