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是如何从欧洲走向世界的？ 201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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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访问法国时，法国总统马克龙指出，土耳其目前“没有机会”进入欧盟。而早已对欧盟在土耳其问题上的“拖沓”心怀不满的埃尔多安也回敬道，土耳其厌倦了对欧洲的多次请求。

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来，以凯末尔为代表的政治精英们认为，奥斯曼帝国，即土耳其的过去，本来就不应该存在，因为正是帝国的存在让土耳其民族落后、屈辱。到1994年再次开放奥斯曼时期的档案之前，土耳其一直奉行着“向西看”的战略，认为只有加入到欧洲的阵营当中，土耳其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以及文明富强。

然而，21世纪以来，随着埃尔多安上台执政，土耳其的对外观念发生了转变。她不再跟随着欧洲的步伐亦步亦趋，而是加强了自己的伊斯兰属性；她借着中东乱局中自己的地缘优势，游离于西方、俄国、“伊斯兰国”之间，攫取利益；她凭着自身G20成员之一的强大发展潜力，向世界宣扬自己的价值观念。土耳其用自己的行动说明，自己要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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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总统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回顾土耳其的历史，就会发现奥斯曼帝国也经历过一个从地区强权走向世界帝国的过程，而且其手段与当今的土耳其对比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如果说塞利姆一世执政之前，奥斯曼帝国的基本国策是“加齐精神”，在“东方与西方两头均衡扩张”的话，那么其执政之后，奥斯曼则逐渐把目光投向东方，进一步加强自己的逊尼伊斯兰特性，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帝国。到了苏莱曼时代，奥斯曼的统治者通过一系列的理论阐述，确立了苏丹是奥斯曼国家的皇帝（??????，传统上是波斯统治者的称号）的同时，也是伊斯兰共同体的“哈里发”。

伊斯兰世界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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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斯兰的古典时期，哈里发掌握着伊斯兰帝国的最高权力，不但对所有的臣民具有政治上的管辖权，在法律上也能干涉伊斯兰法学家的法律解释。进入10世纪以后，长期的战乱以及派系斗争消耗了阿拔斯王朝的国力，中央政府权力式微，地方诸侯为了获得合法性，一方面继续奉哈里发为天下共主，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强对伊斯兰法的实施，以争取法学家对自己政权的认可。

而法学家群体尽管对掌握军政大权的地方统治者的“道德”水平心怀不满，出于生存的需要，他们不得不在明面上支持这些统治者，但同时他们进一步牢牢掌控伊斯兰法的解释权，加强与哈里发和哈里发制度的联系，维护伊斯兰世界形式上的统一。

到了塞尔柱王朝时，掌握行政军事大权的苏丹企图进一步染指法律解释权，因而马立克沙把首都迁往巴格达，直接控制哈里发，甚至有取而代之的想法。面对世俗统治者对哈里发制度的质疑以及挑衅，知识分子们虽然不敢公开对抗，但是却在理论阐述上作出了一些调整。

10世纪的法学家马瓦尔迪的《政府的法度》（??????? ?????????）、11世纪安萨里的《劝谏书》（????? ?????）以及尼扎姆·莫尔克的《治国策》（?????????）等等都对哈里发的权威问题进行了相关的阐述，即：尽管哈里发丧失了权力，他对于伊斯兰共同体依旧存在着现实意义。他的存在代表了先知时代政治遗产的延续，是伊斯兰共同体凝聚在一起的象征。

1258年蒙古人攻陷巴格达，摧毁了阿拔斯王朝的残余势力，哈里发制度不复存在。虽然马穆鲁克王朝拥立了一位影子哈里发，但是这次他连象征性的权力也没有了。在蒙古入侵之前，地方统治者的权威被放在哈里发的后面，这体现在清真寺礼拜的呼图白中。

伊玛目同时赞颂哈里发和统治者的名字。而影子哈里发迁往开罗后，反倒是哈里发要对马穆鲁克苏丹致敬。14世纪，无论是萨拉菲宗师伊本·泰米叶，还是历史哲学大师伊本·海勒敦，都坦言此时哈里发制度在伊斯兰世界中已经“无足轻重”了。从法理学的视角上看，哈里发权位的缺失似乎终结了伊斯兰世界法律上的统一性。再加上自10世纪以后法学家对法学创制的限制，伊斯兰法的灵活性受到了约束，难以对新时代的情况作出系统且理论化的回应。在国际局势出现变动的背景下，伊斯兰国家显得有些应对乏力。

伊斯兰认同的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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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上述对哈里发制度观念的变化仅限于伊斯兰文明的核心中东地区。相反，在中东地区以外，广大的穆斯林信众却仍怀有“哈里发”的概念，这种现象在环印度洋地区十分明显。南亚次大陆德里苏丹国的统治者在即位的时候，一般都会派遣使节前往开罗，请求阿拔斯王朝的影子哈里发承认其对当地的统治。至于在印度洋地区的群岛上，穆斯林对哈里发国家的向往及怀念之情更甚。

此时，往来于环印度洋区域的穆斯林商人乐于表明自己是“哈里发治下的臣民”，在清真寺的聚礼当中颂扬古典伊斯兰帝国时期的哈里发，而并不是某个具体国家的主权者。有学者指出，这种现象表明了印度洋区域穆斯林“商帮”的巨大影响力。这些“商帮”游离于统治权威之外，依照自己的规则建立了一个“共同体”，通过表明自己的穆斯林身份而提高团体凝聚力，同时获得包括中东地区穆斯林在内的其他团体的支持，形成自己相对于亚美尼亚人、犹太人等商业团体的优势。

另外，这些穆斯林群体凝聚力提升的最为显著的表现就是他们日益重视履行朝觐的功课。这项活动除了可以让他们增强归属感之外，还增进了各地穆斯林交流以及进行经贸活动的频率。然而，鉴于其自身的脆弱性，他们希望得到伊斯兰国家的保护，因而他们提出了“两圣地的仆人”的概念以及对“哈里发制度”的构想，并逐渐把“哈里发”与“两圣地的仆人”这两个概念联系起来。

印度洋地区穆斯林的做法逐渐引起了中东地区穆斯林统治者的关注，刺激了统治者对它进行管理以及利用的欲望。埃及法蒂玛王朝时期，由于其哈里发信奉什叶派，埃及对麦加、麦地那两座圣城的管理比较松散，当地的基础设施落后。

统治者对穆斯林朝觐的义务重视程度也不高，而此时伊斯兰世界的穆斯林朝觐者数量也不多，因此政府基本上对圣地的情况不闻不问。哈里发国家的灭亡唤起了穆斯林的危机意识，他们逐渐认为有必要加强伊斯兰世界内在的凝聚力以应对这个史无前例的局面。

上述朝觐活动的复兴就是这种凝聚力增强的重要表现之一。穆斯林“商帮”运用自己的财富，组织起前往麦加的庞大船队，在朝觐的同时拓展对外贸易。但是他们缺乏主权者的支持，在国际上易于受到海盗、国家主权的威胁。在马穆鲁克王朝的资助下，圣城的基础设施得到了修缮，法学、教义学院校以及苏非道堂被陆续建立起来。

统治者有意识地对朝觐事业进行引导，通过它加强与世界各地穆斯林团体之间的互动。也正是在马穆鲁克王朝时期，“两圣地的仆人”这一称号逐渐被广泛地应用，来增强马穆鲁克苏丹的统治合法性。

另外，以往为哈里发所保留的派遣皇家仪仗队（????）到麦加的权利也被马穆鲁克苏丹所沿用。久而久之，在广大穆斯林心目中，埃及苏丹同时也兼任朝觐事业的守护者，民间的构想以及愿望上升到了政府的层面，为统治者的欲望所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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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西鲁丁·图西

除了政府和民间团体，伊斯兰学者也从法学以及政治学的角度出发，为伊斯兰世界政府形式的构建提供新的答案。阿拔斯王朝灭亡以后，伊斯兰世界东部地区对政治合法性的理解也发生了改变。此时，对于他们而言，统治者是哪个民族、哪个部落的问题已经变得不重要，也不是他们所能够决定的，而是否“正义”则成为了他们衡量一个政权是否合法的标准。

在这里，所谓的正义指的是统治者维护公正秩序，实施伊斯兰法的力度以及能力。典型的例子便是纳西鲁丁·图西《引述的基础》（???? ????????）中所提到的观点：政治是一门工艺，从事它就像从事其他行业那样有专门的技术；另外，由于理性缺失，大众容易受到辩论所蛊惑，因而统治者要心怀正义，引导民众。

而他在答旭烈兀有关统治的合法性问题时指出：正义的外来统治者比不正义的穆斯林统治者更应该被接受。他的这个回答反映了那个时代伊斯兰知识分子对国家构建的新想法，一定程度上传达了他们无力对抗现实并采取妥协态度的无奈。伊斯兰学者与统治者的合作关系逐渐构建起来，并转变为学者为统治者服务的关系模式。到了16世纪，这种政治理论进一步发展成“公平循环论”，其核心内容是：

没有军队就没有王权

没有财富（来自人民）就没有军队

主权者正义则民众忠诚

正义需要世界的和谐

世界是花园，国家是藩篱

用法律（伊斯兰法）规范国家行为

只有王权才能保证法律（伊斯兰法）的实施

这是对16世纪时奥斯曼帝国政治体制的深度概括，可以看出这样的政体实际上是国家（君主）-军队-意识形态（宗教）高度结合。这个理论也从个人、国家、国际三个层面回答了伊斯兰世界的运行准则。

总之，虽然哈里发国家的灭亡一度让伊斯兰世界感到无所适从，但是在民间、政府以及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新的伊斯兰认同被逐渐树立起来。

奥斯曼帝国的扩张：一种文化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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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15、16世纪的伊斯兰世界而言，尽管内部的危机没有解决，但是此时又面临着新的威胁，它来自西方。进行了7个世纪的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走向了尾声，1492年，卡斯蒂与阿拉贡的联军攻陷了格拉纳达城，伊斯兰丧失了最后一个在西欧的立足点。在同一时代，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而达·伽马则乘坐载有重炮的战船绕过了中东，直接抵达印度，西欧国家的宗教热情空前高涨。

大航海的顺利进行以及对伊斯兰国家战争的胜利让西班牙和葡萄牙感觉到新的“属于基督教世界”的时代已经到来。1494年，在教皇的主持下，西班牙与葡萄牙签订《托德拉西亚条约》，把整个世界划分为两部分，分别归属西班牙和葡萄牙。达·伽马返回葡萄牙不久，国王曼努埃尔一世就宣称自己是“万王之王”，是“埃塞俄比亚、阿拉伯、波斯以及印度的征服者，大航海家及商业的守护者”。

他派遣舰队占据印度洋的战略要冲，封锁红海和波斯湾，穆斯林传统的贸易路线被切断。20世纪时印度首任驻华大使，同时也是学者的潘尼迦对这段历史评论道：“对于人类的航海事业而言，达·伽马的活动算不上什么。这一事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达·伽马乘坐的船只上载有20门炮。”葡萄牙人的到来改变了印度洋地区的文化观念，和平享有海洋航线的时代过去了。葡萄牙官方呈递给教皇的信件中说道：“葡萄牙航海的目的是封锁红海，让埃及的财政崩溃。随后占领埃及，最终夺取耶路撒冷。”其意识形态的含义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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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与印度洋

面对严峻的海洋安全形势以及意识形态对立问题，伊斯兰国家被迫组织起来。自16世纪初以来，马穆鲁克王朝、奥斯曼帝国以及印度的古吉拉特苏丹国便定期组织海军力量打击远道而来的“葡萄牙海盗”。而马穆鲁克王朝尤其注重宣传自己“两圣地的仆人”的身份，企图以保护朝觐的海上交通要道为名，联络环印度洋地区的穆斯林，塑造马穆鲁克王朝的国际威望。但是穆斯林们很快发现，埃及和古吉拉特并没有承担如此重任的实力，而在印度洋区域频频出镜的奥斯曼军队给该地区的穆斯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后，印度洋地区的穆斯林就希望奥斯曼帝国取代马穆鲁克王朝的角色，成为“两圣地的仆人”以及“哈里发”。

就此时的奥斯曼帝国而言，除了葡萄牙的威胁，还面临着萨法维王朝的挑战。伊斯玛仪强大的号召力鼓动了安纳托利亚地区大批具有什叶派倾向的土库曼部落民反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权威，而巴耶济德二世的政策是把部落民迁往巴尔干半岛，继续坚持祖训“在东方与西方两个方向上均衡扩张”。长期在安纳托利亚东部担任总督的塞利姆认识到了这些挑战对奥斯曼帝国建立自身主导地位的危害。首先是经济方面的危害，葡萄牙和萨法维王朝都是奥斯曼的敌人，他们的存在会切断奥斯曼帝国前往东方的路线，大大增加了奥斯曼帝国进行对外贸易的成本。然后是意识形态上的对立。

萨法维王朝的合法性建立在苏非哲学以及什叶派法学的基础之上，对游牧民拥有极强的号召力，其反传统、反特权的“骨拉特”思想是对奥斯曼这一逊尼派帝国的合法性的一种否定。而葡萄牙人则依靠海上力量宣称自己是全球性的帝国，并以复兴基督教在中东的势力为己任，它同样与奥斯曼帝国的“加齐精神”相抵触。

因此，塞利姆登基之后，奥斯曼帝国的发展战略发生了变化，以东向战略取代了穆罕默德二世时代的西向战略。在武力进攻萨法维王朝和马穆鲁克王朝的同时，他开始筹备将来在印度洋地区展开行动所需要的资料，鼓励学者翻译波斯语、阿拉伯语的地理学著作，支持旅行家撰写游记，为奥斯曼后来在印度洋的行动打下知识基础。另外，随着奥斯曼帝国逐步建立起对埃及的有效统治，政府官员与活跃于印度洋地区的商人团体的联系得到加强。

苏莱曼执政以来，其任命的大维齐如易卜拉欣帕夏、哈迪姆·苏莱曼等都有担任埃及总督的经历，他们着重经营奥斯曼帝国与印度洋穆斯林国家以及穆斯林“商帮”的关系，同时建立自己的海军力量与葡萄牙抗衡。在几任大维齐的努力下，到16世纪中期，奥斯曼帝国在印度洋的势力具备了一定的规模。

尽管鲁斯塔姆帕夏一度阻止印度洋事业的拓展，认为国土之外的异国商人“不可信任”，但是以埃及总督和来往于印度洋地区的商人为核心的利益群体已经形成。总督依靠埃及地方的赋税以及商人团体的帮助继续开展活动，打破了葡萄牙对红海以及波斯湾的封锁，维护了印度洋地区的自由贸易。

但是，奥斯曼帝国对印度洋沿岸地区的控制是脆弱的，无法有效限制印度洋区域里商人群体的活动意向，更无法完全驱逐葡萄牙人，而维持在印度洋的海军力量以及政治存在的成本十分高昂。

到了17世纪，欧洲方面对奥斯曼帝国的威胁急剧上升，使她不得不撤回在印度洋地区继续投放资源的努力，转而专心应付欧洲事务。奥斯曼帝国的退缩反倒促进了中东与印度洋区域民间交流的进一步发展与繁荣。随着萨法维王朝、莫卧儿帝国以及英国和荷兰的崛起，她们填补了由于奥斯曼的退却以及葡萄牙的衰落所留下的权力真空，印度洋区域进入到新一轮的博弈中。

奥斯曼文化认同的再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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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人本是生活在安纳托利亚西北边陲的突厥部落民，随着领土的扩大，其统治结构逐渐复杂起来。由于其政治文化是塞尔柱王朝以及罗姆苏丹国的延续，奥斯曼国家统治的构建无疑带有一定的波斯色彩（Persianate）。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穆罕默德二世接受了传统上用来形容波斯统治者的“皇帝”（??????）称号，国家的统治结构逐渐往中央集权发展。

与此同时，长期处于波斯文化熏陶下的突厥统治精英发现波斯式的诗歌体历史书写十分适合用来颂扬君主的文治武功，而在这方面，11世纪波斯诗人菲尔多西的《列王记》（???????）堪称模范。于是，书写历史的人便采用这种体裁歌颂奥斯曼苏丹的“征服大业”，歌颂穆罕默德二世以及塞利姆的丰功伟绩，写下了无数的“皇帝大传”。一如菲尔多西的《列王记》，这些皇帝大传主要也是用来在社会范围内唤起一种“民族”激情，或者是集体的回忆，树立起对“奥斯曼王朝”的认同心理，为国家的中央集权政策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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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天文台

奥斯曼帝国在征服了叙利亚、埃及等阿拉伯地区之后，苏丹从那里继承了“两圣地的仆人”以及“哈里发”的称号。对于当时印度洋区域的穆斯林而言，奥斯曼苏丹继承这种身份可谓“众望所归”。

然而，更高的威望意味着更大的责任。塞利姆在这一方面表现的异常谨慎，考虑到对抗葡萄牙的战略需求，塞利姆小心翼翼地采用了“两圣地的仆人”的称号，并在大马士革设立了“埃米尔·哈吉”（朝觐队伍领班人）这一职位，对前往麦加的朝觐活动进行了严格的管理。直到苏莱曼派遣大维齐易卜拉欣帕夏镇压了埃及的叛乱并返回伊斯坦布尔之后，重新构建“哈里发制度”才被提上日程。

16世纪30年代以来，随着印度洋地区航海活动成果的初步显现，以及对萨法维王朝战争的胜利，奥斯曼的国家构建走到了新的台阶上。苏莱曼时期，奥斯曼帝国的对外文化观念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转变，从原来对获取实际利益（如财富、土地）的重视转变为对荣誉以及国际地位的追求。

早在20年代易卜拉欣帕夏担任大维齐时期，奥斯曼帝国的统治精英就讨论过构建一个“哈里发国家”所应具备的条件。1540年代，借着征服匈牙利的伟大胜利，苏莱曼的首席大法官艾布·乌苏德在给《布达法典》（????????? ???）撰写前言的时候提到苏丹苏莱曼是“真主世界之主的先知的哈里发”“最高伊玛目国家的主人”以及“哈里发帝国的继承人”。

这在奥斯曼帝国法学家以及官员当中激起了激烈的辩论，直到1554年大维齐鲁特非帕夏（Lutfi）写下了一篇关于政治合法性论证的论文《以伊玛目的智慧拯救伊斯兰共同体》（???? ????? ?? ????? ??????）。

该论文指出，任何一个统治着一定疆域的君主，只要其坚守正义的原则以及遵守伊斯兰法的律令，那么他就是自己疆域内的哈里发。当然，他的潜台词是奥斯曼苏丹由于势力强大，有资格代表整个伊斯兰共同体，成为伊斯兰世界的捍卫者。至此，奥斯曼苏丹哈里发身份的构建工作最终完成。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个哈里发的称号持续了很短的时间，而且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苏莱曼统治的后半期，虽然帝国十分强大，但是她的大规模扩张活动基本上停了下来，而且国际环境还依旧十分脆弱。她几乎同时与哈布斯堡王朝、萨法维王朝以及葡萄牙在印度洋的势力为敌。

此时奥斯曼苏丹强调自身哈里发的身份，更多地是出于其建立地区霸权、提高国际威望的目的，从意识形态的高度上应对敌人的威胁。随着奥斯曼帝国对外征服活动的退潮以及在印度洋区域影响力的下降，奥斯曼的统治者刻意避免使用“哈里发”的称号，而“两圣地的仆人”这个称号则得到沿用，主要是借此加强对圣地以及朝觐活动的管理，剥削朝觐者，获取经济利益，并在不再承担或尽量少承担“哈里发”的义务的情况下继续保有对穆斯林的影响力。

再者，尽管包括萨法维王朝在内的伊斯兰国家都对奥斯曼苏丹哈里发的身份表示承认，此时之哈里发已经不再是古典时期的哈里发了。奥斯曼时期哈里发的概念是与“两圣地的仆人”以及“伊斯兰世界的捍卫者”甚至是苏非哲学（比如普世主义还有有利于扩张的“马赫迪复临”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其象征意义远高于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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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3年奥斯曼帝国的航海图，包括了非洲西海岸以及美洲大陆

15、16世纪以来奥斯曼帝国的文化认同经历了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继承自塞尔柱王朝的波斯文化被用来凸显苏丹的文治武功，增强奥斯曼统治精英的凝聚力以及认同感，巩固正在崛起的奥斯曼国家，激发南征北战、对外扩张的热情；而在奥斯曼向东看，构建世界帝国的时候，其逊尼派特性得到进一步增强，其目的在于在对抗中树立起自己的国家认同，为对外征战和扩大影响力构建新的理论基础。借着多重文化尤其是伊斯兰政治文化（哈里发制度）的塑造，一个“伊斯兰式”的世界霸权被建立了起来。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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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8年蒙古人摧毁阿拔斯王朝以来，伊斯兰世界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混乱、无序、茫然以后，最终又在民间、政府、知识分子的努力下构建了“伊斯兰认同”的新定义。在哈里发制度不复存在，伊斯兰法难以全面实施以及民间团体缺乏保护的情况下，三者从各自的实际需求出发，重新阐述伊斯兰政治制度的理想模式。但是，由于三者之间又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随着时局的变化，这三种主张逐渐合流，“伊斯兰世界”甚至“伊斯兰”本身的含义都有了一定的变化。

奥斯曼帝国在这样的一种时代背景下崛起，其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的机遇以及挑战，使她不得不在扩张的同时不断对自己进行重新定义。16世纪，在奥斯曼帝国对外扩张的过程当中，“哈里发”这个概念只是其自我定义的诸多身份当中的一种，主要为奥斯曼帝国在印度洋区域扩张自己的影响力以及对抗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哈布斯堡王朝、萨法维王朝、葡萄牙）而服务，毕竟这种以提供公共物品为主的“哈里发”观念是印度洋区域穆斯林的构想，除了能够增加威望之外，对获取现实的政治优势意义不大。

总的来说，奥斯曼帝国在国家崛起的过程中善于运用多种观念、力量来构建自己的身份认同，尽最大的可能团结一切积极的因素为自己的对外扩张服务。

反观当今土耳其的政策转向，不得不说它与16世纪奥斯曼帝国所处的背景有一定的相似性。在“西进”的策略进展不顺利的情况下，改变对自身的地缘认知，通过调整自身的定位而寻找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要想继续推行“向东看”的战略，争取伊斯兰国家的支持与合作，加强双方的交流与信任，那么土耳其就需要增强自身的伊斯兰特性，而这在共和国建立多年以来所走的“世俗化”“西方化”道路显然存在着冲突。土耳其在未来如何在改变国家发展方针的同时，构建一个适合新形势的国家认同，平衡“欧洲优先”政策与加强同伊斯兰世界的联系这两个目标，可以说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今日主笔 \ 徐伟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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