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看过马季这个相声，《同喜同乐》就不会那么让人反感了村晚年年有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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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晚年年有话题，今年到非洲。一个小品《同喜同乐》，瞬间激起千重浪。小品事小，如何理解中非关系事大。几乎是村晚刚一结束，一篇声讨村晚这个小品涉嫌种族歧视的文章就刷爆了网络。批评村晚的和给村晚洗地的又是一团混战，让本来没有那么复杂的问题，突然变得复杂起来了。

与此同时，马季与唐杰忠1973年关于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的相声《友谊颂》也在朋友圈火起来了。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只要看过村晚这次的小品，又看过《友谊颂》的人，其实并不难理解这个小品为什么会让中国观众感到反感。

这个小品有没有问题？当然有，而且问题很大，但并不是所谓的种族歧视的问题。《经略》昨天的评论实际上已经指出了这一点，并就所谓反对种族歧视与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关系进行了简单的分析。

只要稍微认真一点读过这篇文章的人，只要不难读出下面这几层简单的意思：

第一，并没有否认这个小品有问题，这是《经略》参与讨论这个话题的大前提；

第二，种族歧视并不是那篇文章中说的那个意思，而是有其自身的历史源流和具体指涉的；

第三，也就是逻辑推论，实际上已经很清楚了，《同喜同乐》的问题是不能用种族歧视来涵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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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篇文章已经指出了，同样是修铁路，上一次援建坦赞铁路，现在援建蒙内铁路，这种做法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好事。只是在如何理解和解释在非洲修铁路这件事上，《友谊颂》和《同喜同乐》完全是两种不同方式的叙事。

《友谊颂》强调了中非人民的友谊，强调了中国援建铁路是中国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工人在勘测过程中并没有像以前的殖民者那样享受特权，而是和当地人民一样，同吃同住同劳动，相互尊重，友爱团结，互助互利。同样，中国在当地所做的事是当地人民所需要的事，而不是像殖民主义国家那样，做自己需要的事和他们认为当地人所需要的事。

作为一个有过这样的历史经验的国家，在1990年代以前出生的中国人多少都对国际主义耳濡目染，有所了解，对《同喜同乐》的叙事感到反感，不能接受。这是非常自然的，也算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遗产之一。

《同喜同乐》的叙事方式确实是有歧视，但并不是种族歧视，而是无差别的歧视比自己更弱小、更贫穷的人和国家、地区，正如在这个叙事模式里，对比自己更富裕的国家、地区和人都非常欣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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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喜同乐》的叙事模式其实很简单，是用自己的模式去想像和理解别人的想法。村晚小品中经常出现农村来的保安爱慕小区里年轻貌美的业主，而这样的业主往往要么嫁美国人、欧洲人，最差也是台湾人、香港人。《同喜同乐》就像一个刚过上小康生活的城市中产阶级想象着，中西部人民都梦想着到北上广来生活，就像他们渴望去美国、欧洲一样。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中西部确实有人希望能够到北上广去生活，但并不是所有的中西部人民都渴望到北上广去生活，他们更希望的是在北上广挣钱，然后回到自己的家乡去生活。他们之所以来到北上广，只是因为在现在的资源配置方式之下，人作为一种市场要素和资源，只能跟着资本走，资本去哪里，他们就要去哪里。既然资本集中到了北上广，那么他们也就只能去北上广。

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经验在《友谊颂》中体现的就是，中国并不认为把非洲变成中国就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也不认为每个非洲人民都想要到中国来生活。它对中非关系的理解是，非洲和中国一样，都需要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但中国的道路并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非洲人民会找到自己的道路，中国并不是越殂代疱，给他们方案，而是帮助他们去实现他们自己的方案。

正如前三十年确实集中了全国的优质资源集中建设了一批重点工业城市，但同时国家也一直在强调这些城市要反哺那些还很落后的地区，所以才有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建设边疆”。中西部地区也需要工业化、现代化，但并不是要让中西部也变成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更不是让中西部的人民都到北京、上海来生活，而是要让这些地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式，而北京上海这些发达地区则是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去帮助他们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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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颂》体现的是一种授之以渔的方式，而《同喜同乐》则带有强烈的暴发户心态，要越殂代疱，以自己的暴发户心态去理解和想像当地人的想法。而在这种理解方式的背后，则是对中非关系的想像模式中，一方面是把自己想像成美国，把对方想像成中国，另一方面则是以为自己非常想去美国，就以为对方也同样非常想到中国。

所以，修铁路确实是好事，但如何解释这种好事，并解释好，是另一回事。承认修铁路是好事，并不意味着就必须认同《同喜同乐》的理解方式，批评《同喜同乐》也并不需要一定要承认它就是犯了种族歧视的错误。

中国这些年来的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一点毫无疑问。但如何解释这种成就，究竟是学习美国才取得的，还是坚持自己的发展方式和道路才取得的，这是另一回事。在这种解释背后隐含的则是中国究竟如何想像自己的未来，是真的要把中国变成另一个美国，还是要摸索出另一种模式？

随着中国的发展，回答这个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紧迫。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中国的未来，也关乎世界的未来。这需要摸索，也需要讨论，当然也可能会出现错误，当然也就可能出现批评。但应该肯定是，在时隔多年以后，在村晚这样的舞台上，开始重新叙述中非关系，这本身就已经是进步。至于这个叙述出了问题，当然该批评就批评，该否定就否定。总之，既不要投鼠忌器，也不要因噎废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