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神学主义的古代历险之一：一个自己把自己忽悠掉的王朝王莽是中国历史上很有趣的一个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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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是中国历史上很有趣的一个人物，包括他的为人、为政，甚至连篡位方式也是独一无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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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不是军阀，没有在战场上建立过啥惊天动地的丰功伟绩或者拉起一支忠心不二的队伍足以让手下的将领帮他黄袍加身；其次他也不是纯粹的权臣，王家作为外戚虽然已经经营了数代，但王莽本人只是王家的边缘人物，真正进入权力核心也没几年。他唯一依靠的只有自己的人设，而且是一个从儒家标准看近乎完美的圣人级人设：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礼贤下士、廉洁朴素、严于律己、平易近人、全心全意地为汉朝人民服务。如今已经很难搞清王莽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毕竟由于后世的坏名声有关王莽的史料多多少少被“污染”过了，但起码在当时来看，他的或真或假的“表演”确实征服了人心，最后在朝野上下万众拥戴人心所向中登上了帝位。正如白居易的诗中所说：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然而王莽的非暴力篡位，当然不是仅靠卖人设就足够的，其背后的原因与西汉后期制度的僵化以及儒学宗教化后的政治迷信大肆传播息息相关。这一切要从汉元帝说起，当年汉宣帝对自己的儿子曾有一个评价：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宣帝）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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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最早尊奉的是黄老哲学，从汉武帝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以汉武帝好大喜功的个性，当然不可能完全依循儒家之道，直到昭宣时期，也依然是“霸王道杂之”，但自汉元帝开始，儒家在官家在民间在学界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且还不是原始儒家，而是董仲舒经过神学化改造的今文学说公羊家那一套。无论是帝王的诏诰还是大臣的奏疏，莫不引经据典，无一不有出处；而各级官员都把春秋决狱三百篇当作了红宝书，所谓：

“以禹贡治河,以春秋决狱,以三百篇当谏书”

而且今文学说特别迷信谶纬之术，根据董仲舒的 “受命”理论，真命天子在位应该有各种“祥瑞”或“符瑞”出现，如黄龙、麒麟、凤凰、甘露、朱草、灵芝等：

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室，流为鸟’，此盖受命之符也。

而当天子出现过失时，“上天”则会用种种“灾异”来提出“警诫”和“谴告”：

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政，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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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自然灾害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汉宣帝时祥瑞出现得很多，但到了元成哀平四朝，灾异却频繁出现，于是在上上下下的迷信中，全天下都充斥着“汉朝药丸”的氛围。汉元帝开始，西汉社会确实开始走下坡路，用一句时髦的话说，就是进入了经济的新常态。因为既得利益者的大肆掠夺，社会上升通道阻塞、社会矛盾丛生，以至于名臣鲍宣有著名的《民有七亡七死疏》，但客观地说，虽然贫富差距巨大，但这个时期离昭宣中兴不过几十年时间，人民财富得到空前积累，人口达到惊人的6000万人的规模，汉朝国力并没有很大衰退，很多矛盾也并不是根本性的，若是拿中国两千年帝制的不同时期来衡量，那离农民起义还远的很。然而那些被公羊学洗脑的儒生们却不这么看，他们根据自己的一套“天人感应”的神学理论，坚持认为已经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帝位必须禅让给其他的有德者。包括各种真真假假的谶纬、五行、星象都源源不断地出现。甚至在汉昭帝时，就有一个儒家书呆子眭弘上书要求昭帝退位：

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

可悲的是，连该学说的主要受害者汉朝皇帝们对此也是深信不疑，如汉哀帝就搞了一场“再受命”的闹剧，他自称“陈圣刘太平皇帝”，“陈为舜后，刘为尧后。以舜代尧。一应天命”，并恢复前代一切已废的神祠凡七百余所，一年祭神三万七千次。结果并无个卵用，他自己也在25岁的壮龄去世，将皇位留给了自己才7岁的堂弟。这时王莽再度粉墨登场，所谓天下望治，待圣人出，而王莽看来就是这个公羊学家们所期盼的大圣人，当时甚至有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上书，请授予王莽“九锡”，也就是支持他取代汉帝登基，无论天时与地利如何，起码在人和上，在理论界与舆论界，王莽占据了制高点，为自己赢得了一个比较宽松的治理环境。然而可惜的是，短短几年的功夫，王莽就把一手好牌打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