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校第三次布局调整：深圳青岛们的机会来了高校争夺则是地方经济大市能动性体现

理性·建设性

高校争夺则是地方经济大市能动性体现，它们企图通过引进高校的方式，弥补历史的“缺憾”。

城市间的人才争夺趋于白热化，引进高校的热潮随之兴起。大学与城市互融共生的序幕正在徐徐拉开。

1月26日，深圳市市长陈如桂在回答记者关于教育的提问时称，“再过三五年，深圳的高等学校在校生要超过25万人，成为高等教育强市之一”。

在具体的建设方案上，陈如桂表示，“深圳在办好深圳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等本地大学的基础上，将加强与国内外著名高校合作，争取建成若干高水平大学，建设更多高水平、有特色的学科、专业，希望通过高水平办好高等教育来推动深圳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的建设”。

深圳市一直是改革开放的先锋城市，与北京、上海、广州同跻一线，然而由于历史原因，高等教育较其他一线城市，发展较为薄弱。2016年10月，深圳印发了《关于加快高等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经过10年左右努力，建立国际化开放式创新型高等教育体系，将深圳建设成为南方重要的高等教育中心。

近几年，深圳市政府大手笔不断，接连引进多所国内外名校，高校“朋友圈”的扩容速度惊人。截至目前，深圳已引进近20所985、211高校。而在2005年，深圳的高校总量只有5所。

“目前涌现出的高校引进热，是1949年后中国高校布局调整的第三次热潮。最为典型的城市便是北边的青岛、南边的深圳。”无锡太湖学院高教研究所所长阙明坤告诉经济观察报。

高校争夺战

“高校争夺战，南边有深圳、北边有青岛”，2017年2月，时任青岛市委书记李群在省人大会议分组审议时这样说道。

自2012年起，青岛开始发力引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同时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支持政策，努力营造“大学城”的氛围。2016年初，青岛出台了《关于加快引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意见》，决定设立100亿元高等教育发展基金，明确对引进的国内外优质高等教育机构提供资金、土地等一系列政策支持。

仅2017年上半年，青岛市便分别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北工业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和剑桥大学4所高校签署合作协议或备忘录。截至目前，与青岛市政府签约来青的高校已有30所。

除了深圳、青岛外，众多城市也纷纷加入到“高校抢夺大战”中。2017年9月底，浙江大学宁波校区召开筹备会议，宣布了相关领导的任命安排，次月举行了第一次扩大会议，浙江大学宁波校区呼之欲出。

1949年后的中国高校布局曾经历过几个发展阶段。计划经济时代，高校布局由中央行政力量主导，高校聚集于北京、上海、武汉和西安等几个大区的中心城市。改革开放初期，各地区经济发展，高校布局逐渐分散。近十年，沿海发达省份的经济大市快速崛起，引进高校、发展高等教育的热情逐渐高涨。

在地方引进高校的潮流之下，另一股暗流在同时涌动。区别于增加高校数量，一些地区正采取合并组建、调整撤并高校的方式，优化本地的高校布局结构，以北京、上海最为典型。

2016年，上海市两所地方财经类院校，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和上海金融学院完成合并，组建为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今年1月，上海市两会上又传出将把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与上海商学院合并的消息。

“北京、上海高等教育资源充沛。建国初期，两地的重点大学数量约占全国50%，经历多次调整，双一流占比仍接近35%，因此选择通过合并重组的方式调整结构。但深圳一类高校数量少的城市则主要考虑引进高校。大多数城市，尤其是新一线城市，以增加高校数量为主要思路。”中国农业大学人事处杨家福老师对经济观察报表示。

两种政策逻辑看似背道而驰，最终目标却是一致，即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相比于采取合并重组方式的一线城市“老大哥”，积极引进高校的这些城市有着共同的特点——财力雄厚，但由于历史原因高等教育资源匮乏。“新一轮高校争夺战中的城市有一个共同特点，地方政府经济实力雄厚，处于经济百强县前列，对人才引进和科技创新有较大的实力和兴趣，比如江苏的无锡、浙江的宁波、山东的青岛。”阙明坤说。

高校争夺则是地方经济大市能动性体现，它们企图通过引进高校的方式，弥补历史的“缺憾”。“这些城市现有的高等教育资源与经济地位存在明显差距，对于进一步发挥国家经济中心优势极为不利。尤其是深圳，作为一线城市以及科创中心，高等教育资源积淀不足成为制约其发展的一个瓶颈。”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陆铭向记者分析。

一场大学与城市的共谋

如果说人才是城市的血液，创新是城市的灵魂，知识经济时代，高校便是城市的动力来源，为城市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血液，并塑造出无可替代的城市之魂。

高校引进热的背后，是各地对人才的争夺和储备，为了下一轮的一线城市竞争做准备。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朱晨表示，已有不少研究证明了高等学校对促进本地经济发展的正面作用。“相关研究表明，大学所在的城市每吸引一个毕业生留下工作，不但能增加本地劳动力市场中高技能劳动者的占比，而且会促进本地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引进中外名校，一方面，这些高校自身会吸纳大量高水平科研工作者，促进地区的产学研发展；另一方面，这些高校通过高等教育会输出大量年轻的毕业生，为本地劳动力市场提供稳定的高技能劳动者源泉。”她说。

同时，一些新兴城市寄希望于创办高校来提升自身的形象、知名度和招商环境。“引进高校后，城市能够提高形象和综合竞争力，带动招商引资，促进经济产业转型升级。”阙明坤表示。

相比于扶植培育本地新高校，对于城市而言，直接引进国内外名校是推动地方高等教育层次提升的一条捷径。“高校的发展有很强的历史传承特点，新成立的大学难以在短时间内形成品牌效应和历史积淀。”陆铭认为。

朱晨也表示，一所地区普通高校成长为国内名校道阻且长，短时期内难以吸引高素质人才。相反，引进名校的方式既能借力名校的招牌，又有本地高校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办学起点高于自建高校。“对地方政府而言，引进名校能够更快更好地吸引人才，显然是个更好的选择。”

与此同时，不同于过去的关门办学，高校近些年也逐渐开起门来，与政府、企业加强合作。高校的发展需求与城市的引智需求犹如两个齿轮，相互咬合。高校引进热的背后更像是一场大学与城市的共谋。

在杨家福看来，保障高等教育质量的核心要素有三点：人才、空间、管理体制。“扩大高校规模，有利于高校优化空间布局，进一步吸引人才，获取地方资源。比如，北京的一些高校因为空间受限，难以为人才提供大的实验和办公空间，发展受到制约。”

对于高校而言，“择木而栖”的动力来自于对未来发展甚至是生死存亡的思量。一些高校希望在经济发达城市设立分校，使自己的办学空间延伸到经济发展的热土上。另一些高校则需要通过规模的扩张度过一场生死劫，例如江浙一带的独立学院。

独立学院是指普通本科高校与社会力量合办的普通二级学院，一般设在某个大学的名下。阙明坤观察到，近几年，江苏、浙江涌现出独立学院迁址办学热，由高校资源密集的杭州、南京搬迁到周边的连云港、绍兴等地。

这与国家对独立学院在办学面积方面的规范要求相关。2008年教育部提出要求，规定独立学院设置标准应参照普通本科高校执行，占地面积不少于500亩。而在此之前，江浙一带多数独立学院与母体共享办学资源，无独立校区，占地面积无法达标。

迁址办学后，独立学院往往能够扩充校区面积，改善办学条件。根据阙明坤的调查统计，2008-2016年间，江苏、浙江两者共有17所独立学院“迁址办学”或签订迁址办学协议。独立学院“迁址办学”后，占地面积大幅提升、办学空间显著扩大、硬件条件明显改善。“从校园面积来看，17所独立学院迁址办学之前占地平均只有200亩左右，迁址办学后均在500亩以上，明显高于搬迁之前。”

引进高校=发展经济？

尽管高校数量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有着明显的正相关性，但高校“择木而栖”之后能否获得成功，仍需等待时间的检验。

在高等教育资源与区域经济发展相结合下，高校形成一种异地办学模式，在母校所在的城市之外另有一个办学机构，名称上冠以“分校”、“校区”、“研究院”、“学院”等。母校与子机构间的关系各不相同，人员配置、管理体制及教学单位设置并没有统一的标准。

一般而言，“校区”倾向于母校与分校一体化管理；“分校”、“学院”倾向于独立运行，但仅从名称上看，难以区分。杨家福告诉记者，区分是否是一体化管理，关键看学位证书，“分校的毕业证和学位证如果与本校相同，则是一体化管理，如果不一样，就是非一体化管理。”

异地办学后，管理半径扩大，高校自身面临诸多难题。“例如在师资问题上，分校的师资如何安排，是主校输血还是本地造血？如果是主校输血，是否会稀释本校的优质资源，师生沟通问题如何解决？如果是本地造血，如何体现分校与本校的整体性？”杨家福说。

在具体的实践中，分校需要在与主校的分、合间寻得平衡。既需要突出本地特色，又需要传承主校的历史文化，发挥品牌效应。既不能与高校定位雷同，也不能完全脱离主体学校。

陆铭认为，分校与主校之间协调成本较大，如何让分校既能够享受到主校的品牌效应，又能够发挥一定的自主性，适应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这是异地办学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如果城市产业发展对于科研创新的需求比较大，并且跟高校发展能够进行有效的结合，外来人口的融合率比较高，那么高校异地办学成功的概率就会比较大。相反，如果一个城市引进高校，没有与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对接，除非这是一线城市，高校的科研教学成果服务于全国，否则很难成功。”陆铭说。

他解释，一线城市有一些天然的优势，例如人才集聚效应，如果非一线城市没有将引进的高校与自身经济的优势结合在一起，就难以在与一线城市的人才竞争中取得成功。“这是非一线城市在发展高等教育时应注意的问题，即将高校发展与本地的技术发展需求相结合。”

与此同时，异地办学能否成功也与地方政府持久有效的政策支持息息相关。尽管许多城市“求校若渴”，但所得与所期并不一定对等。阙明坤认为，引进高校时，地方政府可能存在布局调整的盲目性，造成高校学科结构同质化。另外，高校引进容易成为地方政府一项政绩工程，重引进、轻发展。“在经济新常态下，地方经济有所吃紧，政府的财政投入能否持续保证也是一个问题。”

朱晨曾做过一项关于大学毕业生城市选择偏好的研究，以2005年的高校统计数据为基础，分析大学生对城市的选择概率与地方高等教育资源数量的相关性。“大体而言，一个城市的高校资源越丰富，对人才的吸引也越大。”

但朱晨也发现了诸多反例，也就是尽管高校资源丰富，但大学毕业生的城市选择偏好较低。“比如福州市，虽然是省会，2005年有36所高等院校，但只有0.4%的外地大学生定居于此。还有南昌市，2005年有45所高等院校，选择定居的大学生比例却只有0.4%。”

“大学的数量多寡不是城市留住人才的唯一因素。如果地方政府没有有效的政策支持，从本地毕业的大学生还是会被别的城市吸引。对于大学之于城市的经济促进作用，我们依然需要辩证地看。引进高校只是成功的条件之一，而不是全部。”朱晨说道。

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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