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封君逐步沦为既没有政治权力，经济地位也没有保障的“素封” 春秋战国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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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之际，随着土地国有制度的瓦解和诸侯兼并战争的加剧，诸侯国都先后进行了经济、政治改革，承认土地私有权，改变赋税制度，推行郡县制度，加强中央集权。在这样的背景下，封君已由“授民授疆土”的领主，逐渐变为没有土地所有权，也不能臣其吏民的封君，只是享受虚荣，衣食租税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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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在商鞅变法后，封君的身份性质已不是很严格，庶民有功于君、国，也可以获得封君的称号，彻底否定了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等级身份制度。商鞅将封君爵位纳入二十级爵中，形成了‘“租秩制度”。关东各国虽屡建封君，除收其租税外，能够肯定为世袭的也不多。韩非子说：“吴起教楚悼王以楚国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重。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

秦统一之后，土地私有制在全国范围内合法化了，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领主制度收到了严格的政治批判。以秦始皇、李斯为首的革新派根除领主制度的同时，在极大程度上简化了食封制度。他们主张皇帝子弟、功臣一律不再立为封君，可“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班固评论秦始皇、李斯这番改革说：“秦姗笑三代，荡灭古法，窃自号为皇帝，而子弟为匹夫，内亡骨肉本根之辅，外亡尺土藩翼之卫。”秦始皇改革封君制度固然是一种进步，但班固认为这也恰恰是秦朝覆亡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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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期，食封制度获得了空前发展，但因为其分裂割据的劣根性存在，与中央集权有着严重的矛盾，因而又不断遭到削弱，以至走向没落。两汉对封君的法律限制极为严格。在政治方面，诸侯王、列侯在封国内必须遵照中央法律、法令、制度，不得逾越。没有诏书、虎符，不得擅自发兵；不得越出国界；不得藏匿亡命。汉武帝还制定了“左官律”和“附益阿党法”，严格限制封君的政治活动。汉景帝通过“削藩”，使绝大多数诸侯王国仅领有一郡之地，诸侯王国领郡由42郡减为26郡，而中央直辖的郡由15郡增加至44郡，实现了“强干弱枝”的目的；朝廷“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收回王国的官吏任免权，取消“诸侯皆赋”，仅保留其“食租税”，并且收夺盐铁等利源及其有关租税，使诸侯王已经不再具有同中央对抗的物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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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国之乱后，两汉的封君与富商、地主差不多。早在汉武帝时期，司马迁就算过一笔账：“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庶民、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司马迁称前者为“封君”，后者为“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可以封君比“乐”的“素封”。封君既无土地所有权，又无真正的君国子民之权，只可“衣食租税”，他们的经济地位和生活条件是没有什么保障的。在政治和社会急剧变化之时，其生活变化也极大。就是他们的子孙与皇室的血缘关系疏远之时，由于政治地位的下降，经济地位也日益下降。班固说：“迹汉功臣，亦皆割符世袭，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号，亡以显其魂，赏亦不细矣！百余年间，而袭封者尽，或绝失姓，或乏无主，朽骨孤于墓，苗裔流于道，生为愍隶，死为转屍，以往况今，甚可悲伤。”班固这段伤感性的评述，正反映了食封制度日趋没落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